桃江四中78名患结核学生报名高考 能否顺利体检?

  昨天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距离全国高考已不到100天了,湖南省桃江县第四中学364班的78名患肺结核学生仍在担忧自己是否能通过高考体检。

  2017年8月,该班爆发肺结核聚集性疫情。几位患病学生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现在他们仍在服药治疗。

  考虑患病学生实际困难,湖南省教育厅已经同意将患病学生高考体检时间推迟两个月。

  78名学生报名参加今年高考

  2017年8月,桃江四中364班爆发肺结核聚集性疫情,由于患病学生都是高三毕业班学生,高考临近,他们的情况令人关注。据当地政府通报,截至2018年3月19日,桃江四中高三学生共有确诊肺结核病例79例,78名学生已报名参加高考,1人办理休学手续。78名学生中有59名学生已返校就读,4人住院治疗,6人休学治疗,8人可复学未返校,1人复查。

  自从患上肺结核后,原364班的陈欣(化名)一直没有返校,家里帮她请了家教补习功课。眼看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最近的一次复查却让她的高考梦蒙上一层阴影。“3月初我复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至少还要吃一年药,因为肺部的空洞还没有愈合。”陈欣说,自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通过高考前的体检,即使通过了,接下来的大学入学体检也让她非常担心。

  李玉晴(化名)是陈欣的同班同学,她现在已经返校读书,但身体状况还是多少影响了成绩。和陈欣一样,她也还在继续服药,“最少还得服药两个月,而且肺部有伤疤,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体检”。

  湖南省教育厅同意推迟体检

  今年2月下旬,湖南省发布2018年高考体检工作有关规定,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

  北京青年报记者在上述文件中找到了关于肺结核病的相关条款。结核病除下列情况外可以不予录取:原发型肺结核、浸润性肺结核已硬结稳定;结核型胸膜炎已治愈或治愈后遗有胸膜肥厚者。一切肺外结核(肾结核、骨结核、腹膜结核等等)、血行性播散型肺结核治愈后一年以上未复发,经二级以上医院(或结核病防治所)专科检查无变化者。淋巴腺结核已临床治愈无症状者。

  为了避免学生不至于因为患结核病影响高考录取,湖南省教育厅已同意推迟桃江四中患病学生体检时间至6月14日。

  湖南省教育厅工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他们在获悉桃江四中学生爆发肺结核疫情后第一时间核实了这一情况,随后将这一批学生的高考体检截止时间从4月15日推迟到6月14日。桃江县人民政府则发文称,“力争再通过2个多月的治疗,达到高考体检标准。”

  专家称治愈不影响各类体检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结核二科主任高孟秋向记者介绍,绝大多数肺结核患者,经过规范化治疗是可以完全治愈的,但是根据病情的不同,所需治疗时间会有差别:“对于初次患病且对主要抗结核药物敏感的群体,最少需要六个月的治疗期;对于复治的肺结核患者需要八到九个月;而耐多药结核病的治愈一般在两年左右。”

  不仅高考体检要求中对肺结核患者有限制,记者发现,我国2013年出台的《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学校、托幼机构的教职员工及学校入学新生,食品、药品、化妆品从业人员,《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中规定的从业人员等群体都是肺结核的重点筛查群体。

  对此,高孟秋解释,肺结核病在普通招生或就业体检中只有通过胸片这一体检项目被发现,并不会影响其他指标。该病在治愈后,结核菌被杀死了,留下的病灶若被完全吸收,在胸片上将看不到阴影,也无法获悉体检者是否曾得过结核病。如果疾病发现较晚,吸收不是很完全的话,后期虽然完成治疗且痰检等相关检查均为阴性,但还是能够从胸片上看到患过结核病的痕迹,比如纤维硬结灶或钙化灶。

  不过高孟秋补充道,上述两种情况都叫治愈,不会成为个人升学录取和社会就业的障碍,但是需要向有关部门提供曾经接受过规范抗结核治疗的证明、既往的胸片或CT检查结果及痰检结果。

