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记者 陈旭）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我国电子社保卡申领总数突破3亿张。电子社保卡如何申请？有何功能？跟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社保待遇认证再也不用回老家了。”年过70岁的张奶奶说，她一直在北京帮着带孩子，以往每年要回老家社保所跑一趟。现在，在家人的帮助下，她申领了电子社保卡，通过人脸识别，几分钟就完成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现在真是好！网上办理非常方便。”张奶奶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人社部已开通多个电子社保卡线上申请渠道，包括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小程序等，多地人力社保部门也通过地方App平台进行推广。记者体验发现，电子社保卡申请过程简单，只需绑定手机号、在输入个人身份信息后进行人脸识别，即可申领。
电子社保卡有哪些功能？据介绍，电子社保卡已上线多项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人才人事、劳动关系等政务服务，可实现网上办理社保关系转移、境外社保免缴、失业登记、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等40项全国性社保服务。此外，电子社保卡的移动支付功能，已在27个省份的224个地市支持就医购药扫码结算，在22个城市开通银联乘车码，市民可以用电子社保卡扫码乘车。
目前，部分省份社保经办大厅以及社保卡服务网点，已在自助终端开通了电子社保卡应用。持卡人可利用电子社保卡的“扫一扫”功能在自助机上登录。
业内专家表示，卡证电子化是政务服务发展的趋势。电子社保卡的意义不仅在于社保信息大数据化，更有利于推进异地社保同享服务。
业内专家也表示，目前，推行电子社保卡业务应加快与实体卡的关联进度，扩大宣传推广面，拓展申领人群覆盖面，助推实现更方便、更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电子社保卡让社会保险服务可及性增强，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也有利于提升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汪雪菲说。
随着经济的逐渐回暖，企业用工信息也随之增多。网络招聘以其便利快捷、跨区域、低成本等优势受到求职者青睐。然而，《工人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目前有些招聘网站上发布的信息真假不一，有公司用各种手段让求职者踏入陷阱，甚至有假公司以网络招聘为名进行诈骗活动。
“我应聘进入一家公司做项目助理，说好试用期3个月、工资3500元，表现好可以转正。然而，试用期工作繁重，每天都要加班，坚持3个月后人事经理称‘人职不相匹配’，让我走人。”北京高校应届毕业生王琳（化名）怀疑自己遇到了招聘公司只试用不聘用的伎俩。
在线教育行业的小姚看到一条月薪1.3万元招IT经理的招聘广告，有些心动。他面试两次后才得知月薪仅5500元，通过各种考核再加上绩效奖金才有可能接近8000元。
更有甚者，假借招聘，骗取体检费。有媒体报道，在上海，有诈骗者以网络招聘为名，在招聘网站上发布消息。应聘者去了现场，自称主管或者经理的人随便问几个问题就决定应聘者被“录取”。之后，他们会告诉应聘者入职前要去指定的医院体检，需先自行垫付几百元的体检费用。入职1个月后“公司”可予报销，然后逃之夭夭。
除了体检费，一些招聘网站还以交纳服装费、技能培训费、保险费、押金、手续费等各种名目收取应聘者钱款，得逞后迅速脱身。
此外，一些公司根本就不打算招人，只是借网络招聘来做宣传，提升公司的知名度。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晓明认为，目前我国的网络招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职场诚信体系。有些大型招聘网站只是一味挣钱，只要交钱就可以在平台发布信息，至于信息的真实性、公司的可靠程度都不在平台的考虑范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忠云表示，由于求职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很多用人单位都提出了一些明显的不合理条款，如违约金、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适用期等。在合同中，有些单位设置一些模棱两可或带有诱惑性的条件。求职者特别是缺少社会经验的毕业生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
为了进一步规范网络招聘，日前，人社部研究起草《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提出用人单位向网络招聘服务机构提供的单位基本情况、招聘人数、招聘条件、用工类型、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劳动报酬等招聘信息，应当合法、真实。（记者刘兵）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题：农村老年人，谁来扶一把？——从发展“互助性养老”说开去
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网友“云帆”所提的“互助性养老”建议最终被写入全会文件。
什么是互助性养老？为什么农村适合互助性养老？农村养老服务还有哪些痛点和难点？近日，民政部在江西南昌召开全国农村养老服务推进会议，记者以此为契机展开了调查。
“互助性养老”是什么？
“互助性养老的基本理念，就是由低龄老年人照顾高龄老年人，由身体状况较好的老年人照顾身体状况较差的老年人，以此完成养老服务的代际传递。”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
记者在全国农村养老服务推进会议上了解到，当前，我国有一亿多农村老年人，其中特困老年人约有367万，占城乡特困老年人总数的95%。
