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7日揭晓。来自全国各级各类媒体的346件作品获奖，其中，特别奖5件、一等奖67件（含12件新闻名专栏）、二等奖104件、三等奖170件。
《风雨无阻向前进——写在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同心战“疫”》格局宏大，立意高远，全景呈现2020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上、沉着应对，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壮阔历程。《生死金银潭》记录抗疫一线医生、病人奋力拼搏战胜病毒的故事，现场感强，细节感人。《习近平的扶贫故事》系统梳理挖掘并独家披露总书记40多年间走基层、入农户的扶贫故事，生动展现大国领袖的人民情怀，深刻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与使命担当。
本届获奖作品中，新华社消息《从“暂停”到“重启”：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专题《金银潭实拍80天》、南方都市报系列融媒报道“最美逆行者”等70余件优秀新闻作品聚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体现了关键时刻新闻工作者逆行出征报道疫情动态，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为夺取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作出贡献。
四川日报社消息《我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建制村车路双通 滴滴！阿布洛哈村来车了》、陕西日报社通讯《杨叔的脱贫日记》、中国日报网《老外看小康中国》等50余件获奖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记录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一伟大历史性成就中的典型事件和变迁变化，揭示典型经验，彰显中国精神。
经济参考报社文字通讯《青海“隐形首富”：祁连山非法采煤获利百亿至今未停》关注现实，针砭时弊，展示新闻力量和职业精神。山东广播电视台《问政山东》等新闻专栏关注社会热点和民生民情，搭建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良好互动桥梁。
中国新闻社系列报道《“近观中国”之“大变局·中国治”》、解放军报社评论《美在南海的军事挑衅注定徒劳无功》、科技日报社《病毒溯源应全球“联合作战”——专访日本国立长崎大学病毒学家北里海雄》等围绕国际关切，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观点，说服力、引导力强，获得国际传播奖项。
《 人民日报 》（ 2021年11月08日 05 版）
关于下架侵害用户权益APP名单的通报
2021年4月23日，我部向社会通报了93家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APP企业的名单。截至目前，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核查复检，尚有39款APP未按照我部要求完成整改（详见附件1）。各通信管理局按我部APP整治行动部署，积极开展手机应用软件监督检查，此次内蒙古、安徽、广东、四川、浙江省（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检查发现共有46款APP仍未完成整改（详见附件2-6）。
此外，在近期检测中，我部发现天涯社区、大麦、途牛旅游、VIP陪练、脉脉5家企业在APP不同版本中反复出现同类问题（详见附件7），我部将依法暂停其违规行为，予以直接下架处理。
依据《网络安全法》、《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工信部令第24号）、《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工信部信管〔2016〕407号）等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要求，我部组织对上述90款APP进行下架。相关应用商店应在本通报发布后，立即组织对名单中应用软件进行下架处理，并加强举一反三，认真排查、系统排查反复出现问题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把好上架审核关。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
2021年5月13日
来源：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
年终岁尾，回首过去一年的成绩与实效，我们看到，中国在抗击疫情、复工复产、提振经济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但也要看到，在小范围感染情况零星出现的当下，疫情防控依然不能放松。
目前，在高风险地区均应就地过年、低风险地区倡导就地过年等倡议下， “回家过年”还是“就地过年”就成为摆在每一位在外务工人员面前的选择题。
舆情观察：这年怎么过？
进入2021年，舆论场相关“年”的氛围就已经处于酝酿的阶段。早在2020年12月31日，澎湃新闻就有文章梳理已经开始建议民众在“双节”期间非必要不离开当地的省份。元旦假期过后，相关讨论开始增长，1月7日，河北多地发布倡议，倡导在外人员春节不要返乡，就地过年。这也形成了相关话题讨论的第一波高峰。
之后，随着零星病例的不断增加、春节假期的不断临近，各省、市、区相继倡导就地过年，而为了保证就地过年的成效与传统佳节气氛的“双赢”，包括基层政府部门、行业商会、企业等陆续发布“诚意满满”的就地过年配套举措，从红包补贴、落户加分到通讯补贴、农民工保障等方方面面“出招留人”。
图：舆论场有关就地过年报道走势
1月25日，新华社发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受到舆论关注。这成为舆论观察周期内的第四波热度波峰的起始。从社交媒体出发，截至1月26日，微博话题#全国多地倡导就地过年#已有5.3亿阅读量与3.2万讨论量，而在有关“如何就地过年”的讨论中，#年轻人就地过年的仪式感#也拥有2.7亿阅读量与1.8万讨论量。
从舆论情绪出发，不少网民对不能、不便回家过年倍感遗憾。总体上看，网民在“就地过年”话题讨论中反馈了七个问题：
一是对就地过年政策宣传是否“用力过猛”的反思，例如“舆论这么引导下去，回家过年的人=要被批判的破坏防疫成果的人”。
二是对特殊群体社会保障的关切，例如“关键是要解决民工住的问题，他们好多人过年了没活干了就没地住了”。
三是对政策的层层加码表示无奈，例如“为何家在低风险地区也不能回去？”。
四是对就地过年政策能否落实到位存疑，例如“企业口头通知员工必须全员到岗，缺席即为旷工，且属于正常出勤”“过年期间我加班真的会有三倍工资吗？”。
五是表达对下次可以回家休假的期待，例如“能不能在其他时候增加假期呢？很多人都指着这个时候回家和家人团聚”。
六是关于就地过年没有“年味儿”的抱怨，例如“如果就地像过年，谁又辛辛苦苦往家赶呢”。
七是抒发内心的思乡之切，例如“愿所有思念，都能被看见”。
城市留人：这些政策得到好评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梳理了当前媒体报道中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分析发现“职工”“外地员工”“务工人员”“在岗”等是各省市“就地过年”政策中备受关注的高频词，这也表明这部分“打工人”是政策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在具体举措中，“补贴”“发放”“减免”“大礼包”“慰问”等词语多次出现。此外，“加班”“生产”“就业”“入学”等词语也受到各地的关注。具体可概括为以下7个方面：
图：各地方政策相关词云
1、多元群体被看见
相关政策中，既包括对企业外地员工、就业见习的外省市户籍人员、非本地户籍困难家庭企业职工等群体的奖励措施，也包括家政服务人员、公益性服务在岗人员等不同人群的保障补贴。如泉州市对留泉过年的非泉州籍困难家庭的企业职工，每户给予一次性困难补助1000元。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保障企业政策切实实施，提出为企业提供补助。如苏州市相城区给予企业专项补贴，按每人500元标准，给春节期间安排外地员工留守的企业提供补贴等。
