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交通运输部对外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简称《指导意见》)，进行为期两周的公开征求意见。
科学定位 鼓励发展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俗称“共享单车”)是分时租赁营运非机动车，是移动互联网和租赁自行车融合发展的新型服务模式,是城市绿色交通系统的组成部分，是方便公众短距离出行和公共交通接驳换乘的重要方式。
《指导意见》明确，城市人民政府是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坚持“服务为本、改革创新、规范有序、属地管理、多方共治”的基本原则鼓励和规范发展。各地要坚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结合城市特点做好慢行交通规划，统筹发展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但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有序投放 合理布局
针对车辆投放问题，《指导意见》要求各城市根据城市特点、公众出行需求和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定位，研究建立车辆投放机制，引导运营企业合理有序投放车辆。
为解决行车和乱停乱放问题，《指导意见》要求各城市要合理布局自行车交通网络和停车设施，推进自行车道建设，规范停车点位设置，对不适宜停放的区域和路段可制定负面清单实行禁停管理，对城市重点场所应当施划配套的自行车停车点位。
明确企业主体责任 鼓励免押金提供服务
《指导意见》要求运营企业加强线上线下服务能力建设，合理配备线下服务团队，加强车辆调度、停放和维护管理。要求实行用户实名制注册、使用，禁止向未满12岁的儿童提供服务，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等，并要求推广运用电子围栏等技术。
《指导意见》鼓励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采用免押金方式提供租赁服务。企业对用户收取押金、预付资金的，应实施专款专用，接受监管，建立完善用户押金退还制度，积极推行“即租即押、即还即退”等模式。
安全文明用车 加强信用管理
《指导意见》提出，要引导用户安全文明用车，加强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使用规范和安全文明骑行的宣传教育。加强信用管理，建立企业和用户信用基础数据库，对企业和用户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对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指导意见》鼓励公众共同参与治理，形成企业主体、政府监管、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防范向消费者转嫁经营风险等行为。
北京5月21日电(记者高亢 刘硕 王海权)多年扎下的穷根如何拔除?防止返贫的防线如何建立?扶贫干部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近日,新华社记者分多路到基层蹲点调研,探究贫困地区脱贫的具体实践。
因地制宜,土地里刨出“金疙瘩”
安徽石台县七都镇河口村地处皖南,共有432户村民。2014年下半年,驻村第一书记李朝阳来河口村的时候,经精准识别,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41户,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
考察实地情况后李朝阳发现,这里山清水秀,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很好。于是,两年里,河口村先后成立了食用菌种植、生态富硒茶种植、生态黄牛养殖等合作社,贫困户都参与其中。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大家不仅脱了贫,还走上了致富路。截至2016年底,还有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10户,贫困发生率降到2%以下。
像河口村一样,把本地资源变成致富门路的贫困村还有不少。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上司乡岭头村地处太行山西麓,山大沟深,交通不便,苦于找不到致富手段。
来自长治市教育局挂职的“第一书记”史小兵看到优越的自然条件,萌生了发展乡村旅游的想法,“虽然山高路远,但村里这么好的自然资源,何不把资源变成优势?”
办梨花节,搞农家乐,岭头村的乡村旅游搞得风生水起。游人带来了消费,一些贫困户通过办农家乐、卖土特产实现增收千余元。
2015年9月,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兰西镇林盛村第一书记马国泽到任后,仔细研究当地的条件,决定从黑土地里刨出一条致富路,带领村民调整种植结构,发展绿色有机农副产品,种植小杂粮和一些新奇果蔬,采用“互联网+”的销售模式,还创办了“呼兰河右岸”品牌。当地的贫困村民没想到,看似普通的土地里也能长出“金疙瘩”。“以往种植玉米每亩只能挣200元,如今一个蔬菜大棚就能增收3万元。”马国泽说。
稳扎稳打,筑牢防止返贫防线
王军是林盛村因病致贫的贫困户,为治疗小儿子的癌症,家里欠了30多万元外债,生活一度陷入绝境。如今,经过扶贫帮扶,他们一家经营着“老王农庄”,去年还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我去年养了1000只鸡和400只鹅,鸡和鹅就在山林间跑,城里人特别喜欢,鸡卖到哈尔滨120元一只,市场上的鸡蛋价格是2.2元每斤,我的鸡蛋每个卖一块五还供不应求,很多人开车来买,去年靠养殖挣了8万多元,今年计划扩大规模养5000只鸡。”王军高兴地说。
在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城北镇,小小的草绳成了1208户贫困户的致富纽带。经过调研,镇里决定提供50台稻草编织机租赁给贫困户,培训村民草编技能,把多余的田间稻草“变废为宝”量产编织草绳,并帮当地村民打开了“草绳”销路。这样一来,既保证了当地草绳产业持续发展,又为将来可持续增收打下坚实基础。2016年,城北镇有475户贫困户脱贫,今年预计还将帮助500户实现脱贫。
“住的是国家盖的抗震房,看的是国家送的户户通电视,生病有医保,老了有养老金,还有低保拿,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不用担心年纪大了没人管。” 位于昆仑山深处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恰哈乡乌库村,村民阿布都卡迪尔·托合提对以后的生活信心满满。这几年,这个村在国家各项扶贫项目的扶持下实现了整村脱贫。
“不仅要脱贫,更要防止返贫,让贫困居民过上安心日子。”吉林省委办公厅专职督察员、帮扶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滨说,在延边州和龙市南坪镇高岭村,村里“空心化”现象严重,只有少数缺乏劳动能力的老人留守。经过一年多来的精准扶贫,工作组为高岭“量身订制”了貂园、驴园、牛园等产业项目,通过贫困户入股分红和推动村民学习专业养殖知识等形式,带动贫困人口不断提高致富技能。
“去年下旬高岭新村拔地而起,美丽民族风情乡村+产业扶贫增加就业机会,将有效吸引村民返乡就业,谁不爱家乡呢。”延边返乡创业者、高岭牛园负责人吕爱辉告诉记者。
精准发力,扶贫干部各显神通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奠安乡马坪村地处黄土丘陵地带,村里耕地少,贫困问题一直难以解决。驻村第一书记杨鹏说,深入调研后,工作队决定利用优良气候条件、饲草生长旺盛的特点,发展养牛业,驻村扶贫工作队着实花了不少力气。