“每天我都过来跟大家聚聚、说说话，心情都变好了。”在江西省幽兰镇桃岭村红溪章家颐养之家，89岁的老人余金仙正拉着她71岁的儿子章冬保的手，笑眯眯地迎接着到访的客人。
村干部告诉记者，桃岭村积极引导村里的乡贤、群众和低龄老年人积极开展为老服务，为行动不便、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提供上门送餐、送医和探视巡访服务，到目前为止已有15名老年人“入家”。
记者看到，在颐养之家的墙上，党员志愿者值班表从周一到周日排得满满当当，值班表边上还清楚地写明了“理发、为老人送餐、陪老人娱乐”等服务内容。
“互助性养老的实现形式主要有三种，即志愿服务、低偿服务、时间银行。”贺雪峰认为，三种模式都介于居家养老和市场化养老服务之间，其内在逻辑是低龄老年人以闲暇时间照顾高龄老年人，从而换来自己高龄时的被照顾。
“互助性养老”为什么尤其适合农村？
“互助性养老在农村的优势，首先体现在农村具有建立在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上的邻里守望传统。”华北电力大学老龄科学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老龄科研基地负责人刘妮娜说。
刘妮娜认为，村党委领导下的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老年人组织属于互助组织，便于互助性养老服务开展。此外，农村老年人收入相对较低，对市场服务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都相对偏低，对互助性养老服务接受度相对较高。
在一些农村地区，互助性养老在因地制宜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北京市密云区山区面积大，村与村之间距离较远，养老服务很难实现全覆盖。同时，农村老年人乡土观念重，不愿离家养老，对市场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比较弱。当地政府对990名老年人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85.96%的老年人表示生活可以基本自理，不需要日间照料、助浴助洗等服务。
在此基础上，密云区统筹各镇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组建本镇邻里互助机构，由机构根据本镇老年人的分布，在本地招募邻里互助员，组建若干邻里互助队，形成“邻里互助机构、邻里互助队、邻里互助员”三级组织结构。
该办法实施1年内，为全区4985名独居老人开展电话问候服务45万次，入户探视26万次，提供代买代缴、卫生保洁、文化娱乐服务28万次，有效解决了农村特别是山区独居老人的居家养老照料难题。
“对于不少农村独居、留守老年人来说，精神层面的需求往往大于物质层面的需求。”贺雪峰说，互助性养老可以让老年人聚集起来，进行有益身心的文体娱乐活动，这也是其突出优势之一。
农村养老问题，还有哪些“答案”？
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地区目前已有养老机构2万多家，养老床位194万多张，幸福院、颐养之家等互助养老设施10.8万个，多层次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已初步形成。
然而，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挑战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农村养老服务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我国人口老龄化总体呈现出‘城乡倒置’局面，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未富先老’等问题在农村表现尤为突出。”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家庭养老能力弱化、农民养老保障不足、养老服务设施不健全、养老服务运行可持续性和监管偏弱等问题仍然制约着农村养老服务水平的提升。
“失能老年人是农村老年人中亟须帮助的一个群体。”贺雪峰认为，政府应加强互助式养老服务中心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无偿或者低偿为失能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必要时可委托社会力量管理运营。
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少不了资金和制度的支持。
刘妮娜建议，一方面应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募捐、村集体投入、老年人自付等多渠道筹资，增加农村养老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应因地制宜确立组织形式，包括村两委、农民合作社、老年协会等，促进农村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参与自助互助。
相对于城市，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更为陈旧落后，管理服务更为粗放，安全隐患更加突出。
从全国养老服务推进会透露的信息来看，坚守服务质量与安全红线，强化农村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将是接下来农村养老服务工作的重点之一。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0年是为期4年的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收官之年，各地将对照专项行动目标任务进行一次大盘点，把问题隐患全部整改到位。
人民网北京11月20日电（薄晨棣）临近年底，各地区生产经营活动集中，极易出现赶工期、抢进度和突击生产、超负荷运转等问题，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为加强年底安全风险防范，进一步明确安全监管和风险防控重点，根据典型事故特点和事故企业存在的突出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日前通报了四类生产安全高风险项目企业。