2、为“云拜年”提供通讯保障
“就地过年”大礼包一般包括春节红包、购物券、景区门票、防疫物资包、零食礼包等。一些地方为鼓励云端拜年，在礼包中也会赠送通讯卡。如广德市的大礼包中就有一张“新年通讯卡”，免费领取一张包含200分钟通话，10G流量的新年通讯卡(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任选一家)；上海市的大礼包中也包含向留沪外来建设者赠送通讯费补贴。
3、过年消费享购物优惠
从各地发布的相关政策来看，消费券成为奖励手段的“基本操作”。不过消费券形式各有不同，如义乌市对就地过年外地员工提供电子消费券；顺德市新春消费抵扣券中包括体育场馆消费抵扣券和健身消费抵扣券；昆山市的新春消费券也可在线下指定商户内使用。
4、就地过年可享落户积分加分奖励
部分地区基于特有的上学、落户的积分制度，采取积分加分奖励，格外具有吸引力。如鹤山市通告称，对留在鹤山本地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在2021年秋季申请入学时实行积分入学加分奖励；苏州市对留苏工作的非苏州户籍在苏企业职工，在申请参加2021年苏州市流动人口积分落户、积分入医、市区积分入学时，给予15分的加分。
5、房租减免、租房补贴化解住宿难题
对于“就地过年”的外地人员可能面临的关于衣、食、住、行等诸多民生问题，其中相对更难解决的“住”的问题在一些地方的政策中得到重视。如扬州市在政策中提及春节期间，企业租用国有（集体）资产类集宿楼、蓝领公寓、人才公寓等用于安排外地员工住宿的，减免半月房租等类似内容。
6、身心健康更受到重视
如河南省洛阳市提出，春节期间，留洛外地务工人员将被优先安排免费接种新冠疫苗。除了对身体健康的保障，一些地方还关注“就地过年”人员的心理健康，如福建省提出将通过工会心理健康服务热线，引导职工掌握心理调节的方式方法。
7、着重打造年味儿
“春节”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一些地方着力打造工作地年味儿，用不同活动丰富过年形式，让工作地年夜饭也充满温情。如厦门市思明区，提出爱心屋年夜饭套餐。昆山市开展喜马拉雅昆曲云拜年、云展演等系列有奖文化体验活动。此外，一些地区筹划旅游项目，满足留守工作者“就地过年”的需求。
分析点评：心安处便是吾乡
“有事没事，回家过年”是中华民族将春节看作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在外打拼一年的“打工人”，还是为了生活而奋斗的“前浪”“后浪”，除夕团圆是祈盼，也是祝福。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去年国庆节，“几亿人口在流动都没有事儿”，但春节期间流动“不行”。《生命时报》文章称，这其中的因素集中在冬季病毒传播更快、病毒变异风险较大、疫苗屏障尚未形成、人口流动风险加大、社交聚集更加频繁、环境传播链条不清等方面。
根据网民反馈看，虽然大部分网民支持“就地过年”，但仍有相当部分的网民表达回家过年的迫切心情。也因此，相关部门在倡议“就地过年”的同时，更应以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让人民安心、稳心、暖心。
首先，相关部门在宣传“就地过年”倡议时，应避免过分强调必要性的“用力过猛”。一方面，应完善对“就地过年”必要性的宣传，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同时注重多元宣传手段的使用，保证民众尽快知悉相关政策。另一方面，应尊重个体的思乡之情，对于符合疫情防控要求、返乡心切的群众，相关部门应做好交通运输、消杀等保障工作，帮助民众安全、顺利返乡。
其次，全国多个省份在倡议“就地过年”的同时，已经积极推出多项保障措施，而在政策落实方面，部分网民表示希望相关部门明确补贴分发的具体安排。与此同时，应重点关注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当地部门需做好帮扶工作，保障这部分群众在不能回家、亲人不能回乡的情况下过好年。
第三，增强“就地过年”群众幸福感，不仅关乎物质保障，更关涉心理情感。一方面，面对疫情不利影响，需彰显制度温情，体现人文关怀。相关部门应结合当地疫情防控实际，线上、线下相结合，举行各具特色的迎新年活动，在保证疫情防控的同时，鼓励“就地过年”群众积极参与，在他乡感受“家”的味道。另一方面，今年的春节是特殊之年的春节，在全国民众共度新春的同时，仍有广大工作者奋战在抗疫前线。有必要讲好春节期间坚守岗位、志愿服务、互帮互助的暖心感人故事，借“就地过年”倡议的抗疫成果提振全国抗疫最终胜利的信心。
总言之，“就地过年”既是对全国疫情防控最大的一种支持，也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文化创新”。提升 “就地过年”幸福感，群众精神与物质诉求的保障工作缺一不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侯鑫淼、叶德恒
又到了一年一度双十一光棍节，各大电商平台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来准备这场购物狂欢。然而光棍节这个节日的初衷，是年轻人为了庆祝自己仍是单身一族，并以此为傲。目前，全中国已拥有超过2亿的成年单身人口，从原来的单身贵族到如今的“单身汪”也从侧面凸显了单身人群数量的变化，“脱单难”也正成为这届年轻人的热门话题。那么，值此双十一之际，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带你一览单身生活图鉴，一起回归双十一光棍节本意。
“单身汪”日益壮大，IT行业成“重灾区”
据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单身人口约为2.4亿左右，每年该数字仍在不断增长。前瞻产业研究院在2019年11月发布的《2019年中国单身经济发展现状分析》报告研究，根据2013—2017年中国单身人口数量走势，测算出中国单身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和总体数量都较高于上述数据。
白毅鹏
原标题：购物狂欢过后快递包装垃圾何去何从
日前，国家邮政局提出，要着力推进邮件快件包装绿色治理和行业节能减排各项生态环保工作，加大新技术、新材料研发和推广应用，从源头上确保行业绿色治理主体责任落实。
据统计，仅2018年，全国快递业共消耗快递运单逾500亿个、包装箱约143亿个、编织袋约53亿条、塑料袋约245亿个、胶带约430亿米、封套57亿个。“双11”过后，快递又要进入一年中的井喷期，快递包装如何做到绿色环保，值得深思。
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公众并非不知晓随意丢弃快递包装的危害，也不是没有意愿采取环保行动。然而，消费者处于商品流通末梢，如果身边缺乏循环利用途径，自然无力在环保上积极作为。近年来，面对快递包装垃圾的危害，一些快递企业已有行动，这些做法为消费者的环保参与提供了可能，也为行业探索环保包装积累了经验。
有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减少包装的塑料成分，代之以易降解的生物基成分；为保护客户隐私推行的电子面单，减少了纸张和油墨的浪费；通过循环使用快递包装，产品边际成本变低，环保效益显现；在快递网点设置纸箱分类回收点，能方便社区居民定点参与回收。此外，一些电商平台还以小奖励或优惠，鼓励用户尝试环保包装。这些措施增强了用户参与感，强化了人们践行环保的信念。
不过，这些尝试尚未全面铺开，只是在部分城市试行。环保虽然是笔大账，但在市场条件下，企业推行环保，依旧要受到成本掣肘。比如，使用生物降解塑料包装袋，成本将高于现有包装；在传统快递包装中，气泡膜、塑料泡沫起防震作用，为此，除了寻找绿色可替代物，还要求减少填塞物，限制包装的空隙率，这意味着在快递取件、包装、运输及派送过程中，企业要进一步细化服务，避免物品碰撞受损。对看重揽件派件效率的物流企业，这显然提出了新要求。
从长期看，快递绿色包装的推行，依然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寻求商家、快递企业和消费者间的利益平衡。如此，新环保模式才能得以持续、有效运行。
在国家层面，尤其新修订的《快递封装用品》系列国家标准中，对快递包装提出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三大新要求，这些要求更为细化，包含包装箱的材料、快递纸箱的尺寸、重复使用标准等内容。被称为“新限塑令”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中，也对快递和外卖行业给予重点关注。