针对村民启动资金不足等问题,扶贫干部们下功夫排查摸底,除现有养殖户外,把有养殖能力的农户都动员起来,争取金融部门贷款支持,解决发展资金短缺问题。为了保证饲草供应量,工作队申请乡政府及相关单位开辟道路,把南北山退耕地及山地便利地连接起来,大力发展优质牧草和高效饲草,保证养牛业发展后劲。
扶贫干部们的努力见了成效。目前,马坪村养牛户达到19家,今年总存栏达到120头。近期,驻村扶贫干部们还计划把养殖户联动起来,成立养牛合作社,带动更多村民加入养殖队伍。
在一些地方,让更多干部到贫困村发挥作用已经成为普遍机制。兰西县通过“红色基因工程”,让县乡干部回到本村本土开展帮扶,全县股科级以上的2500多名干部回到本乡本村帮扶贫困户脱贫致富。
兰西县民政局局长黄景生出生于长岗乡长春村永发屯,目前回到本村帮扶。黄景生回来后,克服困难给村里修了12.7公里的水泥路,解决了村民出行难题,同时号召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由种玉米改种大豆,户均每亩增收在300元以上;他还带领长春村创办豆油加工厂,做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这个厂由帮扶干部垫资,而贫困户享有股份和分红。
189天、23400公里——这是吉林省委办公厅帮扶工作组9位帮扶干部,2016年从长春到和龙市南坪镇进行帮扶工作的平均时长和跋涉里程。“村里的扶贫干部已成了高岭村的‘家里人’,高岭旧貌换新颜多亏了他们。”提起扶贫干部,村民孙立霞竖起了大拇指。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科学调动资源,将各地优势和市场对接,为农民的产品找到正确‘出口’,加强贫困人口和所在地区自身能力培养,是扶贫干部从事扶贫工作的核心任务。”吉林省委办公厅驻高岭村第一书记刘东明说,脱贫攻坚不仅要为地方“输血”,更要让农村可以持续“造血”。(参与记者王作葵、邹乐、李坤晟、张彬、姜磊、王晶晶)
为进一步优化交通管理秩序，5月15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最严交规20条”，其中提到：
公然侮辱、谩骂正在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辅警;以加速驶离、闯卡等方法，拒不接受检查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并处500元以下罚款。以暴力、威胁等方法妨害交通警察、辅警执行公务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昨天，就有一位电动车驾驶员公然挑衅最严交规20条，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代价：他将被拘留7天!
2017年5月19日18时，违法行为人姜某在省会中华大街兴凯路骑电动车闯红灯被民警纠正，然而，姜某拒不服从纠正，还辱骂执勤民警，故意扰乱交通秩序，阻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公然挑衅最严交规20条。
当事人故意扰乱交通秩序，
故意阻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
当事人阻碍交警执法
辱骂交警
今天，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姜某被行政拘留7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
石家庄市发布“最严交规20条”后，不少交通参与者表示，这次，行人、非机动车都在严查严管之列，值得称赞!司机们表示，现实生活中，真被一些乱窜乱骑的电动车坑怕了。
上面这位电动车驾驶员骑电动车闯红灯被制止，非但不配合，还阻碍交通，辱骂交警，你是要上天吗?
处罚不是关键，关键是，你知不知道自己是用生命在闯红灯?!
南昌5月20日电 (记者潘跃)5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在江西调研时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工作，统一战线要充分发挥优势，为革命老区扶贫开发多做贡献。
孙春兰深入广昌县甘竹镇光荣敬老院、龙溪村小学和海联卫生室，考察中央统战部对口支援项目;到抚州市南城县考察了广明集团麻姑山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园和加工基地，了解光彩事业抚州行项目落地情况;还考察了广昌县高虎脑同心振兴小区、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南昌工学院综合实验实训中心少数民族学生创业工作室，参观了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展。期间同民主党派、工商联就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等工作进行了座谈。
孙春兰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原中央苏区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现在仍然面临着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党中央高度重视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专门出台文件，加大扶持力度，让老区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生活。多年来，统一战线通过开展对口帮扶、组织光彩行等方式，帮助广昌等革命老区发展产业、改善民生、助力脱贫。她希望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情牵老区人民，心系老区脱贫，重点围绕增强革命老区自我发展能力、提高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本领等，深入考察调研，积极建言献策。要发挥温暖工程、光彩事业、党外人士服务团等统一战线品牌作用，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加“万企帮万村”活动，开展产业扶贫、智力扶贫、捐赠扶贫，帮助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同全国一道步入小康社会。
孙春兰强调，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是发挥民主党派在脱贫攻坚中优势作用的创新性举措。她希望各民主党派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聚焦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脱贫中的重点难点，深入调查研究，注重发现问题，讲实话、敢监督，帮助党委政府改进工作，共同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新京报报道，近日，黑龙江省林甸县林甸镇东风村一农户家因位于高速公路和乡村道路的交汇处，自2010年起至今，经常有车辆冲入院内，有据可查的车祸共有48起。但这样明显的事故黑点，却要通过“省公安厅做危险范围鉴定 ”才能去确认危险，这样的逻辑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车祸现场，院子边竖着一块牌子，写着黄底红字的“慢”。受访者供图，图片来自新京报。
从新闻里贴出的几张照片可以看出，事发路段是一处开阔的直角转弯，看上去平坦，没有引导司机有序行驶的交通设施,而且这里应该是条货车数量较多的主干通道。类似的货运通道，如果没有良好的道路交通措施和积极主动的管理，往往难以避免事故，更何况这条路看上去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这样的直角转弯，往往是规划中交叉口的一部分。在交叉口未形成前，应该按照上下游的限速和线形标准，设置转弯车道，并做好完善的标志标线和诱导措施。如果条件受限，无法按照上下游道路的限速和线形标准做出转弯车道，那就应该做出交叉口的样子，划好停车线，做好交通控制。总之，一定要明确告诉司机，这是一条什么路。遇到这样一个像交叉口一样的弯道，司机该如何开车呢?