应急管理部要求，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在监管检查中要重点关注四类安全生产高风险项目企业。一是屡次受到各类行政处罚的企业。今年以来煤矿11起较大以上事故中，所有事故企业均存在屡次违法违规问题，并多次受到有关部门行政处罚，部分企业在监管部门多次执法、督办的情况下敷衍整改，甚至弄虚作假。近期山西朔州“11·11”透水事故企业，于2017年曾因原煤露天堆放被环保部门罚款8万元。浙江温岭“6·13”重大事故企业先后于2016、2017、2018年因11次违法行为受到交通部门行政处罚，但并未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最终酿成事故。
二是违法发包、层层转包的生产和施工项目。近三年建筑业7起重大事故中，有6起都涉及到违法发包、转包问题，此外近年来一些工贸企业技改项目也存在违法发包问题，中介机构在为相关企业提供服务过程中也存在转包现象。福建泉州“3·7”欣佳酒店坍塌事故企业、2019年河北衡水“4·25”施工升降机轿厢坠落重大事故施工单位、2019年云南临沧高速公路安石隧道“11·26”涌水突泥事故勘察单位，均存在违法将工程发包给无资质人员、以包代管等问题。
三是新成立小微企业或新建成投产的项目企业。新成立或新建成投产项目企业在人员队伍、设备设施、生产运营等方面需要磨合，小微企业和新项目往往不易受到监管部门关注，一旦管理松懈、疏于监管，极易发生事故。近期河北石家庄“11·12”火灾事故企业、广东中山“11·13”火灾事故企业，均成立于2017年，前者为个体工商户、后者为个人独资小微企业。
四是实际负责人与名义负责人不一致的项目企业。一些企业在主要负责人上弄虚作假、逃避监管“偷梁换柱”，人为造成了安全管理上的漏洞，导致主体责任难以落实。2019年江苏响水“3·21”事故企业，其实际控制人因曾犯罪判刑不具备担任主要负责人法定资质，采取让硝化车间主任挂名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2019年河北衡水“4·25”施工升降机轿厢坠落重大事故施工单位项目主要负责人系挂靠人员，实际不在现场执业。
应急管理部强调，要充分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安全生产形势，深刻分析和吸取近期事故教训，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突出重点地区和行业领域监管检查，狠抓各项责任措施落实。要强化检查执法，对屡次受到各类行政处罚的企业重点监管，重拳“打非治违”，精准科学监管检查，及时督促整改安全隐患。要加强生产施工项目安全监管，重点检查违法发包、层层转包等问题，坚决杜绝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等现象。
人民网北京11月19日电（朱紫阳）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为着力推进“一网通办”，加快“电子证照应用”的部署，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减少人员聚集要求，根据《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北京市实施<居住证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市政务服务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自2020年11月20日起，将网上核发电子《北京市居住证》和《北京市居住登记卡》（以下简称“居住证（卡）”），停止发放实体居住证（卡），电子居住证（卡）将通过“北京通”APP展示。
时间安排。2020年11月20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为推行使用电子居住证（卡）过渡期。自2021年1月1日起，将正式全面推行线上申请、制发电子居住证（卡）。已经领取且处于有效期内的实体居住证（卡）仍可继续使用，直至该实体居住证（卡）有效期满后自动失效。
办理渠道。在过渡期期间，全市网下居住证（卡）办理窗口继续受理证卡申领手续，来京人员应按照《北京市办理暂住登记和居住证实施细则（试行）》要求，到居住地所属公安户籍派出所或流管站办理居住证（卡）申领手续，经审核在8个工作日内核发电子居住证（卡）。同时，网上“北京市居住证服务平台”继续提供网约申领居住证（卡）和网约“卡换证”2项业务；“北京市居住证微信公众号”也将继续提供“申领居住登记卡”“居住证（卡）网上签注”和“卡换证”3项业务，申请通过后将网上核发电子居住证（卡）。
由于不再发放实体居住证（卡），办理居住证（卡）网上签注和“卡换证”业务，涉及的EMS工作人员上门收取居住证（卡）也将随之取消。
开具“纸质”凭证。来京人员如需居住证（卡）纸质凭证，由本人到北京市任意公安户籍派出所，出示居民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或原籍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证明）或电子居住证（卡），公安户籍派出所现场提供加盖户口专用章的《北京市居住证（卡）确认单》。
电子居住证（卡）展示途径。先期“北京通”APP将作为电子居住证（卡）的唯一展示途径，后期政府相关部门将扩展其他途径。电子居住证（卡）查看展示的方式为：来京人员使用智能手机下载“北京通”APP，登录后点击首页“全部电子卡证”，即可查看、展示电子居住证（卡）。
电子居住证（卡）使用效力。电子居住证（卡）和实体居住证（卡）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电子居住证（卡）只有在指定展示途径下，动态实时调取生成时具有法律效力，通过截屏、拍照等方式展示的电子居住证（卡）不具有法律效力。
公安机关提示：一是针对日常不使用智能手机，或不方便申领电子证照人员，北京市居住证（卡）办理窗口将继续受理证卡申领手续。通过审核后，发放《北京市居住证（卡）确认单》。
二是目前，北京市已将2016年以来受理制发且仍处于有效期内的实体居住证（卡），通过“北京通”APP全部实现了电子证照展示。相关人员不必换领电子居住证（卡）。