国家有关举措，为快递包装确立具体标准，提供操作参照。此外，政策要支持完善环保产品的供应链，协助降低快递绿色包装的经济成本。毫无疑问，快递包装行业的环保转型，是大势所趋，而行业的转型经验，也能给外卖等新场景消费提供借鉴，从而为整个社会的环保事业作出贡献。
（原标题：情到深处 ——习近平同志与新闻舆论工作）
从梁家河到正定，从宁德到福州，从浙江到上海，建沼气、揽人才、反贫困、促民生、强浙沪、绘蓝图……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一路走来，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习近平总书记同新闻工作者交友、交心、交情，关心、信任、支持新闻舆论工作，善待善用善管新闻媒体宣传党的声音，凝心聚力、推动工作、富强一方。
沿着总书记当年走过的足迹，记者一路追寻，那一幕幕场景、一个个画面，铭记在一个个同他交往的新闻工作者心中，印刻在他曾工作过的大地上。那是浓浓的新闻情，更是沉甸甸的人民情。
一、心与心的交往
1984年的一个春天，年轻的新华社记者赵德润听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说正定打破了“高产穷县”的魔咒，心里一亮。4月17日，他只身前往。县委宣传部同志把他领到时任县委书记习近平办公室，两人第一次握手。31岁的习近平同志瘦高个儿，说话不紧不慢。
“我建议你先下去看看。”“县里的吉普车，你坐上，下去采访方便。”习近平同志说。赵德润得知县委只有这一部车，连忙摆手：“不行，那你怎么办？”习近平同志笑道：“我有自行车呀。”
习近平同志安排报道组组长高培琦陪同，转身对赵德润说：“你可以随便走、随便看，有好的，也有一般的。如果发现什么问题，告诉我们，我们改进。”言语不多，但透着实在、诚恳和自信。
走村入户，赵德润看到，许多农户家有余粮、碗里有肉、桌上有酒，有些时髦的农民企业家还穿西服、打领带。当地干部告诉他，习近平同志一心想着改善群众生活，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宁要百姓的好生活，不要北方高产第一县的桂冠”，上级深入调查后决定减少征购粮2800万斤，正定腾出一部分土地、开发两大河滩地发展农副业。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一边赵德润在紧张地采访，那一边习近平同志骑着“飞鸽牌”自行车在乡村里抓生产。滹沱河水凉寒未消，习近平同志卷起裤脚，扛着自行车，过河入村。
白天两人忙着各自的工作，晚上两人风尘仆仆归来聚在招待所的平房里，赵德润抽着几毛钱一包的香烟，习近平同志习惯抽9分钱一包的地产烟。两个人，还有一旁的高培琦，你一言我一语，不时笑声四溢。
一连20天，赵德润越采访越兴奋，伏案写稿思绪飞扬，5000多字的通讯《正定翻身记》精编后登上了《人民日报》。
……
第一次跟随采访，福建电视台记者赖晗便同习近平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8年6月中旬，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率团前往。途中，随团医生产生严重的高原反应，习近平同志连忙安排他留在海拔相对较低的林芝八一镇休息，宽慰他说：“放心，我身体好，不需要医生一路陪着。”
在西藏的第一个晚上，《福建日报》的记者因缺氧感觉身体不适，得知情况后，习近平同志马上叫人把配给自己的氧气瓶送去。
22日，翻过一座雪山后，一辆越野吉普不小心一头冲进路面的大坑，车里的人和设备腾空而起又重重落下。赖晗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寻像器撞断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拍摄？回单位怎么交待？”心里忐忑不安。习近平同志看到小赖神色紧张，过来拍拍他的肩，说：“人没事就好。设备坏了，不是你的原因。你已经拍了很多，之后的不能拍也没关系。”他还开玩笑说：“别担心，需不需要我回去给你们领导打电话证明一下？”赖晗涨红着脸，嗫嚅道：“还好，我试了试，绑住了还能用。”“轻伤不下火线呀！”习近平同志幽默调侃，逗得大家松快大笑。
在米林县、朗县，在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习近平同志热情、坦诚、随和，与藏族同胞、僧人握手、拉家常、叙友情，气氛热烈、其乐融融。他平易随和的人格魅力，赢得了藏族同胞的心，也深深地感染了赖晗及新闻同行。
1999年11月，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率经贸代表团赴重庆开展三峡库区移民对口支援工作，赖晗随团采访。在万州，习近平同志察看了几家在当地投资的福建企业，到援建的福建小学看望师生，同援派干部座谈，一路马不停蹄。万州是赖晗的家乡，3年前父亲病逝，母亲独居于此。得知情况，习近平同志专门给赖晗放假，要求他：“你不要‘三过家门而不入’，赶紧抽时间回家一趟，也请代我向你母亲问好。”小赖回到家中，把习省长的问候转达给母亲，老人十分感动，连连赞叹：“这位领导了不得啊！对人真贴心。”老人亲手灌了香肠，要儿子一定捎给习省长尝尝地道的重庆小吃……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习近平同志身上自然流露出的那种尊重、支持和信任，洋溢着的真诚友好、平易近人、细心体贴的人品风范，在记者的心中酝酿发酵，感染着自己，也传播给他人。
时任福州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的岳福荣作为地方电视台记者，不仅要采制本地播放的新闻节目，还要给省台和中央台传送新闻。为了赶时效，岳福荣常常要在活动现场完成采访。习近平同志总是欣然应允，“从来没有拒绝过一次”，采访结束时往往微笑着再问一句：“这样可以吗？够不够？”每当这时，岳福荣的心里都会流过一阵暖流。
时任《福州晚报》副总编辑的陈臣治经常跟随习近平同志调研，“每篇稿子他都审看、圈阅。他做人做事和他名字一样，平平整整。”直爽的老陈说：“他讲话不煽情、短而实，有逻辑、有新意，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
1999年末，上海东方台新世纪采访团，和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大众话题评说”栏目组联合制作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希望邀请习近平同志在直播间接受采访，并回答上海、福建两地听众关心的话题。
收到同行的请求后，时任福建电台新闻部副主任的姚燕玉没有多想，利用一次会议间隙，拿着采访方案直接找到习近平同志。习近平同志爽快答应：“只要我不出差，都可以！”约定的日子到了，习近平同志提前半个小时来到直播间，在同主持人简单交流后就走了进去。数不清的热线电话让时间飞逝，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下午1点直播结束，习近平同志又和大家一起到楼下食堂简单用餐。
20年过去，往事历历在目，姚燕玉感慨：“习省长很随和，对记者工作非常理解，找他采访，他都很支持！”
1989年10月26日，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陪同一位省主要领导顶着风雨，在福安县范坑乡毛家坪村调研农业。福安电视台特约记者郑广萍用衣服包着摄像机避雨。习近平同志看在眼里，悄然走过去，为他撑伞挡雨。这一幕被现场的许多干部群众亲眼目睹。
1990年春天，习近平同志陪着一位省领导到寿宁县中意合作板材公司调研，寿宁县委报道组记者郭晓清为居高拍摄一个镜头，顺手拿起一只四脚凳踩在上面。习近平同志看到这一幕，立即走过去扶着凳子，说：“年轻人，小心一点儿，别掉下来。”
2006年，《浙江日报》记者周咏南为了保护一位老人和小孩，在舟山一家医院被手推车撞伤了肋骨。习近平同志得知后专门通过省委办公厅委托当地领导到医院探视看望。
……
赵德润再次见习近平同志是2006年8月。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的赵德润到浙江调研。西子湖畔风景独好，两位老友漫步湖边，习近平同志敞开心扉，畅谈自己的心路历程，一路走来执政为民的感受，以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坚定信心。22年过去，习近平同志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再到省委书记，地位高了，但以诚相待一如始初。