道路给司机的信息歧义重重，也许是危险地点，也许只是增加了司机的麻烦而已，并不是决定性指标;但是，发生的事故数却可以用来判断是否是危险地点，而且是判断的决定性指标。一般而言，在同一个地点一年内只要累计到5起，就基本可以认定为危险路段，像林甸县这家农户门口达到48起以上的指标，早已“爆表”，远远超出了判别指标。而这样的路段，却要请省公安厅做危险范围鉴定，要么是当地有关部门几乎不登记此类事故而不得不去申请鉴定;要么是当地的流程不正常，事事指望上级批准才能确认，连危险都不能自己“表述”。
从新闻报道里了解到，2016年内，这家人拍摄的100多张相片，记录了家门口的48起车祸。报道里提到，“这家主人许仁香坚持认为，类似的事故发生了不下百起，不过，没有人能说清楚真正的数字。”如果这个“没有人”包括当地交通相关部门的话，后来向上级“申请”鉴定的逻辑也就可以理解。也许在当地交通的有关部门记录里并没有48起事故的记录。
事故的原因往往不难发现，当地老百姓也可以说出个八九不离十的道理。而将这么明显的问题交给上级去鉴定的逻辑，却是难以理解。当地交通有关部门将鉴定交给上级，把明显的问题交给科学和专家去判断，这种逻辑也是施政的小小技巧。然而，本该一页一页记录事故的工作责任，也就这样可以不了了之。不知有多少事故的记录被不了了之，也不清楚有多少上级会去现场用“科学谨慎”的方法，判断一些老百姓早已明白的危险呢?
在秦巴山区,有这样一个村子,它的名字叫瓦房村。
该村位于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乐素河镇以西12公里处,群山环绕,土地瘠薄。当地人讲,种地是“种一袜子打一鞋子”,意思是撒一袜子种子,最终仅能收获一鞋子粮食。村里12个村民小组316户1068人,散居在周边161个大大小小的山坳中,居住环境恶劣。
目前,该村有贫困户204户707人,面对着环绕四周却没有任何矿产资源的大山、面对着退耕还林的压力,该村村民自发修路,因地制宜发展养殖业、探索中药材种植,贫穷但不缺斗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脱贫道路上。
“要致富,先修路”,这个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被无数次证明了的真理在瓦房村同样适用。
庞家山组是瓦房村的一个村民小组,该组到瓦房村村委会之间有着一条小河,因蜿蜒曲折,被当地人称为“乐素河”,早些年村民要来村镇上买东西,因为没有路,要顺着乐素河的流水而下,道路曲折、危险,背着东西每往返一次,都得消耗足足一天时间;因为没有路,庞家山组的村民全住的是土坯房,没有一间砖瓦房;因为没有路,庞家山组村民没有什么产业和积蓄;因为没有路,庞家山组的光棍很多……
从2000年10月开始,历时5年,在乡镇领导支持下,在帮扶单位帮助下,在村干部带领下,庞家山组村民自发出力,挖山修路,前后使用了20多吨炸药,最终修出了一条5公里的简易土路。
路通了,庞家山组村民去村镇购物骑车仅需20多分钟,同时因原材料等可以直接拉到山上,所以猪苓等中药材种植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村民积蓄越来越多。于是,庞家山组的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村上不单光棍少了,还有很多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的女孩嫁到了这边。
这条庞家山组村民自己修的土路,被他们亲切地称为自身经济发展的“动脉血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条关系着他们经济命脉的路。可喜的是,这条路目前已被列入当地政府的建设规划,今年内将开工拓宽硬化。
据了解,瓦房村目前有8个村民小组的路都是村民自发修建出来的。不过,道路经过加固硬化的只有5条,另外还有3个村民小组不通路,交通问题依旧是阻碍该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致富当立业,对瓦房村的村民来说更是如此。
“对于发展产业,当地贫困户大都‘只吃得起补药,吃不起泻药’,即赚的起赔不起,所以看到产业有收益他们才能放心大胆的去发展产业。”略阳县乐素河镇党委书记任晓波说。
基于这种情况,瓦房村党支部书记徐守平和文书王正洲充分利用当地适宜种植猪苓的自然优势,2010年成立略阳县盛峰猪苓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徐守平任法人,王正洲任支部书记。最初合作社仅有6户,除了徐守平和王正洲,其他4户都是贫困户。当时这4户由于缺资金,每户仅投入了1000元,剩余5万元的资金缺口由徐守平和王正洲通过个人贷款来填补。
2014年合作社猪苓收获,6户每户平均分得3.8万元。因这6户的示范引领,目前合作社共带动瓦房村及附近村子共280多户来种植猪苓,其中瓦房村有150多户,累计种植猪苓6万多窝,预计产量将达30多万斤。
“不过猪苓价格近两年变化较大,村上希望农户持续发展,但是就怕农户因为价格波动信心不足啊!另外我们村山地这么多,都特别适合种植猪苓,但是进山的路都是我们自己修的土路,道路条件太差,对猪苓的规模种植有很大的影响,交通条件急需改善,但是就是没钱啊。”王正洲苦恼地说道。
瓦房村村民除了因地制宜的种植猪苓,还有种植天麻和银杏等中药材的,进行香菇种植和家畜养殖的,增收渠道越来越多样化。
武大纲属于瓦房村马家河村民小组,因居住条件差、交通条件落后,需要进行移民搬迁,因此被列入贫困户。这两年来,在镇村领导和包扶单位的帮助下,武大纲逐步开始涉及香菇、天麻、猪苓等产业,收入越来越多,目前他正打算在现在的住房原址重建新房。
同时,为了改变瓦房村村民的居住环境,当地政府对瓦房村采取了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相结合的办法。