实习生不是廉价劳动力

  如果学校变成“实习套利”的中介,企业也对学生的正当权益视若不见,那么庞大的实习生群体就成为这场“利益合谋”的最大受害者


  这几天,实习生的话题引发广泛关注。山东某高校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出一封“求助信”,信中反映“被学校强迫实习”“一天要干13个小时”“不实习没有毕业证”等问题。高校以实习名义派学生打工的现象,让“学生工”这个老话题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普遍形成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组织动员学生顶岗实习在不少地方都是必修课。正因如此,打着实习旗号、让学生充当廉价劳动力的违规操作,往往多发于职业教育院校,这通常也是此类事件的监管重点。而这封“求助信”的涉事院校则是高等院校,它不仅折射出“学生工”的问题屡禁不止,甚至还出现了向高等教育领域蔓延的趋势。

  应当说,一份合格的实习,能够将理论知识有效转化为实践技能,既能帮助学生提早准备面向职场的身份转变,也是一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实习生不是“学生工”,更不是廉价劳动力,越出边界,性质就变了。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在车间里“装箱子”,假扮民工迎接视察,冒充特警参与强拆……强度大、待遇低,有的具有很高风险,有的甚至涉嫌违法。可以说,这样的实习已经超出了教学与生产的边界,不再是“我要成长”的主动选择,而变成了“不能毕业”的被动要挟,让实习生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

  从表面上看,“学生工”满足了在校生的实习需求,完成了学校的教学任务,疏解了企业的用人荒,似乎实现了学校办学、企业经营和地方发展的多赢。但实际上,把实习生等同于廉价劳动力,不仅违背了实习的初衷,更损害了学生的正当权益。而以往的案例也常常让人反思,“校企结合”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巨大利益链?一份调查显示,一些学校以每人近万元的价格将学生“卖”向市场,并从中牟利,而企业也能以“实习”的名义,以更低的工资使用劳动力。如果学校从教书育人的场所变成“实习套利”的中介,企业也对学生的正当权益视若不见,那么庞大的实习生群体就成为这场“利益合谋”的最大受害者。

  斩断这条灰色链条,需要高悬法律之剑。早在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就印发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强调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但截至目前,我国针对高等院校学生实习的法律法规尚存在缺失,让一些院校钻了空子。保护实习生的合法权益,让实习生不再是“学生工”,不仅需要增强源头治理,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细化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更需要形成托底机制让实习生的利益诉求畅通表达。

  实习是面向未来的选择,更是一种应该受到保护的权利。呵护好每一个实习生追寻更好自己的机会,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全社会的应尽之责。

  莎普爱思公司又有了新麻烦。该公司为滴眼液包装申请的滴眼剂瓶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布无效,莎普爱思公司称正与有关律师事务所洽谈,准备提起行政诉讼。

  2018年1月17日,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603168.SH)发布公告,披露了近日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涉及莎普爱思公司名称为“一次性单剂量药用低密度聚乙烯滴眼剂瓶”的专利。

  公告披露的审查决定书内容:2014年11月4日,公司申请了发明名称为“一次性单剂量药用低密度聚乙烯滴眼剂瓶”的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为ZL201420651984.5,授权公告日为2015年3月18日,本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滴眼液瓶专利被知识产权局宣布无效,莎普爱思拟提起行政诉讼。视觉中国 资料图

  2017年5月27日,无效宣告请求人李春成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实用新型专利“一次性单剂量药用低密度聚乙烯滴眼剂瓶”无效的请求,请求人认为本专利权不具备新颖性及创造性。

  专利复审委员会于2017年8月7日受理该请求并成立合议组对本案进行审查,并于2017年10月26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了口头审理通知书,双方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于2017年12月8日举行的口头审理。

  专利复审委员会于2017年12月27日发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第34330号),根据专利法第46条第1款的规定,对案件进行了审查,宣告公司实用新型专利“一次性单剂量药用低密度聚乙烯滴眼剂瓶”专利权全部无效。