晚风送爽，赵德润倾听着，心里涌起阵阵热流。{ruguo:pager}
二、让媒体成为腾飞的助推器
革命圣地延安，延川县梁家河村，从1969年到1975年，习近平同志在这里从15岁成长到22岁，7年时间，白天苦干，晚上苦读，稚嫩的肩膀长期担起几十斤百余斤的重担，吃粗粮、战跳蚤、亲村民，建沼气、修淤地坝、创铁业社……
有一天晚上，在小油灯下，已经被大家推举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翻阅1974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时，发现4版上刊登了两篇介绍四川办沼气的文章。放下报纸，他陷入沉思，梁家河64户人家点灯缺油、烧饭缺柴，如能建成沼气就解决大问题了。他向县领导作了汇报并得到支持，前往四川实地取经，率领村民挖土修池，成功修建了28口沼气池，改善了群众生活，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断言。
从此，运用新闻媒体来启发思路、推动工作、发展经济成为习近平同志主政一方之道。
1982年，习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后，在调研中深切感受到，人才稀缺是正定发展的一大短板，他和县长程宝怀等商量要破解这道难题，亲自起草“人才九条”。
“人才九条”被油印出2000张大字通报，在全县张贴。这颗“石子”不小，但并未溅起水花。20天后，习近平同志找到程宝怀说：“老程啊，招聘人才不能光在县里，县里有多少人才啊？咱得全省全国招。”在习近平同志的建议下，程宝怀联系行署机关报，该报负责人因担心突破现行政策受处分拒绝刊发。时任《河北日报》总编辑林放思想解放，在他的支持下，这篇题为《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的报道，以“加花边”的醒目方式在头版头条刊出。
报道发表后浪花四溢，习近平同志还亲自给华罗庚、于光远等著名专家写信，请他们参加经济顾问团，为正定发展出谋划策。84岁的程宝怀至今如数家珍：“一年多的时间招来科技人才257人。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9年增长63.3%，年均增长10.3%。”
宁德东邻大海、西接崇山，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有880多座，山多地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长期处于全省末位。1988年，习近平同志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后调研发现，全地区没有报纸、广播、电视台，党的方针政策如何及时传达到基层群众中？“任何工作，舆论先行，宁德没有报纸怎么能行？”“不管多大困难，都要把《闽东报》办起来”。
缺乏经费，习近平同志要求财政拨付全部10万元的书记备用金；没有场地，习近平同志亲自协调租用宁德军分区的旧军械库；没有人员，习近平同志破格任用只有高小学历的福鼎县新闻科科长王绍据负责筹办……
两个月后，由习近平同志亲自撰写复刊词的《闽东报》送到干部群众手中。当天召开的复刊大会上，全区9个县（市）记者站宣告成立，习近平同志给各记者站站长一一颁发牌匾，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弱鸟先飞”“四下基层”“大念山海经”“因地制宜脱贫致富”等地委行署的决策部署传入千村万户，印入干部群众的心头。宁德终于甩掉了“闽尾巴”的形象。
1990年，习近平同志来到福州担任市委书记，全市仅有的报纸《福州晚报》只有四开四版。报社和宣传部都有改扩版的意愿，习近平同志和大家想到了一块儿，全力支持晚报变成一张对开四版的大报。第二年，习近平同志要求《福州晚报》再次扩版，变为对开八版，并支持报社盖起了大楼。
改版扩版信息量大增，机关报的功能得到彰显，同时晚报的特色也得以保留，43%的自费订阅率，让党和政府的声音走进千家万户。
无论工作如何繁忙，习近平同志都始终保持读书看报的习惯，一旦发现有价值的新闻信息立即批示。2000年9月14日，已经担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阅读《闽东日报》（原《闽东报》）反映宁德蕉城区洪口乡脱贫致富的通讯后作出批示，希望“全乡干部群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立足本地实际，坚持走科技兴农的道路，尽快将昔日贫穷落后的洪口乡建设成为富裕兴旺的社会主义新洪口”。
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同志每天都要阅读《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常常到凌晨一点。一次，习近平同志看到《解放日报》上有篇短文，写的是诸葛亮识人的“七道”，于是专门批给市委研究室，要求在起草党风廉政建设有关文稿时引用。
舆论监督工作在习近平同志的心中分量很重。对实际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习近平同志从不回避。在宁德，他大力支持媒体曝光干部非法占地建房问题；在福建，习近平同志给东南卫视“记者行动”题词“做好舆论监督，反映百姓心声”；在浙江，习近平同志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同媒体积极沟通，“闻过则喜”；在上海，习近平同志要求市委和市政府全力支持舆论监督，善于集中大家意见，改进上海工作。{ruguo:pager}
三、会当大局识与胆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但乍暖还寒，人们的思想还受到种种陈规旧俗的禁锢。《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一文诞生的过程，就是打破条条框框过多束缚的过程。
正定靠什么吸引人才，什么样的政策管用有效？习近平同志专程找到《河北日报》记者李乃毅。李乃毅长期负责科技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报道，同知识分子多有交往。习近平同志认真倾听李乃毅的意见建议，详细记录科技人员当时面对的各种困难、顾虑和期盼。
在全面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从政治态度、工作环境、利益分配、奖励机制、调动手续、生活待遇、家属安排、来去自由等9个方面，提出突破性的优惠政策。大到放开经营自主权、入股分配、利润提成、家属“农转非”、建“人才楼”、设人才服务处，小到生活上提供“全部细粮”、送粮到家、搬煤到户。其胆其识其略，至今仍令人敬佩。
“在‘左’的思想长期禁锢下，很多人对知识分子存有各种偏见。习近平同志制定‘正定九条’最困难也是最关键的，是要有胆识、智慧、担当和极大的勇气突破现行政策的制约。”李乃毅回忆说。
1989年春夏之交，社会暗潮涌动，思想舆论混乱。当年5月20日晚，宁德地区新闻工作会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
王绍据时任福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他回忆，当时《闽东报》尚未复刊，地区也没有广播电视台，参会的都是宁德地区所属各县的县委副书记或宣传部部长、新闻科科长、报道组组长等。
习近平同志开场明言：“当前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而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结合当前的形势来进行。”“新闻工作一方面不能抱残守缺，不思改革，对于各种呼声置若罔闻；另一方面又不能人云亦云，不加辨别地跟着各种思潮跑，没有一个界限。不然，就会乱套。”
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大局，习近平同志阐述了新闻工作者应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腐败的问题，以及如何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新闻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的关系问题、新闻队伍建设问题……娓娓道来，有理有据，有胆有识，厘清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