据瓦房村村委会主任赵忠荣介绍,现在在建的有3栋6层楼房,共34套两室一厅一厨一卫(60平方米),36套三室一厅一厨一卫(100平方米),从去年8月开始征地筹建,现在主体结构已经建设过半,最快今年年底村民可以陆续搬入。住房不安全的和居住环境恶劣的村民,按照每人25平方米、1平方米100元的标准搬迁入住。而对于分散安置的村民,按照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每人也将拿到1.5万元的建房补助。
据统计,目前瓦房村204户贫困户中,已经脱贫的有23户106人,纳入易地移民的有122户463人,发展产业的有111户427人。
村民居住条件越来越好,道路越来越通畅,产业发展呈现多样化,记者在采访中感受越来越强烈,那就是瓦房村的贫困户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决心越来越大、信心越来越足。
核心提示：5月9日至11日，“‘看得见的正义’涉农扶贫检察官在行动”中央媒体采访团深入文山州西畴、富宁两县，采访当地干部群众，了解最高检挂职干部在脱贫攻坚中的点滴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夹山村村民以前过河出行时，只能靠四根松木搭成的小桥。2016年11月6日，河上建起了混凝土“爱心桥”。
新华网昆明5月17日电(张道营)初夏的南国，暖风吹拂，草木葱翠。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下称文山州)，也已繁花盛开，涌动的浓浓绿意不断向天边延展，仿佛要迎接远道而来的“娘家人”。
5月9日至11日，“‘看得见的正义’涉农扶贫检察官在行动”中央媒体采访团深入文山州西畴、富宁两县，采访当地干部群众，了解最高检挂职干部在脱贫攻坚中的点滴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据介绍，最高检与文山州的缘分已经连续了20多年。1995年，最高检定点帮扶文山州西畴县;2015年，最高检又承接了定点帮扶文山州富宁县的任务。
22年来，最高检先后派出21名扶贫挂职干部，6名支教干部。如今，最高检挂职云南西畴县委副书记时磊、最高检挂职云南西畴县瓦厂村第一书记冀永生、最高检挂职云南富宁县委副书记廉士兵、最高检挂职云南富宁县格当村第一书记秦西宁，接过前辈的旗帜，在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奋勇向前。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掌握第一手信息
从城市到山村，从机关到基层，如何尽快融入一线工作，是每位扶贫挂职干部均需经过的第一道关口。
正如秦西宁所言，对农村的了解十分有限，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刚到格当村时是“两眼一抹黑”，得摸着石头过河。
作为北方人的时磊还经历了饮食关。记者在他的住所看到，客厅开辟出的一小块厨房里堆放着面粉、发酵粉等做馒头的原料，时磊笑着说：“包过几次饺子，冰箱里还有上次做的馒头。”
正说着，时磊从冰箱里拿出了外观并不怎么好看的长方形馒头，“早上把馒头热一下，就去操场锻炼，一天精神饱满。”
冀永生则向记者表示，刚来西畴县时一直吃不惯这里的水煮菜，不加盐，直接把菜或瓜放锅里煮了吃。有时，学着煮点菜，细细嚼下来，慢慢回味，会稍微有些菜香和甜味。
饮食关对挂职干部来说只是小事一桩，扶贫工作该如何抓，才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大问题。
四位挂职干部不约而同地向记者提到，首先要深入一线，掌握基本信息，包括当地的优势、劣势及扶贫对象信息等。
掌握信息的过程也是学习、历练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秦西宁说：“因为工作压力大，刚到的头三个月基本没睡过囫囵觉，经常半夜三点醒来，然后就再难入睡。”
秦西宁向记者讲了个小故事。2016年临近春节时，他到当地朋友家去吃“杀猪饭”，很多乡亲聚在一起，场面很热闹，但他们说的当地话秦西宁听不太懂。尽管在礼节上老乡们已经很照顾他这个“远方的客人”，当他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望着群山深处的落日，眼泪几乎要掉下来。
“苦和累都不算什么，害怕的是辜负百姓的期待。”秦西宁说。
而在短暂熟悉相关情况后，2016年1月12日，冀永生走访了第一个村寨，当地的穷困程度令他触目惊心。他向记者回忆，那天除了偷偷流眼泪就是不停地给大家发烟。
让冀永生想不到的是，更艰苦的考验还在后面。2016年3月22日，他下乡时乘坐的汽车出了状况，刹车失灵，多亏工作队员反应快，及时拉手刹才避免冲出山崖。从那一刻起，冀永生心里生了个念头，“要跟瓦厂村拴在一起了”。
通过扎实的调研，挂职干部掌握了真实的一线信息，为制定脱贫攻坚措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比如，秦西宁介绍，格当村的安全饮水提升工程，正是从群众口里得知山洞下有地下暗河，工程队才顺利找到地下水源，饮水难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咬定青山、稳扎稳打 脱贫攻坚“不忽悠”
脱贫攻坚是党和政府对贫困地区百姓的庄严承诺，干部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得力与否，直接关系到贫困地区能否按时脱贫。
最高检挂职云南文山州的四位干部，在掌握当地信息的基础上，精准制定政策，稳扎稳打落实，让当地的致富路子越来越宽。
采访中，时磊常常把“落实”两字挂在嘴边，他说：“各项扶贫政策措施关键在落实，不能当只会‘忽悠’的干部。”
时磊结合云南西畴县定点扶贫经验撰写的论文，在国务院扶贫办征文活动中被评为优秀论文。他将扶贫经验总结为“四个结合”：坚持整体推进与重难点突破相结合、坚持定点帮扶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坚持启发觉悟与政策引导相结合、坚持当前脱贫与断代脱贫相结合。
时磊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文山州西畴县夹山村村民以前过河出行时，只能靠四根松木搭成的小桥。村民杨应普回忆，曾有两名村民被洪水冲走，再也没有回来。
