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剧照。
从三月底低调开播时的不被看好，到目前CSM31城市收视峰值突破8，鲜有人想到，创造近十年国产剧史最高收视纪录的，竟然是一部反腐剧。截至昨天上午10时，《人民的名义》新浪微博话题阅读量高达22.3亿，微博电视指数一周阅读次数37.7亿，排名周榜首位;PPTV、芒果TV、腾讯等六大网络平台播放次数已突破210亿。
今晚，55集《人民的名义》播出最后三集。即将过去的4月，从一开始就圈粉的正面人物达康书记，到后期被热议的于连式悲剧反派祁厅长，剧中人物以复杂而非脸谱化的表现，抓住了观众的心。
宏观来看，《人民的名义》可以简单分为“清官”与“贪官”两大阵营，清官包括李达康、易学习、侯亮平、沙瑞金、赵东来等，贪官包括赵立春、高育良、祁同伟、刘新建、丁义珍、赵德汉等人。但不管从基层好官到高层清官，还是从小官巨贪到副国级大贪，在同一类型群体的塑造中，几乎每一个角色都尽可能体现出了个性化。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戴硕认为，《人民的名义》在人物塑造上达到了反腐剧的新高度，它不再采用清官、贪官的二元划分方法，而是将浓重的笔墨用在了对人性灰色地带的白描中，让更多角色性格立体丰满起来。刻画正派角色的负面纬度与反派角色的内在挣扎相映成趣，成为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所推崇的“圆形人物”，而非“扁平人物”。他也直言：“尽管是一部反腐剧，但《人民的名义》真正落点并不在反腐，还对贪腐背后的政治生态环境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示和批判。”
人性的复杂，在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李达康和祁同伟两个重要角色都出身贫寒，但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被许多观众热议。在剧评人申鹏看来，李达康和祁同伟在现实社会中都可以找到原型，“两个人的区别就是，达康书记有原则和底线，一句‘京州市委书记，不和任何商人做交易’，让多少观众头皮发麻，瞬间膜拜;而祁同伟在惊天一跪之后，灵魂彻底扭曲，对上奴颜婢膝，对下草菅人命，还左右摇摆，毫无立场。”
《人民的名义》中人气最旺的达康书记之所以被这么多观众喜爱，恰恰因为他的不完美。在申鹏眼里，达康书记也有一种害怕，不是像祁同伟害怕失去权力，他是害怕自己再次失败，对不起自己的理想，“金山县修路、吕州改革、林城开发、光明峰项目都是他毕生的事业，他必须做出成就。”不过，李达康性格中的缺陷也同样明显，正如该剧编剧周梅森所说，他霸道总裁一样的行事风格，令他对贪腐下属的贪腐行为毫不知情，对亲人朋友又无情无义。
在大多数角色饱满立体获得观众认可的同时，男一号的侯亮平反而屡屡受到形象“扁平化”的质疑。作为剧中承担了反贪使命的核心人物，当别的角色可以以婚姻不幸起矛盾时，侯亮平的家庭不能出问题;当反面角色可以用心理崩溃呈现性格缺陷时，侯亮平必须时刻冷静自若;甚至还有大段口号式的台词必须从他的口中说出。这种过于完美、不接地气的角色设定，在如今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似乎并不讨巧。不过，侯亮平的扮演者陆毅说：“他就像黑暗中的一缕阳光，不要因为黑暗久了，就去否定阳光的力量。”
毫无疑问，反腐剧即将迎来一波高潮。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中，已有《非常公诉》《高位》《反贪风暴》《天网行动2015》《悬崖边》《暗涌》《国家行动》等多部反腐作品备案。《人民的名义》之后，反腐剧其实还是有超越的空间，媒体人韩浩月认为，“它们所能展示的反腐力度也许提升空间不大，但剧情上完全可以更加合理化，节奏更紧凑，人物形象也可以更接地气。”(徐颢哲)
这两天，一篇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范雨素是一位农民出身的作者，她是湖北人，来自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44岁，初中毕业，在北京做育儿嫂。文章写了她四十年来的个人经历，写她有文学梦的哥哥，写她不屈的农村强者母亲。这些年，从郑小琼、许立志再到范雨素，“打工文学”被许多读者所认知。但正如媒体人淡豹在谈她向范雨素约稿的经过的文章里所谈到的，范雨素和时下备受瞩目的这些标签化的工人写作不同，她的语言不是农民化的，她也不太写那些苦大仇深的苦难、反抗等主题。
《我是范雨素》第一章文字
以范雨素为代表的自我书写意味着什么?文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又如何看待他们的写作?张慧瑜每周在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义务授文学课，范雨素是他班上的学生。昨天，张慧瑜接受澎湃新闻专访，谈了他眼中的新工人文学。
2015年4月，北京工友之家，范雨素在张慧瑜的课上朗诵自己的作品。范雨素提供@正午故事
澎湃新闻：能不能谈谈你在皮村义务授课的经过，譬如契机、授课内容、学生的构成和反馈等等?