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许一鸣得知消息，感觉意义非同寻常，立即专程前往宁德采访。很快，这篇讲话发表在1989年第7期《中国记者》上，旗帜鲜明地表明一个领导干部的政治观点立场。
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大事面前要清醒、不糊涂，这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备的一个重要素质。习近平同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具有娴熟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水平能力，越是关键重要时候越是重视发挥其作用。在宁德，习近平同志加大正风肃纪力度，运用媒体达成共识，把难事、敏感的事变成干部群众积极参加的事。
在宁德市博物馆，我们见到了一份1989年3月29日的中共宁德地委文件——《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规定共12条，内容涉及不得营建私房、受贿索贿、安插亲友、干预人事、收受礼金、大吃大喝、公车私用、违规经商等诸多方面。
1990年5月，时任《人民日报》驻福建记者站站长的张铭清到宁德采访习近平同志。张铭清了解到，1989年1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地委工作会议，决定把查处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确定为惩治腐败工作的突破口，在当地媒体上亮明地委的态度“你违纪违法占地盖房，为一己之私破坏了党的权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得罪了党纪国法，而不是代表了党和人民利益查处你的干部得罪了你！”告知广大干部群众，将对全区占地建房进行全面普查，逐一登记，并将相关情况张榜公之于众，由群众进行监督举报。
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的歪风迅速得到遏制，一批干部受到了处理，政治生态为之大变，广大干部群众交口称赞。199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张铭清采写的通讯《办好一件事，赢得万人心》，同时配发评论《锲而不舍无坚不摧》，赞扬宁德地区在清理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私房中所体现出的“一竿子插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
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习近平同志反腐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不仅解决了宁德地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在全国也树立了样板，发挥了带动和促进作用。{ruguo:pager}
四、锤炼新闻为富强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那一年，习近平13岁。谈起这段往事，习近平同志曾深情地说：“我当时正上初一，政治课张老师念了这篇通讯，几次都泣不成声……”他说：“这节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记，对我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24年后的1990年，已是花甲之年的3位老记者再次踏上征程，倾情写下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夜读长文，感慨万千，心情难以平静，填词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发表在《福州晚报》上，“……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习近平同志寄思殷殷、志向高洁、心系百姓的情感心愿力透纸背。
新闻舆论工作是国之大事。善于指导、管理、运用媒体，使之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习近平同志曾对福建许多干部说：“老书记项南说过一句话：‘不会运用报纸广播的领导，是手工业式的领导’，这对我触动很大。”
善管莫大于身体力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许多高级领导干部自己动手给媒体撰写文章。毛泽东同志留下了众多新闻作品，仅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各类新闻作品就达123篇，被誉为“新华社首席记者”。
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经常为《福建日报》撰写评论，有人统计，在他主政福建的5年间，共为《福建日报》撰写了25篇评论。
习近平同志继承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闽东报》复刊，习近平同志亲笔撰写发刊词，明确报纸的办报宗旨和编辑方针，并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要求“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
在河北正定，习近平同志亲自召开由宣传部、报道组参加的专门会，直接给大家讲重点、出题目。
在《闽东报》，习近平同志发表《滴水可穿石》的署名文章，提倡“滴水穿石”精神，激励闽东人民“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滴水聚成的涓涓细流，将汇成江河奔腾向前”。
善管重在指与引。在浙江，习近平同志召开省委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看望中央驻浙新闻机构，给新华社浙江分社全体采编人员、其他驻浙中央媒体和省内媒体主要负责人作报告、讲省情，并对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为党为民、激浊扬清、贵耳重目”的12字要求。
在上海，习近平同志专程前往中央驻沪新闻单位和上海各大媒体调研并座谈，嘱咐大家要综观全局、心系大众、勤勉敬业、耳聪目明。早在2007年的这次座谈中，习近平同志就指出新闻工作要关注互联网和网络媒体影响力的不断增强给新闻宣传工作、舆论生态带来的新变化，要求主流媒体对此“高度重视，绝不能等闲视之”。
善用莫过于借媒传声。2003年2月23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像往常一样到基层考察。他在调研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调研要实实在在，要有问题意识，不能大而化之。习近平同志说，调研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五个字：一是“深”，要深入到农村、学校、企业，好的要看，不好的也要看；二是“实”，不能居高临下，要与群众打成一片；三是“细”，要问得仔细、问出究竟；四是“准”，力求准确；五是“效”，调研要有效果，没有效果不如不去。
和平常一样，这次讲话非常通俗易懂，看似十分复杂的调研工作，习近平同志三言两语就点出要害，给人以很大启发。经记者记录整理，习近平同志审阅修改，这篇《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的短评，在《浙江日报》头版以专栏形式推出“之江新语”。