在时磊、冀永生的协调下，2016年11月6日，这条曾经吞噬过村民的河流上建起了混凝土“爱心桥”。据介绍，这座桥可通行10吨重的车辆。
村民杨玉泉站在建好的新桥边，高兴地告诉记者：“以前去县城得走3个小时的山路，一发洪水，啥都运不出去。现在骑摩托车20分钟就能到县城，再也不用担心粮食卖不出去了。”
时磊还介绍了下一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打算，“我们正积极与业务部门协调，采取上级多拿一点、社会捐助一点、企业垫资一点、群众自筹一点、最高检投入一点，力争在2017年底将600多公里的自然村道路全部硬化。”
记者在从西畴县城到瓦厂村采访的路上看到，不少挖掘机正在进行修筑路基的前期施工，村民们用以出行的土路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变成柏油马路。
廉士兵则看到了富宁县经济总量较小、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的问题。他归纳为“五大难题”：基础设施薄弱是最大瓶颈、县级财力有限是最大困难、产业发展滞后是最大短板、贫困人口素质偏低是最大障碍、因病因学因灾致贫返贫是最大诱因。
在明确“五大难题”的基础上，廉士兵围绕机制制度、精准扶贫、路网改建、口岸升级和港口建设、危房改造和易地搬迁、产业发展、生态补偿、电子商务、美丽乡村、教育培训、文化扶贫、社会救助兜底、人才培养等13个方面来谋划帮扶措施。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教育在廉士兵的扶贫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将教育看作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家庭命运的“法宝”。他积极协调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让富宁县全体师生免费共享中小学教育联盟网优质教育资源。
廉士兵在5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格当希望小学捐赠仪式上介绍，“在已开通富宁、西畴中小学教育联盟网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使文山州8个县(市)师生免费共享人大附中的优质教育资源。”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格当希望小学上六年级的陶权文望着操场上摆放的新电脑显得十分高兴。教一年级的刘老师也欣喜地向记者表示，以前只有操场左右两边的矮房子，更别提电脑了。
立足专业、补实漏洞 检察官扶贫显优势
“不让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人口掉队”并非易事，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形成有各种原因。然而，确保到2020年现行扶贫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一项庄严的承诺，必须没有水分地完成。
随着扶贫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项目与资金向贫困地区倾斜。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组干部频频将“黑手”伸向扶贫领域，让脱贫对象的获得感被剥夺。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干部熟悉法律规定，在脱贫攻坚中的优势不小。
“扶贫资金监管要严格，得建好‘防火墙’，尤其不能出现职务犯罪。”时磊下乡调研时常常讲如何使用扶贫资金，会讲清哪些环节容易出题，“要让干部警醒，不能让百姓的‘救命钱’出问题。”
廉士兵也将扶贫资金看作贫困群众的“救命钱”，作为国家最高法律监督机关选派的扶贫干部，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最大限度地减少扶贫领域存在的腐败现象?廉士兵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检察干部可以从强化宣传教育、扎紧制度笼子、发挥检察作用等方面入手。
廉士兵介绍，他们邀请省州检察系统专家到富宁县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专题讲座;利用到县直单位、乡村调研的机会进行政策法规宣传，以最高检通报的查办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为反面教材开展警示教育;把预防职务犯罪教育与干部任职培训、岗位培训相结合，增强预防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年来，共开展职务犯罪警示宣传教育74次，受教育人数1600余人，收到较好的预防效果。”廉士兵说。
而制度建设是预防扶贫资金被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的治本之策。廉士兵向记者介绍了富宁县的做法，“我们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督促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行政，监督扶贫资金正确使用，指导发改局、财政局、扶贫局等相关部门完善规章制度，健全项目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在防范机制程序上下功夫，扎紧制度笼子，使有贪念的干部无机可乘。”