张慧瑜：2014年暑假我在朋友圈看到皮村工友之家招聘文学小学的辅导员，就直接发了一份简历，可能是看我的简历是本科到博士都是读中文的，所以就让我过来了。授课内容主要有这样几块，一是文学经典赏析，有中国现代作家，如鲁迅、沈从文、萧红等，也有外国的作品，如《变形记》、《鲁滨逊漂流记》等，有一块是点评、分享工友自己的作品，大家写的作品一起商量和批评，还有就是对一些新闻事件、社会事件的分析和讨论。
当然，我们有一批志愿者到这边来上课，大多都是北京高校的老师，每个人的专业不同，讲的内容也不一样，有的偏传统文化，有的是小说写作，也有媒体分析等等。学生主要是皮村附近打工的工友，他们都是文学爱好者，有的已经发表过作品，每次课大概十几个吧，有流动性，如果工友加班就来不了，或者不在皮村打工了，肯定就不能经常来了。不过，还是有一些工友经常来，范雨素算是来得比较多的。
澎湃新闻：能谈一下学生们交上来的写作作业的情况吗?比如内容、主题、风格等等。
张慧瑜：这门课的主要功能是鼓励大家写作，写自己的故事，写身边人的故事，学会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记得2014年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工友挺有积极性的，有一些是第一次写作，比如有一个叫寂桐的女孩，在工友之家的公益超市工作，她从来没有写过诗歌，但一开始写就很有感觉，写的都是非常凄苦、悲苦的爱情，就像她给自己起的笔名“寂寞的梧桐”，这和她渴望爱情，又受限于身体条件有关。
还有一位河北的工友郭福来，写他第一次到北京，他的诗中有一句话是“这是一座别人的森林”，非常恰当地表达了打工者对北京的感受，还有他写过《工棚记鼠》，是工友苦中作乐，与同居一室的老鼠发生的故事。
工友的写作大多还是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主，因为他们长期在各地打工，其实有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比如李若就写过不少打工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还有小海也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在外打工14年的经历。
张慧瑜(右一)在工友之家给学生们上课。张慧瑜供图
澎湃新闻：在《我是范雨素》那篇文章里，范雨素谈到自己的阅读，以你的接触和观察来看，他们主要读什么书?
张慧瑜：范大姐的阅读经验是非常特殊的，也是少有的，她从80年代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阅读文学期刊，直到最近一次课她还说自己通过手机微信号来读纯文学期刊，在工友中，她是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最多的，也是非常杂的，就是不是按照文学史上的脉络理解文学作品，而是依靠自己的理解。其他的工友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比较喜欢古诗，所以会写一写格律诗，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纯粹的文学爱好者，读的东西也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在课上尽量分享一些文学作品，培养大家对文字的基本感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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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你班上的学生如果想发表自己的作品的话，会遇到特别的困难吗?又或者说也可能反而更容易?