从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短论232篇，多数文章二三百字，最长不过500余字，语言简洁明快，观点敏锐清晰，形式生动活泼，讲道理浅显易懂，文风朴实，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各个方面。或赞美表彰，弘扬正气；或批评鞭挞，斥责歪风；或分析道理，揭示规律，逐渐成为习近平同志指导全省工作的一个重要渠道，受到浙江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2006年1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看望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驻浙编辑记者时指出，新闻宣传是否善于创新，是否能够做到常做常新，是其发展壮大、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他指出：“新闻宣传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喊口号上，要体现在具体文稿的撰写、修改和具体事件的宣传、报道上，要体现在如何拓宽工作思路，更新办报理念，丰富办报手段，突出办报特色，增强发展活力，提高新闻宣传的吸引力、感召力、战斗力上。一句话，要体现在具体的实践创新上。”
赖晗长期从事时政新闻报道，感到自己难以跳出老套路、旧框子，习近平同志总是鼓励他“不要有顾虑，放手去做，多多创新”。赖晗记在心头，借鉴纪录片的手法，在时政新闻中跳出对着话筒一问一答的惯例，引入摄影机同步记录现场同期，使报道更加真实生动。{ruguo:pager}
五、人民是根高于天
一切为了当地百姓，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这是习近平同志关心、重视、善用新闻舆论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动因。
赵德润写稿时，习近平同志恳言：“不要写我，写正定的变化。”
在宁德，他要求记者和媒体多写、多登、多播反映基层干部群众的生动实践和先进典型。
在浙江，他要求减少对省委领导的报道。省委办公厅作出规定，《浙江日报》头版只发两篇领导活动报道，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报道控制在千字以内。周咏南回忆说：“习书记自己带头执行，狠抓落实。他经常要求我们把金贵的头版版面更多地留给人民群众和基层典型。”
深厚的、沉甸甸的为民情怀激荡在习近平同志的心中，始于初心，历久弥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同志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关心、厚爱既是他为民情怀的一种反映，其背后更是为民情怀的强大支撑。
《河北日报》原总编辑林放是习近平同志的老朋友。1987年，林放带领记者到福建开会并采访。会议和采访结束后，林放专程到厦门看望自己的这位老朋友。
言谈中，林放告诉习近平同志，自己到福建开会并采访，和当地的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获得了丰富珍贵、有价值的新闻素材，又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了洗礼，很有收获。
94岁的林放老人回忆说，习近平同志听了他们的话以后，称赞他们做得好。习近平同志还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你们深入到生活当中，沙里淘金、见璞识玉，有了真知灼见，就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了。要是你们离开了基层，离开了生活，新闻作品就没有了生命。”
习近平同志说：“事实证明，写出好的新闻作品与深入实际占有事实的关系，就好比鸟的翅膀与空气的关系那么重要。鸟的翅膀，无论多么完善，如果不依靠空气的支持，就飞不上天去。事实就是记者的空气，不深入实际、占有事实，记者就永远不能腾飞。”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不仅这样要求，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新闻工作者做出了榜样。
在正定，习近平同志经常把县里唯一的一部吉普车留给老干部用，自己骑自行车穿梭于冀中平原，1000多个日夜，足迹遍布正定县25个公社、221个大队。
1998年4月24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再次回到宁德。早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他就关心世代在海边生活的渔民。这些渔民依靠打鱼为生、岸上居无寸土，一家老小、子孙几代都生活在“连家船”狭小的船舱里。习近平同志曾向省里打报告，希望彻底解决连家船民的贫困问题。1997年，省财政拨下专款，为连家船民在岸边新建住宅，使世代住在船上的渔民实现了上岸的梦想。
此行到宁德，习近平同志就是专程过来看看，渔民的房子是不是建好了，连家船民们是不是上岸了？宁德的连家船民主要集中在霞浦县盐田乡，习近平同志叫上《闽东日报》总编辑王绍据，几个人轻车简从，一同前往。
习近平同志和王绍据到了盐田，看到岸边新建整整齐齐的房屋，但却空无一人，船民们还是呆在自己的船舱里。“船民们为什么不上岸？”习近平同志不解地问道。王绍据说：“船不好进，我进去代你询问，或是请船老大上岸了解。”习近平同志笑道：“还是我自己来吧。”
连家船的船舱低矮，身材高大的习近平同志两只手趴在船上，才勉强进去。船老大见到外人，以为来了生意，很是高兴。听到习近平同志说明来意，船老大叹了口气：“岸上的房子是漂亮，但我们搬上去，又在哪儿种菜、去哪儿养猪呢？”
“扶贫工作一定要实打实，要让连家船民人在岸上、心也在岸上。”从船老大那里出来，习近平同志十分感慨。5个月后，习近平在福安主持召开全省现场会，彻底解决了连家船民上岸后的后顾之忧，23000多名连家船民真正上了岸，全省最贫困群体的生活难题划上了句号。
“为官要知民之痛”。人民的事，在习近平同志心中是最大的事。无论走到哪里、在什么岗位上，习近平同志永远挂念着百姓的冷暖。
离开宁德后很长一段时间，习近平同志一直都阅读《闽东日报》，关注着群众的脱贫情况。2000年末，该报记者采写了一篇反映城南镇莲峰三村群众生活困难、交通不便的内部报道。习近平同志看到后作出批示，要求宁德市委、扶贫办、老区办核实情况，“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扶持”。随后，政府投入100多万元修通了莲峰三村通往外界的公路，极大方便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
习近平同志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情到深处，大地赤子！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记者李仁虎、刘光牛、张垒）
《 人民日报 》（ 2019年11月10日 01 版）
全媒体时代 挑战与机遇
1月15日，“聚焦共享经济下顺风车产品合规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青年网主办，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承办。
知名评论员曹林、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德良、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机动车辆安全研究室主任周文辉以及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姜先良、王维维律师出席会议，中闻律师事务所李亚担任会议主持人。参会嘉宾就“顺风车的定位、顺风车的准入标准、顺风车的安全问题和责任边界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顺风车出行数据屡创新高 成平台争夺新焦点
会上，主持人李亚认为：“顺风车应属于私人小客车合乘的范围。其作为通勤的共享平台，具有节约能源、缓解拥堵、方便出行等优势。顺风车具有公益、共享、非营运的原则，而网约出租车是具有盈利性质的，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且顺风车相对于黑车市场而言，解决了部分安全出行问题。”
来自滴滴出行的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滴滴创造性的提出了顺风车跨城回家的概念。在固定运力之外，通过整合更多私家车，让车主和乘客能够更高效的共享车辆和座位，为春运提供额外运力。这一年春运期间，顺风车共运送乘客190万人回家，覆盖31个省，相当于同年南航客运量的24%。2017年春运期间，顺风车共运送848万乘客跨城出行，这一数据接近国内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南方航空国内航班在春运期间的运送人数。据某顺风车平台统计，跨城用户的出行范围遍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343个城市，覆盖了所有开通顺风车业务的城市。2018年春运期间，滴滴共运送乘客共计3067万人次，约是去年同期的3.62倍，相当于同期民航运力的近一半，等同于增开了45913列8节动车组和170388架波音737飞机。