三是来京人员网上或网下办理电子居住证（卡）申领、签注、变更等业务，均应当如实登记注册本人身份信息，并提供本人在京实际居住地址等情况，确保各项基础信息真实有效。由监护人或近亲属在委托人实际居住地所属户籍派出所或流管站，现场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残疾人代为办理居住证（卡）相关业务的，应当提供代办人的身份证明、能够证明存在监护或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和书面委托书（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除外），并对提交证件、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四是在推行使用电子居住证（卡）后，北京市各户籍派出所针对申请办理电子居住证（卡）相关业务的来京人员，将组织社区民警和流管员开展调查回访工作，对所提供相关信息的真实准确性进行入户核实，请广大来京人员支持配合。
原标题：易地搬迁工作转入后续扶持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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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扎实推进，我国易地扶贫搬迁960多万贫困人口，同步新建约3.5万个安置社区，一揽子解决搬迁群众的吃、住、行、就医、就学等方面的问题，对世界的减贫进程作出重大贡献，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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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我们还在大山里过苦日子。”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的姚福刚说。
姚福刚的老家在偏远的坪上村阴沟组，“阴沟组”，地如其名，地处大山之间的山沟，光照少、背阴。
姚福刚说，在老家，住的是破旧房，吃的是包谷饭。过去，路不通，赶集买生活用品要走3个小时的山间小路，卖头肥猪要请几个人抬出大山，就近找点门路赚点钱不容易。
而如今，姚福刚一家已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离开大山进了城，他和老伴儿入住城东社区，两个儿子则入住城南社区。
“世世代代居住在大山深处的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会住进县城，不花一分钱就搬离了大山，成为‘城里人’。”姚福刚感慨道。更令他感到惊喜的是，原来担心进城后没有收入来源等问题都不是问题。
“就业、孙子读书等系列问题，党委政府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社区安排我们到附近的林下经济种植场、蔬菜种植基地去务工，每做一天有80元至100元不等的收入。”姚福刚说。
姚福刚的经历，是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所惠及万千家庭的一个缩影。就在近日，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十三五”期间易地搬迁建设任务已经全面完成，易地搬迁工作已经转入以后续扶持为中心的新阶段。
以后续扶持为中心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五个一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实现贫困群众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
王爱文介绍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扎实推进，我国易地扶贫搬迁960多万贫困人口，同步新建约3.5万个安置社区，一揽子解决搬迁群众的吃、住、行、就医、就学等方面的问题，对世界的减贫进程作出重大贡献，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当前，易地搬迁工作已经转入以后续扶持为中心的新阶段。“做好这项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们说‘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后面这两篇文章，‘稳得住、能致富’涉及到很多部门的工作。”王爱文说。
近日，民政部会同八部门制定发布《关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重点对搬迁社区的治理，解决群众能住得好、能融入的问题，作出了安排和部署。
“总的来看，现在扶贫安置点的搬迁社区组织建设普遍得到加强，体制机制也不断健全，服务设施也明显得到改善。但还面临一些问题，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理顺，社区服务体系还有待完善，群众在新社区的融入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王爱文说。
为此，《指导意见》着重明确了五个方面的工作，简单地说就是要做到“五有”：第一，要有组织。有组织，就是要在搬迁社区建立组织体系，把基层党组织建立起来，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群众自治组织建立起来，把妇联等群团组织建立起来，还要围绕群众的需求建设一些社会性的组织，搬迁群众能够找到组织，有事能找到人去解决。
第二，要有制度。制定安置社区的一系列基本规则和制度，包括党组织的议事规则、居民自治组织的议事规则，一些会议协商基本制度等。
第三，要有服务。把服务体系建设好，加快推进以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综合性服务设施在搬迁社区全覆盖，涵盖教育、医疗、社保、救助等政府工作服务及群众生活性服务等。
第四，要有氛围。要有大家庭的氛围，群众能认同，能够融入到社区。
第五，要有队伍。要加强安置社区的工作者队伍建设，除了“两委”成员之外，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的人员之外，还要有社区的专职工作者，把队伍健全起来，确保有人为群众服务。