张慧瑜：其实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发表，后来随着大家交的作业越来越多，文学小组的负责人和召集人付秋云就试着把工友的作品投出去，大部分是一些关心工人文化的公号和网站，一些工友的作品开始发表，也会收到一些稿费，这对很多工友来说是意外之喜，也是很大的鼓励。其中，李若的文章经常在网易上发表，有一定影响力。还有比如《北京文学》副总编师力斌是我的朋友，也来文学小组上过课，他就从工友的作品中选出一些发在《北京文学》上，这应该是大家的作品首次发表到主流的文学期刊上。当然，范雨素的走红，可能会有助于工友作品的发表。
《我是范雨素》里，范雨素谈到自己的阅读。
澎湃新闻：淡豹在文章里写道，范雨素的写作跟“打工文学”、“底层文学”有很大不同，那如果把范雨素、许立志等人的写作放到文学史的视野里，你认为他们的写作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你怎么定位他们的写作?
张慧瑜：范雨素可能是更有自觉意识的创作者，她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也很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包括范雨素、许立志等底层打工者用文学的方式写出自己的故事，对当下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首先，他们的写作让人们看到中国的另一面，看到生活在城市、社会底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因为在主流文化景观中，基本上看不到工人文化、工人文学，即便是打工文学、底层文学也是非常边缘的存在;其次，底层文学有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写的，而范雨素、许立志是自己写自己的故事，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非常有意义，避免被他者化和猎奇化;再者，他们的作品都是个人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但其实他们的写作代表着千千万万进城打工的群体，也是普普通通劳动者的声音;最后，我觉得他们的写作拯救了“文学”这个文类，其实在20世纪历史上，文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当下的文学变得越来越不好看，这不仅是文学语言上的隔膜，更重要的是文学写作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和发展脱节，甚至严重滞后，从一些纯文学作品中感知不到今夕何夕，而《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不长，却描述了从50年代到当下，从母亲到范雨素，再到她的女儿，三代女人的坎坷、流离的命运，内容非常丰富，有史诗的味道。
澎湃新闻：也有很多人在提到打工文学的时候会有批评，认为在艺术上比较粗糙，以及内容比较单一，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张慧瑜：我觉得艺术上粗糙不是打工文学固有的，其他的文学、艺术领域肯定也有粗糙的作品，但是比较优秀的打工文学恰好是艺术上没有问题的。比如许立志的诗在语言表达和想象力上是非常优秀的现代主义诗歌，还比如电影《我的诗篇》中陈年喜的诗歌《炸裂志》，多么有力量，从岩石的炸裂到自己身体的炸裂，这种力量很大程度来自于他们自己的亲身感受，他们的生活就是炸裂的岩石。范雨素的这篇写母亲的文章，也让我想起萧红的小说，语言节制而清晰，感情隐藏在文字背后，就像范大姐对自己的生活不卑不亢，她的文字也是如此，没有苦情，有的是三代女性生命的坚韧。
2015年1月7日，位于北京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大院里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和工友图书室。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澎湃新闻：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农民出身的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他们的农村经验也给了他们非常多的写作资源，但你认为像今天所谓的“新工人文学”、“打工文学”跟比如莫言、阎连科这些作家相比，他们所面临的境遇、写作资源等的不同在哪里?
张慧瑜：农民、农村之所以会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核心主题，与中国现当代历史有关，也是中国乡土社会在外来因素的压迫下寻找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乡土中国基本上是中国的隐喻，这从五四时代一直到80年代都是如此，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乡土作家、写农村的作家，与“农村包围城市”、“工农兵主体”等基本的社会历史经验有关。
在我看来，莫言、阎连科写的乡村基本上是一个想象的、过去的、高度意识形态化、概念化的乡村，与当下中国的乡村经验关系不大，新工人文学主要还是写当下的城市、乡村故事，他们面对的是9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后所出现的一种新的城市、乡村经验。
澎湃新闻：你个人是否认为他们有朝一日会成为某种成气候的文学一代，比如说打工文学作家群，从而进入更主流的大众的阅读视野被接受?