具体到检察职能作用的发挥，富宁县大力支持检察机关针对重点部门、关键岗位、重要人员开展经常性职务犯罪宣传预防，特别是加大对涉农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惩治力度。
“还查处了一批案件，收到了很好的震慑效果，有效保障了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廉士兵补充道。
在检察机关工作的背景，也让冀永生在扶贫工作中收获颇多，他讲述了自己的体会，“2016年5月，我们全程参与了瓦厂村两委选举，抱着选票箱走山路、过独木桥，让百姓在家里投票，群众真心实意地选举自己的当家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真正的民主精神在瓦厂村得到了完美诠释。”
“扶贫改变的不仅是贫困地区，还包括我们自己”，冀永生这位受过多年法学教育的最高检挂职干部在扶贫日记中写道。
在文山州三天的采访很快就结束了，最高检的定点扶贫却将继续下去，检察官们的心血与热情就如路边倔强的小花，将湛蓝的天空映衬得格外美丽。
汤丽莎正在完成她和同学的设计
原标题：成都贫困女大学生资助3名学生读完初中 擦皮鞋、卖废纸、发传单、做助教……三年捐两万，自己每个月花不到两百
5月中旬，炎炎夏日已近，重庆市大足区龙西中学的初三学生苗苗、钟茜和海阔(均为化名)坐在课桌前握紧笔头，为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来临的中考做最后的冲刺。
这三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成绩优异，二是家庭贫困，第三，他们都是在“莎姐姐”的资助下读完初中。
他们知道的是，“莎姐姐”是现在正在成都师范学院读大三、学画画的汤丽莎。他们从初一开始就不定期地收到“莎姐姐”汇来的生活费以及寄来的新衣服和营养品，总金额接近2万元。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莎姐姐”的家庭和他们同样贫苦，更不知道的是，“莎姐姐”为了养自己和保障他们的生活费，先后做了十多份兼职：擦皮鞋、卖废纸、发传单、做助教……才积少成多，汇集成了他们的“初中基金”。
家境贫困的女大学生 兼职资助三个贫困生读完初中
老师：“没想到她这么不容易”
前几日，重庆市大足区龙西中学初三某班的班主任唐老师联系上成都商报记者，恳请记者一定要关注一个“特别不容易”的女大学生，叫汤丽莎，现在在成都师范学院上学。
不容易在哪?唐老师用急切的语气在电话那头列起了一二三。
“第一，汤丽莎三年来一直坚持资助我们班的三个贫困生，要不是她，可能三个家庭连娃娃的生活费都给不起。”
受到资助的三个贫困生正是苗苗、钟茜和海阔。苗苗的父亲是残疾人，有一个年幼的弟弟，靠母亲在工地做高强度的体力活——扎铁，艰难地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海阔的父母分别身患心脏病和糖尿病，一家人至今仍然住在高山上的土房子里;钟茜是一名失依儿童，父亲杳无音信，母亲改嫁他乡，随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海阔的妈妈告诉记者：“如果不是莎姐姐这几年的帮助，都不知道从哪里匀出钱让娃儿读初中。”
“第二，我以前是汤丽莎的班主任，知道她家庭也比较贫困，爸爸是乡村教师，收入两千多，全家就靠这点钱，妈妈在家照顾瘫痪的奶奶。第三，是我才知道不久的，也是她最不容易的一点，就是她这几年给学生的钱，都是她擦皮鞋、到处教小朋友画画，几十块几十块攒下来的。”唐老师告诉记者，三年前汤丽莎提出要资助学生时，并没有问她钱从哪里来。“以为学画画的她本着一技之长，画的画能在成都这种大都市里卖出好价钱。直到她前段时间和我聊天说起这些经历，我才知道她原来这么不容易。”
擦皮鞋、卖废纸、一周跑三个机构上课 自己一个月生活费不到200块
汤丽莎：“当然会有觉得难的时候”
13日，记者在成都师范学院大门口见到了21岁的汤丽莎，蓝衬衣、小白鞋、及腰的黑色直发和圆框眼镜后未施粉黛的脸，瘦瘦的汤丽莎看起来和校园里其他女大学生别无二致。
穿过校园的路上，她和记者聊起这三年来的兼职经历。正巧经过美教楼下的垃圾桶，她指着旁边几大包半米高的黑色塑料袋说：“我也在楼里收过学生画画用废的纸，这样装起来拖出去卖。”“一般收7包，1包能卖几块钱。”记者提了提，一只手只能拖动一包。
除了收废纸，汤丽莎发过传单，大一时还擦过一年的皮鞋。“自己找废弃木料做了鞋架子、网上买了鞋油。”一到周末，她就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跑去城里的车站、地铁站口人流量大的地方扎摊擦皮鞋。
这期间的经历被她用小段小段的文字记在手机里，有辛酸的：“一些同行怕抢了生意，请来顾客擦皮鞋，说擦得不干净，不给钱就走了。”也有温暖的：“大叔问：‘这么年轻怎么出来擦鞋?’我不好意思地说：‘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辛，也给自己挣生活费，也帮贫困生汇点生活费。’擦完后，大叔硬要给100说献爱心，同时招来围观的人，向他们解释我的身份，一些人也许被感动，也排着长队叫我擦鞋。这一天收入最多的，将近1000元。”不过汤丽莎告诉记者，自己不是祥林嫂式的人，见人就说自己身份，有时与别人交流多了才说出在帮助几个贫困生。
后来随着专业知识的积累，她终于找到了培训机构助教的兼职。教小孩画画，从一节课30元到现在一节课80元。上学期她一周跑3个机构，一周能挣一两千。收入比擦皮鞋高了不少，寄给三个孩子的钱也从每个月几十到现在每个月三五百，但她自己的生活仍然节俭。
走进汤丽莎的寝室，记者看到她上铺床边的绳子上挂着不到十件衣服，从羽绒服到T恤，汤丽莎说那是她从冬到夏的所有衣服，都穿了好几年。她指了指身上的蓝衬衣，“这还是为了明天面试向朋友借的。”除了不买衣服，汤丽莎坚持吃食堂节省开支，“早上稀饭馒头一块钱，中午两个素菜3块，一个月生活费只用一百多。”她坦然，“当然会有觉得难的时候，累得起不了床。但是想起几个学生，就起来了。”
植根心底的教师情节
立志要帮助有希望的学生
受助学生：“以后会像莎姐姐一样，把善意传递下去”
家庭并不富裕，自己的生活如此清俭，为什么还要坚持资助别人?