  据悉,“一次性单剂量药用低密度聚乙烯滴眼剂瓶”主要应用于莎普爱思公司单剂量苄达赖氨酸滴眼液产品的包装。

  澎湃新闻注意到,苄达赖氨酸滴眼液即莎普爱思滴眼液的药品名称和主要成分,曾于2017年年底因被质疑通过广告夸大治疗白内障药效而引发争议,随后被食药监总局要求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

  2017年12月28日,国家食药监总局扩大对莎普爱思公司的要求,要求责令河北、吉林、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宁夏省(区)食药监局督促行政区域内七家苄达赖氨酸滴眼液生产企业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并于三年内将评价结果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而此次滴眼液包装的专利被宣布取消,无疑让莎普爱思公司再次陷入被动。

  据上述公告,莎普爱思公司解释称,仅此专利所涉及的单剂量苄达赖氨酸滴眼液产品销售额仅占全部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营业收入51,820.54万元的5.23%,因此,即使该实用新型专利被无效,也不会对公司苄达赖氨酸滴眼液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产生重大影响。

  而在公司拟采取措施中,公告称正与有关律师事务所洽谈,准备提起行政诉讼。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医院抢救患者反遭家属指责 “骂人”视频引争议

  近日,一位女性在医院指责医护人员的视频在网上热传。有网友称,事发于辽宁省锦州市,一名老年患者经抢救苏醒后反问医生“抢救我干啥”。患者家属接通知到医院后,也指责医生,并质疑“谁让你抢救了?”北京青年报记者从锦州市中心医院了解到,事发于1月4日,医院接到患者后进行了检查及抢救,目前患者已无大碍,但却自行离开医院。视频中指责医生的女性为患者女儿,家属已补交医药费。

  抢救患者后遭指责

  据网友反映,近日120急救中心将一名病倒在锦州东湖公园的老年患者送至锦州市中心医院救治,经CT检查为多发脑梗塞。但患者经抢救清醒后,反问医生“抢救我干啥”。医院通知家属后,家属还在医院指责医护人员。

  热传视频显示,一位身穿黑色棉服的女性在医院楼道内对一名医护人员喊话称:“少废话,有你说话的份?你算老几,你穿白大褂的,不是人。”此时,视频中有另一名女性声音称,“抢救过来你咋还这样呢?”听到这句话后,这名穿黑色衣服的女性反问:“谁让你抢救了?”

  家属已补交医药费

  视频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认为视频中女性素质较低,医生救人是费力不讨好,患者应该要感激。也有网友称,需要了解事情经过,要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其指责医护人员。

  昨天,北青报记者电话联系了锦州市中心医院。医院工作人员何欣(化名)介绍,事发于1月4日,当天120急救车将一名昏迷患者送至医院,医院为其垫付医药费做了CT和心电图检查,并进行了抢救。但几个小时后,患者清醒却质疑医生为什么要救他,随后他又自行离开了医院。患者家属接到通知之后来到医院,但却质疑医生“谁让你抢救了?”不过医院证实,家属之后已补交了医药费。

  医院称视频并非医生拍摄

  据何欣介绍,网上的视频拍摄于医院神经内一科病房,但并非医生拍摄。何欣称,“我们平时也经常遇到这种事,我们自己也没必要录,我们也不愿意发。”何欣也表示医生确实有些委屈,“因为需要签字,护士和大夫当时也来回跑,挺辛苦的。”据其介绍,视频中的女性为患者女儿,患者有两个女儿,但可能平时自己还在外流浪。

  昨天,锦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一名护士证实确有此事,但患者经抢救后已经转移到病房,具体情况不愿透露。医院神经内一科工作人员称已不想再谈论过多。锦州市急救中心接线人员称,需跟相关领导请示后才能回复。

  11月18日,世谭总会六届一次年会、中谭总会二届一次会议、中华谭氏立姓2700周年纪念大会暨海南谭会成立大会在海南澄迈隆重举行。

  世谭总会会长谭耀宗和世谭总会、中谭总会核心成员谭海权、谭伟光、谭洲、谭平祥、谭志宏、谭学忠、谭建文、谭耀基、谭子淮、谭伯霖、谭秋英、谭金荣、谭伟兴、谭西振与海南谭会核心成员谭运寿、谭康友、谭孟龙、谭德奎、谭新居、谭晋翠、谭孟春、谭显树、谭彩云等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早上八点半,世谭总会、中谭总会和海南谭氏代表一起为海南谭氏文化研究(宗亲)会揭牌,仪式既隆重又简洁,但特别庄重与规范。