张慧瑜：我认为从目前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来说，恐怕还不可能，因为想打破现有的文学秩序和利益结构，仅靠几个打工文学作家的成功是不可能完成的，这需要更大的社会格局的变化。但是，我希望主流媒体能更多关注打工文学的作家，提供更多的发表渠道，比如现在的自媒体就比传统的文学期刊更有包容性，愿意推动像范雨素这样的作品发表出来。
《我是范雨素》的结尾
澎湃新闻：在今天这个时代，当我们谈到文学的作用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文学其实没什么用，或者说文学是无用之用。也有人说文学的作用其实就是在艰难的现实中给读者一点安慰，这类文学观好像很主流。但是通过阅读范雨素的文本，我似乎觉得文学不仅仅只具有这么消极意义上的作用，可以说范雨素的出走、她的奋斗其实都来自文学，从他们身上，文学的作用跟之前讲的是很不同的，你怎么看?
张慧瑜：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恰好从许立志、范雨素身上看到文学的力量，对于这些工作紧张、为生计奔波的劳动者来说，用文字来表达依然是一种最容易实现的方式，也最廉价，最触手可及。文学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没有实际用处的，因为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像范雨素这么幸运，写得质量这么高，即便如此，也很难依靠文学改变个人命运。
对于大部分打工者来说，从事文学创作本身是逃离异化生活、获得生命喘息的方式，因为文学毕竟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劳动，会带来一定的满足感。从他们的作品中，我看到文学发挥着一种最简单、最质朴的功能，就是直接表达他们的生活和生命状态。他们像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人们一样，更深刻地体会到一种不自主的、异化的状态，这本身也是很多人看了《我是范雨素》之后有所共鸣的地方。
澎湃新闻：在范雨素的文章里，我注意到她提到“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的提法，这种很自觉的历史感，是来自他们的生活经验吗?还是来自课堂上你给予他们的理论学习?
张慧瑜：我想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他们对当代历史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在文学小组课上也会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我记得范雨素有一首写留守儿童母亲的诗歌，最后提到了“祖国的花朵”一词，希望留守儿童也能成为“祖国的花朵”，这本身就会唤起一种历史记忆，在50年代所有新中国的儿童都被称为“祖国的花朵”，而现在几千万打工者的孩子只能做没有父母的留守儿童。
范雨素 I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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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丁捷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
近年我闲居南阳，不大出门走动，只是看点闲书，偶尔写点小文而已。对当下文坛，虽然也关心，可毕竟精力有限，新作品看得也少了。但对于反腐败这一牵动全局、关乎政权存亡和百姓福祉的大事情，我还是颇为留意，也很希望能读到一些精彩的作品——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泛泛之作，不是主观臆断的散漫虚构，不是人云亦云的鹦鹉学舌，不是简单图解的干巴结论。虽然说，人世间有着共同的基本人伦底线，有着法律的刚性约束，有着道德的种种规范，但这纷纭人世，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芸芸众生，怎么可能千人一面呢?