汤丽莎指着寝室桌子上厚厚一摞的教辅资料，有点答非所问地告诉记者她正在为专升本考试做准备，“我现在是广告设计专业，不能当老师。所以希望能考上本校的美术教育专业，提升自己，以后当一名美术老师。”
当老师，是汤丽莎从高中开始就给自己定下的职业规划。教师情结从小就植根在她心里，“从亲身经历来说，我的爸爸是一名尽责的乡村老师，我读书时也遇到很多老师给了我好的影响。所以我知道对于下一代来说，一个好的老师非常重要。”
但是目前还在为学业奋斗的汤丽莎，尚不能承担起这样的职责。所以她首先想到的是用钱帮助母校里的贫困学生。“那三个学生都非常优秀，很有希望，他们需要好的平台，我不希望让他们因为钱的关系不能上高中、考大学。”
班主任唐老师介绍，三个孩子在班上都非常努力，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中考应该都能考上大足的好高中。“如果不是汤丽莎的资助，像钟茜家里的情况，上初中的条件都没有。”记者联系钟茜时，因为她家里没有电话，最后是通过邻居才联系上正在家里干农活的她，一听是“莎姐姐”的事，声音一直怯怯的钟茜说话突然大声了起来，她说：“我以后会像莎姐姐一样，有能力了就去帮助和我一样的贫困生，把善意传递下去。”
还有不到一个月，这三个初中生就要顺利毕业。欣喜的同时，汤丽莎也在为学生们即将面临的高中费用发愁。因为高中在义务教育阶段之外，三个学生每年的学费、生活费、学杂费加起来高达数万块。“我会尽力的，等考试完了我就再去找兼职。”汤丽莎说道，一点也没有要退缩的样子。(记者 尹沁彤 摄影记者 王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和底线目标，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脱贫攻坚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先后30多次国内考察都涉及扶贫，连续5年新年国内首次考察都调研扶贫，连续5年新年贺词都谈到扶贫，14个连片特困地区基本都走遍了。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河北阜平、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长篇重要讲话，全面部署脱贫攻坚。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作出重大决策。在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上，都对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7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代表团审议和看望政协委员时，都强调要抓好脱贫攻坚，号召所有扶贫地区的领导干部都要坚守岗位，要保证人员的稳定。要求改进脱贫攻坚动员和帮扶方式，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全过程都要精准，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2016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情况汇报，审定考核结果，强调要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推广先进典型经验，坚决纠正问题，不断完善考核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脱贫攻坚，亲力亲为抓扶贫工作，这源于40多年来从农村到县、市、省、中央始终牵挂贫困群众的扶贫情结，源于一以贯之、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源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村插队7年，品尝贫穷之苦，深刻理解中国“三农”和贫困问题;在正定县，走遍全县200多个村子，带领全县人民告别“高产穷县”;在宁德市，探索创新扶贫开发，提出经济大合唱、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和解决意识贫困、思路贫困等重要思想，形成《摆脱贫困》一书;在福建，积极贯彻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战略思想，开创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闽宁模式”;在浙江，强调要把握贫困动态的变化，讲求针对性，使投入的钱真正让贫困户受益。习近平总书记无论在什么地区、在什么岗位，都始终不忘初心，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崇高的理想信念，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脱贫攻坚首战之年开局良好
2016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首战之年，全年减少124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攻坚开局良好。
四梁八柱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主要是建立了六大体系：一是脱贫攻坚责任体系。中央出台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管理体制。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贫困县党政正职攻坚期内保持稳定，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二是脱贫攻坚政策体系。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办、国办出台11个《决定》配套文件，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出台118个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各地也相继出台和完善了“1+N”的脱贫攻坚系列文件，很多“老大难”问题都有了针对性的措施，打出了政策组合拳。三是脱贫攻坚投入体系。在财政投入上，2016年，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首次突破1000亿元。安排地方政府债务600亿元，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2300多亿元用于脱贫攻坚。在金融投入上，易地扶贫搬迁专项金融债将超过3500亿元。扶贫小额信贷2016年新增1706亿元，累计发放2833亿元，共支持了802万贫困户。四是脱贫攻坚动员体系。中央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务院批准将每年10月17日确定为我国的扶贫日，着力构建社会扶贫“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参与机制。五是脱贫攻坚监督体系。中央出台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对各地各部门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开展督查巡查。各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应8个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中西部省份，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中央巡视、纪检监察、审计、财政、媒体、社会等监督力量的全方位合作，把各方面的监督结果运用到考核评估、督查巡查中。六是建立脱贫攻坚考核评估体系。中央出台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
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开展一次考核，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进行。主要考核减贫成效、精准识别、精准帮扶、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树立脱贫实效导向，确保脱贫攻坚质量。
重点工作稳步推进。一是完成建档立卡。2014年4月至10月，全国组织80万人进村入户，共识别12.8万个贫困村、8962万贫困人口，建立起了全国统一的扶贫开发信息系统。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全国动员近200万人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补录贫困人口807万，剔除识别不准人口929万，识别精准度进一步提高。二是开展驻村帮扶。全国共选派77.5万名干部驻村帮扶，期限1至3年。选派18.8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党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着力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战斗堡垒作用。三是推进分类施策。按照“五个一批”的工作思路，突出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劳务输出扶贫，在广东、湖南、湖北进行精准对接试点，并在全国推开。实施教育扶贫，促进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倾斜。实施健康扶贫，组织动员80万基层卫生计生人员逐户逐人逐病核实，分类救治贫困患者100多万人。探索生态保护脱贫，安排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走上护林员岗位。推进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进行有效衔接。四是加强资金管理。修改完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推进扶贫资金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到县比例从2014年的70%提高到2016年的95%。五是动员各方参与。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调整完善结对关系，东部发达地区267个经济较强县(市、区)结对帮扶西部406个贫困县。加强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中央出台定点扶贫指导意见，中央层面共有320个单位定点帮扶592个贫困县，军队和武警部队结对帮扶2000多个贫困村。动员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扶贫脱贫攻坚，国务院国资委组织45家中央企业开展“百县万村”行动，全国工商联动员2.2万家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行动。