  上午的会议分两个场次进行,第一个场次是海南谭氏文化研究(宗亲)会第一次宗亲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第二个场次是中华谭氏立姓2700周年纪念大会。下午的会议是世界谭氏宗亲总会第六届恳亲大会第一次年会、中华谭氏文化研究总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按照会议议程,全天会议依次进行,井然有序,并且圆满完成了会议任务。

  来自马来西亚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来自中国境内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北京、山东、吉林、江苏、江西、浙江、云南、贵州、陕西、淮海地区等省、自治区、直辖市谭氏宗亲组织和海南省各市、县的谭氏宗亲代表共1200多人参加会议。


  沈阳市公安局大刑侦改革工作启动以来,皇姑分局切实加大工作推进力度,认真按照市局刑侦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第一时间确保人员配备全部到位,场所装备齐全。分局刑侦禁毒大队组建成立后,全面提升队伍核心战斗力,主动深入挖掘案件线索,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连续破获三起有影响的案件。

  科学串并,破获系列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


  2017年7月27日14时许,沈阳市皇姑区某小区发生一起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被盗现金10万元。案发后,办案民警通过调取视频监控录像发现,一名手拎银行纸袋的中年男子形迹可疑。经被害人辨认,该纸袋是其从银行取钱时所用,内有人民币10万元。7月28日13时50分,皇姑区再次发生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件,一名男子持匕首将正在家中的被害人陈某右腿扎伤后逃离现场。经陈某辨认,手拎银行纸袋的男子即为犯罪嫌疑人。

  案发后,皇姑分局刑侦禁毒大队对两起案件开展并案侦查,并对近期全市发生的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件进行梳理,发现2016年以来,皇姑区、铁西区发生类似入室盗窃案50多起,遂立即串联并案,开展侦查。经过大量工作,侦查人员发现韩某(男,49岁)有重大作案嫌疑。8月15日15时许,侦查人员在韩某居住地附近,将其抓获,并在其驾驶车辆内搜出被盗现金11万元。

  经审讯,韩某交代2016年以来,先后流窜于沈阳市皇姑区和铁西区多个高档小区,采取技术开锁手段实施入室盗窃作案50余起,盗窃现金30余万元以及其它财物,并通过其妻子孔某某进行销赃。目前,犯罪嫌疑人韩某、孔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耐心蹲守,破获系列盗窃沿街商铺案

  2017年6月10日,皇姑区某啤酒专营店发生被盗案,现场遗留有一把锤子。案发后,办案民警经过大量调查工作,确定孔某(男,33岁,朝阳市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办案民警立即对该人进行布控抓捕。根据群众提供线索,一名经常出入皇姑区某舞厅的男子,与孔某高度一致,侦查人员立即对该舞厅及周边进行布控。经过两周的耐心蹲守,2017年8月17日15时许,侦查人员将进入舞厅跳舞的嫌疑人孔某抓获。

  经审讯,孔某交代今年以来,先后7次窜至沈阳市沈河、铁西、皇姑等地区,盗窃沿街商铺现金、手机、平板电脑、电动车及高档白酒等财物。目前,犯罪嫌疑人孔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果断出击,破获非法持有枪支案

  2017年8月14日13时许,皇姑分局接群众举报称齐某(男,28岁)曾在网上购买枪支并藏匿于家中。皇姑分局刑侦禁毒大队第一时间介入。经调查,齐某在沈北新区打工,并经常出入沈北新区一家网吧。办案民警在网吧附近摸排后确认齐某在沈北新区某小区从事保安工作。

  2017年8月14日17时许,侦查人员将当班的嫌疑人齐某抓获。经突审,该人交代了枪支藏匿于自己位于皇姑区的家中。随后,侦查人员在其家中搜查出仿64式手枪1把,弹夹2个,子弹8发。目前,犯罪嫌疑人齐某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同时,警方对其上线人员正在进一步追查中。