而读了丁捷先生的《追问》，我不由心生感慨，有话要说。
《追问》是一部当下难得一见的长篇非虚构文学，更是一部令人震颤的当代“罪与罚”。整部书大致十个部分，涉及多名中管和省管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几乎都在反腐风暴中受到党纪处分，有的成为阶下囚。他们的斑斓故事一波三折，扣人心弦;他们的心路历程令人惊悚震惊，甚至压抑窒息;他们的如此结局令人五味杂陈，瞠目结舌。《危情记》中的副市长，《最后的华尔兹》里的正部级高官，《曾记否》中的美女书记，《无法直立》中的市委副书记，《暗裂》中的高校党委书记、双学科教授，《四海之内》里的交通厅副厅长，《风雅殇》里的文化厅副厅长……这些人物，男男女女，或在地方党政机关，或在省属实权部门，或在高校，或在国企，起点有别，际遇各异。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在没有掌握权力的时候，都算是能力超群的精英分子，可一旦拥有了权力，放松了警惕，任由人性中的负面因子疯狂肆虐，其人生结局竟是如此的彻底归零。
《追问》是一部与所谓“落败者”正面交锋的心灵碰撞实录，更是一部蕴哲思于理性的“醒世恒言”。看得出来，面对这些曾经的“社会中坚”“国家栋梁”，作者既没有居高临下地先入为主，也没有不无猎奇地照单全收，他与他们接触对话，换位思考，碰撞交锋，入情入理入心。《风雅殇》《暗裂》有着特别的意义，丁捷拨开了当今中国“文化精英”阶层的一层脆弱的面纱。《曲终人散》这一典型案例，堪称当下某些国企的“厚黑学”，更是难得一见的深入骨髓的心灵样本。这种从众多样本中抽象归纳的功夫，这种上升到哲学层面的赤裸拷问，是身在局外的写作者断难体察、断难写得出来、断难准确把握尺度的，是久违的理性呐喊。
《追问》是一部摒弃说教的反腐教材，更是一部运用文学力量贯通历史与现实的“劫后人语”。书中既有宏观的总体把握，更有微观的个案解剖。但这些解读、思考、体悟，都不是公文式的有板有眼，更不是一般新闻纪实作品的浅尝辄止，它融入了作者多年来的人生思考和写作积累，它也贯通了作者多年来职业生涯的细致观察、洞察秋毫。作为个体的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缠之中的种种激情四射、焦躁轻狂、混沌忘形，都得到了一一呈现。二战结束之后，总结经验教训的《劫后人语》成为经典;而在当下，在反腐这场输不起的“战争”中，也需要《追问》这样的文学样本。
如今的反腐力度是空前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场生死较量、殊死搏斗，这样的一场人性善恶的水火难容，这样的一场永远在路上的“马拉松”，这样的一场以“扬汤止沸”的治标之举为“釜底抽薪”的治本之策赢得时间、取得经验的漫漫长旅中，听听一位有良知、有担当、有勇气、有血性的作家的真情独白，看看一位有焦虑、有不安、有感受、更有心得的基层纪委书记的如此文本，于人，于己，于公，于私，于家，于国，都是有益的。
啰啰嗦嗦，就写这些，是为序。
正在热播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连续二十天火爆全国，天天霸屏，被誉为是一部“荡涤灵魂的经典”，重新开启了反腐题材电视剧的大幕。4月19 日，记者从北京获悉，另一部重磅反腐题材电视剧《国家行动》目前也已完成拍摄，正在精心后期制作，不出意外，将很快在央视与全国观众见面。
《国家行动》是由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制作，高群书执导，张成功、庹政编剧，黄志忠、张译、何平、陈宝国、王志文等人主演。该剧编剧之一庹政是四川内江人，也是内江近50名网络作家中的一员
不久前，剧组在北京召开了拍摄进展汇报会。电视界专家观看了样片后，评价很高，认为《国家行动》无论演员水平和导演水平，以及故事、人物、画面，都堪称一部 反腐题材的重磅好戏。
该剧已列入目前最重要的文化工程项目，故事原型曾是引起党中央、广大人民群众、国内外媒体极大关注的真实事件，讲述了反腐斗争中涌现 的英雄模范人物及典型案例的故事，紧扣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主题，将一例例真实事件融入剧情，使观众在精彩的故事和起伏的人物命运中，感受到党中央对于反腐打黑的决心。
2016年我国人均图书阅读量7.86本，亲爱的读者，你拖后腿了吗?