完善机制加强服务
“住新房，三年忙。”
搬新家、住新房，对农民来讲既是一件喜事、好事，也是一件大事。但到一个新地方，进入一个新社区，后续涉及到的问题还很多。
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的一些问题，《指导意见》也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例如，针对管理体制机制方面的一些问题，主要从安置社区的组织建设和制度机制建设方面着手，“现在的搬迁群众有的是要搬到城市的规划区，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组建城市居民委员会；搬在农村的，在乡镇的，就要建立村民委员会”。王爱文说，如果搬迁的居民量比较大，片区比较大、比较集中，就不仅仅是要设自治组织，还要设相应街镇。
在制度机制建设上，建立完善民主协商机制、群众办事投诉机制、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对困难群众有可能返贫的收入情况监测预警机制、像新冠肺炎疫情及其他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等。
服务体系也在建立完善。王爱文说，“从我到过的一些地方来看，基本的服务解决得还是不错的，像广西南宁附近的震东社区，把学校、医院都配套建好了，学校的老师有从广东来支教，教育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基本的居民生活超市、社区服务平台都建起来了。”总体上讲，这些设施建得还比较完善，后续会越来越好。
王爱文补充说，还需要解决一个群众相互融合的问题，把群众组织起来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使原来的陌生人尽快变成熟人，组成一个熟人社区，这些方面需要各级基层组织做大量工作。
依法预防化解矛盾
与一般社区治理相比较，安置社区有一些特别。
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归结出三个挑战：一是搬迁群众来自四面八方，还可能来自不同民族，由于文化意识、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距较大，乡土观念都很强，社区融入难度大。二是入住安置社区后，搬迁群众传统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转变，垃圾处理、公共卫生、生活习惯等都需要改变，新的秩序也需要尽快建立，否则存在的隐患容易引起邻里纠纷。三是安置社区“两委”成员大多数是从迁出地村两委班子成员产生，不适应多元化、制度化、规范化要求更高的社区工作。
为此，要重点解决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构建新型人际互动支持网络，应大力培育发展老年人协会、残疾人协会、红白理事会等社区社会组织，应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支持引导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开展服务，应组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等活动，促进搬迁群众互动交流和情感交往。在少数民族较多的安置社区，还要推动交流融合的社区环境。
二是依法预防和化解安置社区各种矛盾纠纷，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风险隐患的分析研判和预防化解机制，从源头依法化解矛盾。要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引导搬迁群众强化法治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共同体意识，要加大推进移风易俗科学普及，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方式和科学生活方法。
三是加强安置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注重把迁出地原村两委班子成员、年轻党员干部、致富带头人等推选为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保留熟悉情况的工作队伍。将群众信任、办事公道的党员选拔为党组织书记，依照法定程序兼任村（居）委会主任，积极推动社区民警进社区两委班子，引导高校毕业生到社区就业，不断改善队伍结构。加强安置社区工作者培训，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
“人在哪，家就在哪”。据了解，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是各级党委政府投入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一个政策。“如今，上半篇文章做完了，搬出来了，后半篇文章能不能做得好，稳得住、能致富，就目前对所有的搬迁社区来讲，群众生活是比较好的，服务设施已经是齐全的，就业门路也是有的。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我们继续关注和支持扶贫搬迁工作。”王爱文说，前面的政策会落实好，后面还会有更好的政策，措施也会跟上，让搬出来的群众住得更好、住得更舒适，逐步能致富。（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维）
记者 李林宝 马原
观众在体验适老化辅具。
保利锦汉展览供图
农村养老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多方合力应对，建立多元养老服务资金保障体系
迈向老龄社会，农村老人如何不掉队？
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议题。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负责人透露，根据相关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空巢老年人家庭比例为30.77%。