  自称能找回受害者的“反传销救人群”

  受害者家人在“反传销救人群”里求助

  最近一段时间,在全国对于传销的关注下,刘李冰率领的12人反传销团队也因此迎来了求助和咨询的井喷。从曾经传销组织的A级头目,到专职反传销,刘李冰与传销的“较量”已有8个年头。现在,刘李冰的团队每次出动救助,都会额外收取求助人每人1000元至2000元的费用作为补贴。除了刘李冰这样的民间反传销组织外,还有各种帮助寻回误入传销者的组织,他们是以此为生的职业反传销人,收费从一两千元到八九万元不等。对许多急于寻回家人却毫无线索的传销受害人家属来说,他们或许是救命的稻草;但对更多的人来说,职业反传销者与传销者一样,都是难以被理解的。

  职业反传销“捞人”要价2万

  胡慧(化名)与男朋友都在武汉上大学,今年刚升大三。正值暑假,有学长联系男友说洛阳那边有专业相符的暑假工,6月下旬男友就动身去了洛阳。“最初两天我们打电话过去,他总是不能及时接听,倒是也没问家里要钱,就是询问家里的情况”,胡慧说,男友刚到洛阳时表现还算正常,但7月31日的一次联系却让她意识到男友可能出事了。

  胡慧介绍,因为担心一个人打工遇到意外,她和男友早有约定,“如果在外边出了事,我就问一些我们俩知根知底的事,如果出了事或者不方便,男友就乱回答。”31日那天,察觉到电话里男友说话支支吾吾不正常,好像旁边还有其他人教他怎么说的声音,胡慧猜测男友可能是被威胁了。为了确定,胡慧主动问男友要怎么过生日,男友回答说等胡慧9月过生日的时候,自己就回来了,一定给她买礼物,“但其实我们5月就在学校过了生日”。

  这次通话后不久,男友就跟父母打电话要钱。8月4日,男友父母打过钱后,所有人就都联系不上胡慧男友了。胡慧猜测,男友很可能是被拉入传销组织了。8月,她与男友父母一起前往洛阳当地报案,然而由于缺乏实际证据,警方并未予以立案。

  心急的胡慧只好上网求助,有不少人主动为她出谋划策,更有人提出:“我有办法可以救出你男朋友。”胡慧联系后得知,对方原来是一个职业反传销人,开价就要两三万,“也没有告诉我们具体要怎么救”。

  反传销协会自称两小时能找到人

  联系胡慧的人是一个反传销寻人救人QQ群成员,北青报记者以求助人身份加入该QQ群后,当即被告知该群体的救援行动是要收费的。“收费分情况,要看地区,是在哪里找人,大概是什么范围。如果难度是非常大的,费用要七八万元。”一位群成员解释说,费用中除了一些人工费、车费和住宿费外, “主要还是看当事人有没有用一些社交软件,我们要通过一些手段去定位,还要收取一部分技术费用。”

  北京青年报记者检索发现,各大网络平台上,提供寻回受害人服务的反传销组织不在少数。北青报记者随后以受害者家属身份联系了一位自称是京津冀反传销协会成员的职业反传销人张松(化名)。张松介绍说,他所在的反传销协会是几个人自发成立的一个民间反传销组织,已经干了三四年时间。

  在寻找和解救受害者时,需要家属先把受害者的“姓名、照片、家庭住址、大概在什么地方、来了大概多长时间”这些基本信息发给他们。“如果是在整个河北,那就需要一段时间,但如果是在廊坊、燕郊这两个地方,我能确保在两个小时内确定他在什么方位。”张松说,确定方位后,他们会直接进那个村子里,找到该传销组织的领导,要求对方放人。

  据张松介绍,他们有很多种办法来保护受害者的安全。“比方说我们一帮小伙子一起进去,威胁这些传销的人必须把孩子交出来。这些搞传销的人都认为他们是正规组织,怕我们这些人经常去捣乱,干扰他们经营,所以一般都会乖乖把孩子交出来,有时候还会给我主动打电话说要把孩子送过来。”