第二十二个世界读书日前夕，一组数字令人深思。我国成年国民阅读量比去年增加0.02本，但与日本、德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近年来纸质书阅读时间总体有所提升，但与手机阅读时长的差距却越来越大。2016年，我国成年人平均每日阅读纸质书的时间为20.20分钟，看手机的时间则长达74.40分钟，是读书时间的3.7倍。
数字化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读书?互联网时代，又该如何看待阅读的价值?读书日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聊聊读书的话题。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互联网时代，信息唾手可得，搜索无往不利，获取知识的门槛变低了。当此之时，为什么要重温读书的价值?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相比碎片化、被动型的知识获取，读书提供了一种系统化知识、整体性思考。通过阅读，我们让人类智慧的结晶序列式地内化于心。不管纸质书还是电子书，不管书籍的介质、读书的方式如何变化，这样的价值不会衰减、意义不会褪色。
我们倡导领导干部与书结缘。今天，信息爆炸让知识更新加速到3—5年翻一番，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多读书才能走出本领恐慌。“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读书是为政修德的基础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多读书，既有敦促干部避免知识老化、思想僵化、能力退化的考虑，更有培养人文精神、涵养政治伦理、提升思想境界的深意。现代治理中，领导干部的人格力量对于做好领导工作越来越重要，而人格力量的形成很重要的途径是读书学习。遗憾的是，当前领导干部读书状况不容乐观，一些干部不好读书、不勤读书、不善读书，讲起来总有各种借口。实际上，工作忙压力大也好，事务多时间紧也好，与书绝缘，根本上还是没有“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
我们期待全民阅读成为风尚。一位作家曾说，父亲的一句话几十年来都印在他心上：“你在读书，我就放心了。”为什么放心?读书可以帮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理智的头脑，更好地认识世界、感受人生。读书的人多了，书香也就晕染开来，它可以拓宽民族心灵的河床、培厚社会文化的土壤。然而，互联网时代，阅读的水位似有降低之忧：低头族很多，却多是“读屏”的浅阅读;图书馆越修越好，好书却越来越难找。我们需要共同思考，当“全民阅读”连续4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如何加强引导，提高公众的阅读质量?当信息获取的平台转移到网络，如何改进图书资源供给，让人们更快捷地找到好书?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身不由己唤醒手机屏幕，如何摆脱“手机依赖”“网络上瘾”，让读书健壮我们的精神、充实我们的生命?
对于“时间都去哪儿了”，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个人时间被工作占去之外，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在陕西插队走了30里路去借书，有时吃饭也拿着书，经常给干部推荐书……读书是他的习惯、是他的爱好，更是他的生活方式，因为“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世界读书日之际，让我们与总书记一起翻开书页，愿智慧的阳光照亮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生。
名家简介
楼宇烈，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作有《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等，古籍整理有《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等。
楼宇烈自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佛教的教学与研究;他积六十余年对中国文化研究与体悟的底蕴，近年来尤为注重面向公众梳理与普及国学精粹。
导读
用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的话来说，中国近百年来，在文化上曾经“失魂落魄”，而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真正需要重新反思、探讨和评价的时候，并要对它作出一个新的评价来。楼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深访谈”中，从许多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楼先生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失魂落魄”了，而是应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并结合社会现实和时代需要进行创新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楼先生鲜明地指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上个世纪百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人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只有具有坚实、鲜明的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化中国，才能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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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为什么曾经“失魂落魄”
记者：您的祖籍是浙江的?
楼宇烈：我老家在浙江嵊县，出生不久，就到了上海。在上海从幼儿园到小学，一直上到高中。
记者：等于您是在上海长大的。
楼宇烈：对，就是在上海长大的，整个中小学，我都是在上海受的教育。
记者：后来考到北大哲学系。
楼宇烈：我1955年进北大，到现在已超过60年。
记者：您在北大坚守了60多年。
楼宇烈：从上海到北大读书，再到留校在北大工作，没有离开过北大。
记者：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主席来到历史文化名城山东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孔子研究院并同专家学者座谈。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五四”青年节，他到北大与当时已87岁的国学泰斗汤一介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同年，习近平出席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对于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这尚属首次。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孔子?您认为有何深意?