迈向老龄社会，农村老人如何不掉队？“农村老人老无所依、老无所乐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刻不容缓。”在近日举行的2020（第四届）中国农村养老高峰论坛上，来自政府、学界与公益界的人士提出，农村老人养老问题是养老工作中的一个短板，解决农村老人问题，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未来应对老龄社会的政策应该向农村老人倾斜，把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入到农村，使农村老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有质的提高。
改变养老服务思维定式
当前农村老龄化有何特点？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指出，农村老龄化具备老龄化程度深、空巢独居现象严重、高龄失能、失智占比高等三个特征，面临家庭照料能力弱化，支付能力不足，养老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平衡三大挑战。这也意味着，“农村养老服务需求潜力巨大”。
“城市的老龄化水平和农村发生了倒置现象。”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中心主任原新教授指出，老年人的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我国总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也就是说我们有大量的老年人在农村”。
原新认为：“经济问题是做蛋糕，民生问题是分蛋糕，在把蛋糕做大的基础之上，分蛋糕时才能实现城乡之间的公平以及老年人之间公平，这才能够帮助我们应对老龄社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杰华说，应对农村老龄化要改变过去在养老服务体系中“重城市、轻农村”的思维定式。
探索农村养老模式
城镇化速度在加快，农村的空巢、失能老人也会逐渐增加。如何避免农村进一步成为“孤岛”？
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方面，河北省荷花公益基金会已有多年尝试，探索出“妇老乡亲”农村养老模式。该模式是由政府部门指导，依靠基金会进行模式输出和资金支持，借助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能力，培训建立互助志愿服务队伍，着力解决农村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的文化娱乐、就餐、生活照护等养老难题。
据荷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师进辉介绍，从2016年开始，该基金会陆续支持了20家项目团队，在太行山区27个试点村庄开展“妇老乡亲”项目，截至今年9月已经孵化了51个农村自治组织。
结合荷花基金会的探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总结了三个值得关注的框架：社会化、组织化、专业化。他建议，提供农村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应当从协调发展、布局优化、标准开发等角度发力。
“一个基金会如果拿几百万元做农村养老试点，选点很重要，”他提出，下一步不同社会组织应当互相合作、优化布局、协同发展。在此基础上，社会组织要开发标准，做出体系化和专业化，“一定要有标准的支撑体系，需要专家学者结合理论和实践作提炼。”
陆杰华强调，我国农村养老一定是从基层做起，从不同模式的变化过程中来寻找农村养老的模式，包括“妇老乡亲”、互助养老、庭院养老、医养结合等等。
农村养老向何处发力
对于农村养老而言，未来5~15年应向何处发力？
原新认为，在养老问题上政府提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支撑，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20字方针，但现状是过多强调机构。他进一步解释，方针的发展目标很清楚，“9073”是指90%的老人居家，7%的老人进社区，3%的老人进机构。但到目前为止，农村依然主要是家庭养老而非居家养老。
“社会化的养老服务能够跨入千家万户，老百姓在家里居住的时间越长，他所承担的养老成本、心理成本，对整个社会、对于老年人个人来说都是最低的。”原新说，“我们既然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就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应对农村养老的挑战，资金保障是关键。王杰秀认为应该建立多元混合的养老服务资金保障体系，由家庭、政府、社会多元责任共担，保险救助福利多种方式混合，同时发挥政府补贴引导作用。
“这是一笔庞大的支出。”长期关注农村养老服务可持续性问题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于建伟认为，各级政府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把农村养老资金列入预算，“仅仅靠社会组织去做，哪怕有成百上千家，也是杯水车薪。”
除了资金支撑以外，王杰秀认为还要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建立事业与产业融合发展的供给体系，兜住基本养老服务底线，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激发养老服务市场活力。
“在养老和应对老龄化问题上，每个人特别是政策制定者一定要记得，每个人都在变老的路上。”陆杰华希望决策者能够关注农村养老，多部委共同发力，“在未来5年或15年，我们应该为农村养老顶层设计留有余地”，把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入到农村，使农村老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有质的提高。（记者陈俊宇）
借力大数据改造实体店，打造社区消费新场景
零售业数字化转型在提速（消费万花筒）
本报记者 王珂