“屡创新高的顺风车出行数据背后，是有待满足的巨大市场需求。”王维维律师说。随着顺风车概念的普及，顺风车业务逐渐成为各大出行平台争夺的新焦点，滴滴出行、嘀嗒打车、阿尔法顺风车、哈啰出行等平台先后推出了各有特色的顺风车业务，顺风车市场一时间风起云涌，“即便在2018年顺风车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候，也仍然有新的企业加入市场。”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维维
顺风车“一刀切” 剥夺人们享受新产品的权利
程龙是一名顺风车车主，在有车之前也是顺风车的乘客。程龙家住北京通州，而上班在北京西边，整个通勤路线较长。在没有车之前，程龙有过打车经历。“从家到公司，出行成本还是很高的。后来知道有了顺风车，它的价格几乎是所有打车出行方式中，成本最低的。我就一直使用这项服务。后来我自己有了车，也开始拉一些顺路的乘客，做起了顺风车车主，毕竟可以分摊一些油费，能让自己省一些油钱。”程龙在会上说。
“今年8月底出现安全事件之后，滴滴顺风车下线。开始大家很愤怒、很不理智。其实每个领域，尤其是公共出行领域，都会遇到治安事件。我们很难杜绝它，只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罢了。”当提到伴随顺风车下线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时，程龙表示：“通勤支出这块费用明显多了，只能早起一会去挤地铁，降低我们家的通勤支出压力。”
“经过几个月对‘顺风车问题’的沉淀，舆论终于冷静下来了。”知名评论员曹林在会上表示。“顺风车迎合了部分民众的出行需求，有的甚至对顺风车形成依赖。其实在顺风车出现之前，‘民间’就有拼车行为，顺风车便是‘民间’拼车行为更规范化、更管理化的表现。即使顺风车暂时下线了，‘民间’仍有各种形式的拼车。这种情况反而更让人担心，没有平台、没有管理，不在可控的范围内，就可能导致更大的问题出现。”
知名评论员曹林。见习记者王增强摄
“相比传统的网约出租车而言，顺风车更能体现公共价值。而‘一刀切’下线的顺风车业务，实际上是剥夺人们享受新产品的权利。”曹林说。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表示：“目前，顺风车平台首先面临的不是如何做大做强的问题，而是生存问题。生存的问题要解决，除了满足日常运营，最主要的是让政府认识到怎么去监管平台。”此外王四新从中国目前互联网领域的大背景出发，诠释了顺风车在实现国家战略层面扮演的重要角色。“随着5G时代的到来，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必须把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方式带入到经济增长模式里去，顺风车是最能体现这种国家战略，最能作为国家战略实现路径的一种方式。”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 见习记者王增强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德良在谈到“自己近一年的打车经历时”表示：“最近这一年，我感觉打车越来越难。”刘德良表示：“网约车管理运营模式是在扼杀创新。没有实际的雇佣关系，就是一个撮合的关系。像打车平台，本质上就是撮合交易。而当网约车、顺风车出现事故时，目前的监管模式却要求平台承担承运人的责任，是明显不合理且前后矛盾的”。
“顺风车具有大众性、便捷性、价格低廉性和舒适性这四大商业模式。从商业角度讲，顺风车在人们衣食住行的‘行’中提供了革命性作用，人的自由意志在出行这一人类的基本活动中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的社会意义重大、商业前景光明。”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姜先良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姜先良。见习记者王增强摄
生死之外无大事 顺风车内不是绝对隐私空间
在谈及“顺风车的准入标准”问题时，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机动车辆安全研究室主任周文辉表示：“顺风车就是拼车，不是网约车。网约车是出租车的一种。网约车本质上属于出租车，借助互联网撮合交易的出租车，顺风车不属于营运车辆。从车辆本身来说，对顺风车不宜设置安全标准，本身就是一种民事行为。顺风车除了特别必要的安全信息，双方的身份信息等平台需要掌握的信息以外，剩下的要通过双方的协议合同关系去约定，政府不宜过度介入。
周文辉。见习记者王增强摄
“但一些基本的信息，比如车的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信息、乘客信息平台要做真实记录，并且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向政府部门提供。”周文辉说。
在“顺风车的安全和隐私如何平衡”问题上，王四新认为：“顺风车内的空间应该是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而不是绝对私密空间。国家对顺风车应该有一定的管控，顺风车平台应该有一个总体的安全管控。”
曹林在发言中指出：顺风车前面有一个符号，“某某顺风车”，这是乘客基于对平台的信任，而不是基于对司机的信任。对于一个乘客来说，安全和隐私不是平衡。安全是最基本的，生死之外没有大事。对于平台而言也是一样，出了事之后必须要有一套应对的策略，首先就是救命渠道的畅通性，投诉及时回应性、入门槛的高端性、安全信息的共享性、顺风车服务的专业性以及其定位的公共性和空间性，这些都应该考虑到。”
“顺风车不属于公共交通体系，车内空间自然也不应该是公共空间。”王维维律师认为，网约车、出租车内属于公共空间已获得行业共识，顺风车是私家车，应该属于私人空间。但是私家车主选择顺风载客来补贴出行成本，则其应该让渡出一部分隐私空间，比如在顺风车程中接受录音等安全措施，“但要求顺风车内安装摄像头等，就超出了这种让渡的底线，是不可接受的。”
顺风车的责任边界应镌刻在法院判例的权威中
王四新表示，赞同政府的监管理念。“就是要强监管，就是要全责任，就是要让平台不仅对于征上来司机的运营量负责，对安全负责。某些网约车平台的理念是先扩大规模，等有钱、有人了再做相应服务的改进、安全漏洞的填补，这种经营理念极端错误。”
“至于平台的定价机制上还是应该平台为主，国家加以监管。定价权的核心在平台，但是必须接受政府监管。”王四新说。
“安全方面除了政府保底之外，行业自律还是大有可为的。”周文辉针对平台的安全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建议。他认为：“车辆的配置标准，大的平台可以发布自己的团体标准或行业标准以及顺风车和驾驶员应当达到的标准，制订一套平台自身的规则，向社会明示，同样也是有约束力的。”
对于顺风车的责任界定，曹林表示：“很多时候发生一例案件之后，很快就被当成一个舆情，大家特别害怕这种舆情，导致这种事情最后很难进入到让法律安静地去判决。”
“法庭判决会具体地谈平台承担多大的责任，当事人承担多大的责任，司机承担多大的责任，有具体的区分。但是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法律很容易被舆论绑架，最后变成舆论判决。”曹林认为，企业不应该急于把安全问题当成舆情去灭，应该安静等待事件进入法律程序，等待法院判决，最后形成清晰的判例。“顺风车的责任边界，应该镌刻在法院判例的权威中。”(见习记者 王增强)
一家之言
这些第三方购票平台推出的“抢票加速包”，可以说与黄牛倒票无异，因为它们的加价抢票服务等同于在原票价基础上加价转手倒卖。
一年一度的春运抢票季即将拉开序幕，这也为不少第三方抢票软件提供了施展拳脚的空间。比如，不少抢票软件都提供了VIP加速包、好友助力等抢票服务，号称能够让使用者优先出票。
其实“抢票加速包”并不新鲜，从2017年春运开始，携程、去哪儿、智行、高铁管家等多家购票平台就开始推出了这种服务，只不过当时被称为“有偿抢票”。
而现在这种分为快速、急速、VIP等多个级别的加速包，也带有付费内容，购票者付费越多，则享有的加速包越多或加速包级别更高，从而可以提升抢票成功率。但是这种购票规则，与加价从黄牛手中拿票，有什么不同吗?