  至于收费标准,张松表示,好找的一般1.5万元左右,最多不超过两万元。“我们找到人后,把孩子送到亲人跟前,然后再收费。”

  收一两千元的反传销志愿者

  与张松这样的职业反传销人士不同,刘李冰对自己的定位更多偏向志愿者身份。2007年,刘李冰被同学以找工作为名骗到南宁,并加入了传销组织,甚至当上了“传销老总”。但不久刘李冰就意识到,传销是一场骗局,并成功逃离,后来还顺利解救了同样加入传销骗局的同学。

  作为曾经数次加入传销组织的亲历者,刘李冰自2009年起,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成了专业的反传销团队,全职处理传销求助事件。一开始,他们都是义务开展救援,除了收取基本的路费和食宿费用外,不再收取任何费用。但随着求助的人越来越多,团队入不敷出。还有一些求助者,在听到团队不收费后反而对他们产生了怀疑。现在刘李冰的团队每次出动救助,都会额外收取求助人每人1000元至2000元的费用作为补贴,有时被救出的受害者家属出于感激,也会额外支付团队感谢金。

  刘李冰介绍说,最近由于传销受到广泛关注,每天他本人收到的求助信息从原来的三四条增长到十余条,整个团队接到的咨询和求助信息更是多达百余条。据他介绍,接到亲属求助之后,团队会首先向知情者确定受害者误入的传销组织属于哪一种类型,具体所处地点以及受害者的精神状况、有无被洗脑等,再针对具体情况派出对该类型传销组织熟悉的成员,陪同亲属一起前往受害者所处地区,并联系当地警方共同展开救助,劝导受害者断绝与传销组织的联系,跟随亲属回家。每次行动时间大约在一周左右。

  饱受质疑的职业反传销“生意”

  虽然自认为是在做好事,但刘李冰也坦承,其实他们的工作经常会不被理解,甚至很多被救出来的受害者在离开传销组织后也不会领他们的情。

  刘李冰告诉北青报记者,因为反传销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在寻人时常常要自己当卧底加入传销组织,平时的工作也都在跟各种传销人员打交道,“大家都不敢直接告诉家里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刘李冰说,由于反传销类型的组织在工商等部门并没有相关注册,自己所在的组织只能以民间团体的形式存在。“注册成公益组织要求完全不收任何费用,但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都得生活,完全免费根本做不下去。”

  与刘李冰不同,张松则更多把解救受害者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生意,“肯定不合法,但是我觉得它也没犯法。我们帮家长找被骗进传销的孩子,又没偷又没抢又没骗人。这就是周瑜打黄盖的事,我帮你把孩子找到,完好无损地送到你面前,你再给我钱。”

  律师:民间有偿反传销存在法律风险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易胜华介绍说,在传销屡禁不止的情况下,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反传销、及时提供举报线索肯定是值得鼓励的。但所谓的反传销组织大多没有在有关部门进行登记,并没有收费资质,因此有偿提供解救被困受害人的服务肯定是不合法的。易胜华律师还指出,民间组织的反传销行动中,常常会涉及跟踪、破门而入等行为,但由于他们并不具备相应资质和条件,有可能造成误伤等麻烦,甚至触犯相关法律。

  多地警方打击传销违法行为

  近日,打击传销成为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事实上,为防范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安徽、山东、湖南等地公安、工商等部门一直在开展针对传销的专项整治行动。

  其中,湖南警方在经过五个多月的缜密侦查后,于8月1日在哈尔滨、沈阳等地公安机关大力配合下,成功破获了“中券资本”、“国盟资本”特大网络传销案,冻结银行卡300余张,扣押现金及财务折款5亿元,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25人,并缴获现金7000万元。山东省工商系统自2016年以来共立案查处了传销案件61件,取缔传销窝点、活动场所230多个。合肥市也组织31支打击传销专业队和1400名队员对全市传销窝点进行了清理,并针对逐个小区进行巩固,拉网清剿。