考核评估较真碰硬。为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中央明确要求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开展2015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工作成效试考核，根据试考核情况对中西部20个省开展了督查，对2个省开展了巡查。2017年初，组织开展2016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工作成效正式考核。一是组织省际间交叉考核。从22个省抽调476名司处级干部组成交叉考核工作组，通过随机抽样，分赴22个省的108个县、605个村，入户调查806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脱贫户、一对一访谈基层干部3216人。二是开展第三方评估。主要评估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因村因户帮扶工作群众满意度，以及“两不愁三保障”实现情况。委托第三方组织22个评估组，赴22个省的117个县、630个村，对1500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和6600个脱贫户开展评估。三是收集考核数据。收集各省总结报告，贫困监测数据和建档立卡数据，财政部、扶贫办提供的2016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绩效评价结果，中央纪委机关、审计署和社会监督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扶贫领导小组督查巡查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民主监督提供的情况。四是综合汇总分析。考核工作小组结合收集的情况和各省总结，按照定性定量相结合、第三方评估数据与部门数据相结合、年度考核与平时掌握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对22省份2016年脱贫攻坚成效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考核意见。五是运用考核结果。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对综合评价好的省份通报表扬，并在2017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上给予奖励。对综合评价较差且发现突出问题的省份，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约谈党政主要负责人。对综合评价一般或发现某些方面问题突出的省份，约谈分管负责人。考核结果送中央组织部，作为对省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经过一年努力，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全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240万，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第4年减贫超过1000万人，改变了以往减贫幅度逐年大幅递减的趋势。井冈山、兰考等县率先脱贫摘帽，产生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再上新台阶
必须看到，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少困难和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基础薄弱的农村做精准的事情，难度和挑战之大前所未有，攻坚任务十分艰巨。2017年是全面攻坚的关键一年，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化之年。国务院扶贫办将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围绕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个中心任务，以集中攻坚、稳定脱贫为工作重点，以扶贫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推动力量，深入实施重大扶贫工程，落实区域支持政策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强化脱贫攻坚支撑保障体系，全力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再完成1000万以上减贫任务，以脱贫攻坚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帮助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满足贫困人口追求幸福的基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是一项极其重要、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将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深化精准扶贫。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只要是贫困人口，不管什么原因、什么类型，都纳入建档立卡，实施分类扶持。通过宣传引导、组织培训和“干中学、学中干”，逐步提高基层干部和驻村干部的能力和水平。突出产业扶贫，组织好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好劳务输出扶贫，落实好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政策，加强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有效衔接。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应当是享受过扶持政策，得到了帮扶，观念有转变，能力有提升，有稳定的收入渠道。
集中力量攻坚。对深度贫困地区，着力强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为稳定脱贫创造环境条件。对贫困村，组织实施贫困村提升工程，着力加强贫困村基层组织建设，培训创业致富带头人，吸引回流本土人才，培育壮大集体经济，培养“不走的扶贫工作队”。对因病因学致贫返贫，突出解决贫困家庭、慢性病和学生上学问题。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难中之难、坚中之坚的地方，要采取超常措施加以扶持”的重要指示，进一步加大政策供给力度，使工作力度与攻坚难度相匹配。
解决突出问题。督促指导各地结合实际，科学制定年度脱贫摘帽计划，调整完善滚动规划。加强全方位监督检查，确保脱贫质量。从加强思想教育、改进工作作风、严格执行制度、强化监督问责、提升干部能力素质等5个方面，着力纠正不严不实、弄虚作假等问题。完善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加强审计、财政监督和群众、社会监督，加大对扶贫领域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努力做到阳光扶贫、廉洁扶贫。改进帮扶方式，扩大贫困群众在帮扶项目各个环节的参与度。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把一些帮扶政策和贫困群众参与情况挂钩，鼓励光荣脱贫、勤劳致富。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逐步改变陈规陋习。
完善考核工作。进一步提高考核的针对性有效性，确保考核评估质量。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以较真促认真，以碰硬求过硬，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作者为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4月28日在意大利外交部举行，来自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等国际机构的代表，以及意大利的高校学者等约90人参加。会议对各国扶贫的成功经验，以及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减贫工作者面临的重大挑战进行了总结，对中国的减贫经验表示了赞赏。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在过去30年中，尽管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全球贫困人口逐步减少，但当今世界仍有8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全球减贫任重道远。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体现在经济、城乡、地区、民族和性别各个领域。因此，低收入国家亟须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包容性结构改革。
中国是第一个提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又下降到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联合国农发基金全球接触、知识和战略部主任阿什旺尼·穆图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减贫模式效果好、效率高，在全球有目共睹。中国精准扶贫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有良好的政治意愿、科学的扶贫战略、适宜的政策措施，实现整体脱贫是完全可能的。中国的成功实践对推进世界减贫事业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副主任李富根在主旨发言中说，为更好地以知识促进分享，中国政府打造了中外减贫案例数据库，绘制中国减贫模式结构图，用具体案例来阐明扶贫工作的不同做法，力争通过系列技术复制性强的案例展示，直观地介绍中国扶贫开发战略、措施、模式以及国际减贫工作的热点和成功经验，为国内外扶贫工作者交流分享减贫知识经验提供快捷平台。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表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很愿意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农发基金合作，促进扶贫项目的开发和实施，助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消除贫穷和消除饥饿的实现。
“中国在完成自身目标的同时，还使很多国家通过南南合作项目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这点尤为可贵。”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格拉齐亚诺期待未来中国能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本次研讨会由意大利发展合作署、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农发基金、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主办，旨在分享各国扶贫的成功经验，研讨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减贫工作者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在研讨会上推广以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为代表的创新工具，加速中国减贫经验的交流和推广。
2016年5月，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正式上线，旨在搭建服务南南合作的扶贫知识分享平台，努力成为汇集中国和国际扶贫发展经验的信息中枢。该项目由世界银行发起，亚洲开发银行支持，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旗下的中国发展门户网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运营。来自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减贫智库也受邀加入了该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