有偿抢票、抢票加速包，与黄牛倒票，本质上差不多。只不过，这些购票平台穿了一层马甲，将“倒票”修饰为“有偿服务”。但黄牛们过去在车站倒票，后来用“抢票神器”倒票，也可以称之为“有偿服务”吧。
通常情况下，提供服务收取一定数额的服务费应无可厚非。黄牛的“有偿服务”之所以不合法，是因为他们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损害了正常购票旅客的合法权益。而现在，这些第三方购票平台推出的“抢票加速包”，可以说与黄牛倒票无异，因为它们的加价抢票服务等同于在原票价基础上加价转手倒卖。
如果没有“加速”服务，购票者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有了“加速”服务之后，则是付费者优先。如果大家都想优先，结果就是，多数人付费取得“加速权限”后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在此过程中第三方购票平台稳赚不赔。
公众被这些购票平台的倒票游戏玩得团团转，公共资源成了商家的赚钱工具，这种事不该没人管。曾有记者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得到的回复是，目前正规商家的抢票服务价格是放开的，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
监管部门是否混淆了“服务价格”与“抢票价格”、正常服务与不正常的“抢票服务”的概念?提供购票平台、代人购票，都没问题，这属于合理合法的服务，服务费市场定价也没问题。但“抢票”则触及市场规则，损害更多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益，在此基础上的加价收益就理应不合法。
为何黄牛的“抢票服务”不合法，“正规商家抢票服务”就合法?穿了马甲的黄牛，网友们照样认识，监管部门怎么就认不出来呢?早在2013年，工信部和当时的铁道部就曾要求封杀软件商的“抢票神器”，认为这是强行加塞行为。可多年过去了，这些“抢票神器”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做越大。
2019年铁路春运期间，12306网站也将推出“抢票功能”，但与第三方平台的“抢票”不同，12306的候补购票不仅免费，而且购票者机会均等。相比之下，那些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就更显得不厚道了。
□马涤明(职员)
湖南贫困县学生把营养餐牛奶倒水沟 图片来自网络
据北京青年报12月19日消息，日前，一段题为“湖南贫困县学生把营养餐牛奶倒水沟”的视频引发关注。昨天，视频所涉学校湖南隆回县罗洪中心小学一名负责人表示，学生们倒掉的牛奶是已打开过包装，喝不完的剩余牛奶，校方出于对学生身体健康考虑，不建议把营养餐带回家中食用。
笔者愿意相信校方的说法。倒牛奶固然是浪费，但相比之下，健康更重要，理应优先考虑。该负责人也提到，学校大多学生的父母都外出打工，家里只留有老人，老人们对于食品保质期意识不强，因而误食过期牛奶的隐患确实是存在的。从这点来看，学校在管理上还是用心的。
视频的画面颇具冲击力，乍看之下，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一片好心被辜负”的强烈不适感。但细想之下，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很遗憾，好像确实没有。
有网友提到，既然因为天冷喝不完，学校就不能买个微波炉加热一下吗?这是没有考虑现实情况，充满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傲慢。一者，学生倒牛奶肯定不完全是因为天冷，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口感，不能一概而论。二者，每个学生加热一分钟，所有学生加起来需要多少时间?这是学校，不是自己家里。
再者，可能很多人想都没想过，电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对一般家庭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对一所贫困县的小学来说，也许就是他们无力承担的。什么叫贫困?这就是，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就是一种奢侈。
还有一种说法更是无稽之谈，认为既然喝不完，那就应该限量供给。这看上去很科学，但是怎么操作?是数量上减半供应，还是倒一次就剥夺喝牛奶的资格?任何没有操作性可言的建议，都不具有参考价值。
针对“贫困县学生倒牛奶”的批评，大多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施与者心态，用苛责的目光去打量一切。试问谁没有倒过牛奶?我承认我倒过，有时候忘了喝，牛奶过期了，不倒掉难道强灌下去?但是这种现实很平常的事，到了贫困县学生这里，就会被人为地放大，变成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
在一些有道德洁癖的人看来，他们是这样想的：你们这些山里的穷孩子啊，饭都吃不饱，现在有免费牛奶喝，难道不是天大的幸福吗，怎么还能嫌弃?再说，营养餐是社会爱心的体现，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倒掉，怎么对得起那些关心你们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再不好喝你也得喝掉，因为你喝的不是牛奶，是爱心，是社会的期待。
很不喜欢这样的道德绑架，说得难听点，就是一种道德歧视，认为受助者只能活成大家想看到的样子，不能有一点瑕疵，否则就是对爱心的亵渎。前些年，许多高校都对贫困大学生的助学金怎么花做出限制性规定，不准买名牌，不准买手机。其实大可不必，慈善应该建立在平等和自由的前提下。
学生倒牛奶当然说明对贫困地区的帮扶政策上还有不足之处。比如管理上的粗放化，供给和需求是否有效对接，出现问题能否及时反馈和解决。但我们更应该保持一种宽容的心态，毕竟相比倒掉的牛奶，喝掉的牛奶更多，许多孩子从中受益无穷。希望营养餐计划越办越好，但在这个过程中，尊重和理解那些不完美，或许也是一种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