  本版文/本报记者 孔令晗

  实习记者 胡杨 王越 丁典

反传销“捞人”生意的是与非

  自称能找回受害者的“反传销救人群”

  受害者家人在“反传销救人群”里求助

  最近一段时间,在全国对于传销的关注下,刘李冰率领的12人反传销团队也因此迎来了求助和咨询的井喷。从曾经传销组织的A级头目,到专职反传销,刘李冰与传销的“较量”已有8个年头。现在,刘李冰的团队每次出动救助,都会额外收取求助人每人1000元至2000元的费用作为补贴。除了刘李冰这样的民间反传销组织外,还有各种帮助寻回误入传销者的组织,他们是以此为生的职业反传销人,收费从一两千元到八九万元不等。对许多急于寻回家人却毫无线索的传销受害人家属来说,他们或许是救命的稻草;但对更多的人来说,职业反传销者与传销者一样,都是难以被理解的。

  职业反传销“捞人”要价2万

  胡慧(化名)与男朋友都在武汉上大学,今年刚升大三。正值暑假,有学长联系男友说洛阳那边有专业相符的暑假工,6月下旬男友就动身去了洛阳。“最初两天我们打电话过去,他总是不能及时接听,倒是也没问家里要钱,就是询问家里的情况”,胡慧说,男友刚到洛阳时表现还算正常,但7月31日的一次联系却让她意识到男友可能出事了。

  胡慧介绍,因为担心一个人打工遇到意外,她和男友早有约定,“如果在外边出了事,我就问一些我们俩知根知底的事,如果出了事或者不方便,男友就乱回答。”31日那天,察觉到电话里男友说话支支吾吾不正常,好像旁边还有其他人教他怎么说的声音,胡慧猜测男友可能是被威胁了。为了确定,胡慧主动问男友要怎么过生日,男友回答说等胡慧9月过生日的时候,自己就回来了,一定给她买礼物,“但其实我们5月就在学校过了生日”。

  这次通话后不久,男友就跟父母打电话要钱。8月4日,男友父母打过钱后,所有人就都联系不上胡慧男友了。胡慧猜测,男友很可能是被拉入传销组织了。8月,她与男友父母一起前往洛阳当地报案,然而由于缺乏实际证据,警方并未予以立案。

  心急的胡慧只好上网求助,有不少人主动为她出谋划策,更有人提出:“我有办法可以救出你男朋友。”胡慧联系后得知,对方原来是一个职业反传销人,开价就要两三万,“也没有告诉我们具体要怎么救”。

  反传销协会自称两小时能找到人

  联系胡慧的人是一个反传销寻人救人QQ群成员,北青报记者以求助人身份加入该QQ群后,当即被告知该群体的救援行动是要收费的。“收费分情况,要看地区,是在哪里找人,大概是什么范围。如果难度是非常大的,费用要七八万元。”一位群成员解释说,费用中除了一些人工费、车费和住宿费外, “主要还是看当事人有没有用一些社交软件,我们要通过一些手段去定位,还要收取一部分技术费用。”

  北京青年报记者检索发现,各大网络平台上,提供寻回受害人服务的反传销组织不在少数。北青报记者随后以受害者家属身份联系了一位自称是京津冀反传销协会成员的职业反传销人张松(化名)。张松介绍说,他所在的反传销协会是几个人自发成立的一个民间反传销组织,已经干了三四年时间。

  在寻找和解救受害者时,需要家属先把受害者的“姓名、照片、家庭住址、大概在什么地方、来了大概多长时间”这些基本信息发给他们。“如果是在整个河北,那就需要一段时间,但如果是在廊坊、燕郊这两个地方,我能确保在两个小时内确定他在什么方位。”张松说,确定方位后,他们会直接进那个村子里,找到该传销组织的领导,要求对方放人。

  据张松介绍,他们有很多种办法来保护受害者的安全。“比方说我们一帮小伙子一起进去,威胁这些传销的人必须把孩子交出来。这些搞传销的人都认为他们是正规组织,怕我们这些人经常去捣乱,干扰他们经营,所以一般都会乖乖把孩子交出来,有时候还会给我主动打电话说要把孩子送过来。”