“既能买东西，又提供桌椅可以聊天小憩，还可以在工业风装修的二楼观景平台感受老厂房的历史，这样的便利店挺有新意。”近日，北京海淀区某高校学生李慎和朋友们到751D·PARK北京时尚设计广场参观，对园区内的一家便利店印象深刻。和传统便利店不同，这家便利店不仅选品更时尚，体验更丰富，能买东西，也有堂食场地，还可以通过手机点外卖，再加上在老厂房基础上改造的一处观景平台，俨然成了园区内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便利店转型发展，体现了中国零售业升级发展的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传统零售业已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很多地方纷纷推动社区商业网点合理布局，丰富商业业态，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实现门店改造升级，改善消费设施，打造社区消费新场景。
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提出，“支持线下经营实体加快新理念、新技术、新设计改造提升，向场景化、体验式、互动性、综合型消费场所转型”“将智能化、品牌化连锁便利店纳入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商务部近日召开全国零售业创新发展现场会，要求大力发展以供应链为核心的新型品牌连锁，加快零售业数字化转型，发挥大型零售企业“以大带小”的促进作用，推进零售业跨界融合、线下线上融合，提升供应链效能，促进降本增效，实现零售业高质量发展。
眼下，一些地方和企业正在探索通过零售云的加盟店模式，赋能县镇中小微零售企业，探索传统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新路子。苏宁易购经过改造后的零售云县镇店能够共享销售线上700多万种商品，订单量提升4倍。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认为，通过数字化转型，给便利店赋予商品零售、合同管理、支付融资、物流配送、数据分享等服务，能为众多小微企业降低采购成本，提升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连锁企业自身轻资产的运行，帮助零售业在创新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1日19版）
本报北京11月5日电（记者姜洁）在5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治理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王爱文介绍，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五个一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实现贫困群众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扎实推进，我国易地扶贫搬迁960多万贫困人口同步新建了约3.5万个安置社区，一揽子解决了搬迁群众的吃、住、行、就医、就学等方面的问题，对世界的减贫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去年，民政部在蹲点调研的基础上，会同多部门形成《关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重点对搬迁社区的治理，解决群众能住得好、能融入的问题作了安排和部署。意见着重明确了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有组织，在搬迁社区建立组织体系，搬迁群众能够找到组织，有事能找到人解决。二是要制定安置社区的一系列基本规则和制度。三是要把服务体系建设好，加快推进以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综合性服务设施在搬迁社区全覆盖。四是要有大家庭的氛围，群众能认同、能融入社区。五是要加强安置社区的工作者队伍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负责人孙广宣介绍，为了推动做好后续扶持工作，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脱贫、逐步能致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10个部门和单位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的力度的指导意见》，对如何推进后续扶持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今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又联合12个部门和单位出台了《2020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若干政策措施》，重点从完善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加强产业培育和就业帮扶、加强社区管理、保障搬迁群众合法权益、加大工作投入力度、加强统筹指导和监督检查等6个方面明确了25条具体措施，进一步细化实化了国家层面的后续扶持政策。
住房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负责人周韬介绍，易地扶贫搬迁的集中安置社区物业管理工作，应该做好几方面工作：一是规范物业管理模式和内容，按照因地制宜以及尊重搬迁群众意愿的原则，引导搬迁群众选择合适的物业管理方式。二是要提升安置社区综合治理水平，把物业管理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组织搬迁群众广泛参与安置社区的日常事务。三是要加强物业服务市场监管，指导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做好各项服务，切实维护安置社区搬迁群众的合法权益。
《人民日报》（2020年11月06日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