  至于收费标准,张松表示,好找的一般1.5万元左右,最多不超过两万元。“我们找到人后,把孩子送到亲人跟前,然后再收费。”

  收一两千元的反传销志愿者

  与张松这样的职业反传销人士不同,刘李冰对自己的定位更多偏向志愿者身份。2007年,刘李冰被同学以找工作为名骗到南宁,并加入了传销组织,甚至当上了“传销老总”。但不久刘李冰就意识到,传销是一场骗局,并成功逃离,后来还顺利解救了同样加入传销骗局的同学。

  作为曾经数次加入传销组织的亲历者,刘李冰自2009年起,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成了专业的反传销团队,全职处理传销求助事件。一开始,他们都是义务开展救援,除了收取基本的路费和食宿费用外,不再收取任何费用。但随着求助的人越来越多,团队入不敷出。还有一些求助者,在听到团队不收费后反而对他们产生了怀疑。现在刘李冰的团队每次出动救助,都会额外收取求助人每人1000元至2000元的费用作为补贴,有时被救出的受害者家属出于感激,也会额外支付团队感谢金。

  刘李冰介绍说,最近由于传销受到广泛关注,每天他本人收到的求助信息从原来的三四条增长到十余条,整个团队接到的咨询和求助信息更是多达百余条。据他介绍,接到亲属求助之后,团队会首先向知情者确定受害者误入的传销组织属于哪一种类型,具体所处地点以及受害者的精神状况、有无被洗脑等,再针对具体情况派出对该类型传销组织熟悉的成员,陪同亲属一起前往受害者所处地区,并联系当地警方共同展开救助,劝导受害者断绝与传销组织的联系,跟随亲属回家。每次行动时间大约在一周左右。

  饱受质疑的职业反传销“生意”

  虽然自认为是在做好事,但刘李冰也坦承,其实他们的工作经常会不被理解,甚至很多被救出来的受害者在离开传销组织后也不会领他们的情。

  刘李冰告诉北青报记者,因为反传销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在寻人时常常要自己当卧底加入传销组织,平时的工作也都在跟各种传销人员打交道,“大家都不敢直接告诉家里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刘李冰说,由于反传销类型的组织在工商等部门并没有相关注册,自己所在的组织只能以民间团体的形式存在。“注册成公益组织要求完全不收任何费用,但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都得生活,完全免费根本做不下去。”

  与刘李冰不同,张松则更多把解救受害者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生意,“肯定不合法,但是我觉得它也没犯法。我们帮家长找被骗进传销的孩子,又没偷又没抢又没骗人。这就是周瑜打黄盖的事,我帮你把孩子找到,完好无损地送到你面前,你再给我钱。”

  律师:民间有偿反传销存在法律风险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易胜华介绍说,在传销屡禁不止的情况下,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反传销、及时提供举报线索肯定是值得鼓励的。但所谓的反传销组织大多没有在有关部门进行登记,并没有收费资质,因此有偿提供解救被困受害人的服务肯定是不合法的。易胜华律师还指出,民间组织的反传销行动中,常常会涉及跟踪、破门而入等行为,但由于他们并不具备相应资质和条件,有可能造成误伤等麻烦,甚至触犯相关法律。

  内存

  多地警方打击传销违法行为

  近日,打击传销成为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事实上,为防范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安徽、山东、湖南等地公安、工商等部门一直在开展针对传销的专项整治行动。

  其中,湖南警方在经过五个多月的缜密侦查后,于8月1日在哈尔滨、沈阳等地公安机关大力配合下,成功破获了“中券资本”、“国盟资本”特大网络传销案,冻结银行卡300余张,扣押现金及财务折款5亿元,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25人,并缴获现金7000万元。山东省工商系统自2016年以来共立案查处了传销案件61件,取缔传销窝点、活动场所230多个。合肥市也组织31支打击传销专业队和1400名队员对全市传销窝点进行了清理,并针对逐个小区进行巩固,拉网清剿。

  本版文/本报记者 孔令晗

  实习记者 胡杨 王越 丁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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