楼宇烈：2014年，习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讲话，其中，他就讲到了人类面临的几大难题。虽然是人类的共同难题，其实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写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治国理政的智慧，对于解决这样一些难题，是有启发和帮助的。
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反思?而且怎么样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的，尤其是关于如何做人的这样一种精神继承和发扬起来，对于今天的社会管理、治理腐败，解决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
记者：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尽管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中华文化的“自信力”、文化的“根”，这一百年来用您以前的话讲，似乎“失魂落魄”了，为什么?
楼宇烈：这一百年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许多人从正面加以否定，比如最突出的，就是对“礼教”的批判。当然这个批判，有它的历史原因。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国家落后，原因就在于制度，所以先后进行过两次制度改革。一次是戊戌变法，想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没走通;另一次是辛亥革命，想走共和制的道路，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让军阀篡夺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于是，又开始追究文化的根源，觉得中国人宗法的、血缘的观念太浓厚，认为不把宗法血缘的观念改变，就很难完全改变传统的政治制度。
实际上，当时我们一直批判“礼教”，并没有看到它也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它是有束缚性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亲情关系，也就是说构建一种比较和谐的社会秩序。当时没有“顾及”到这个，就基本上把它彻底否定了。
再有，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文化曾经“失魂落魄”呢?主要是因为当时从观念上来讲，总觉得西方是现代化的一个样板，西化就是现代化，把西化当成现代化，什么东西都要向西方学习。
我们有没有冷静地思考过：中国文化从价值观念，到思维方法、生活习俗、信仰等方面跟西方的差异何在?这种差异里面有没有各自的优缺点?只看到西方的都是优的、好的，我们传统的都是糟粕、落后的，所以包括对我们整个的文化结构，特别是一些观念上的东西，都进行了批判，甚至于把它解构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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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征服了自然，丧失了人的自信”
记者：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9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思想文化领域、哲学领域的前沿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楼宇烈：科玄论战，实际也就是“科学人生观”的问题，即人生观的问题是不是用科学就能解决?当时讨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有一批科学主义者就认为，现在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人生观在内，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解决。
还有一批人则认为，科学可以解决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改变物质世界，但对于人生观问题，还需要用玄学——所谓的玄学嘛，就包括了哲学、宗教等人文的东西才能解决。
这个问题当时就争论不休，最终也没有达成共识，所以一直是在那悬置着。后来实际上就是科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记者：把科学与真理等同。
楼宇烈：对，许多人往往认为科学就绝对是正确的。对于传统文化上一些很有价值的思维方式，比如对立统一的思想，我们给抛掉了。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看问题就会割裂来看，而不是一种整体观来观照。
体现在对中医的认识上面，是比较典型的。有些人认为中医好像是不科学的、是模糊的，没有定量、定性的分析，其实正因为中医把人看成一个整体的生命，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来治疗。如果用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把这一套中国人传统的、非常重要的中医思维模式给“反思”掉，则我们的文化真的是“失魂落魄”了。
记者：回过头来看，这种偏激、激进的反思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电视片《河殇》的主题中，都有所体现。
楼宇烈：《河殇》进一步反思我们的文明，反思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差异，认为我们要抛弃黄色文明，拥抱蓝色文明。我觉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应该是一个真正需要重新来反思和探讨、评价的时候了，并要对它作出一个新的评价来。
另外，西方科学的发展也提出了这个问题。19世纪末，人们发现旧有的经典理论无法解释微观系统，也就是说已经很难解释我们认识到的所谓客观世界了。
记者：特别是随着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
楼宇烈：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让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认识世界不是一种单一的理性思维。理性智慧的道路，不是仅仅通过理性地、逻辑地、分析地、定量定性地去认识。同样还有一条道路，就是一种直观地、直觉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尤其到20世纪后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于世界的认识可以有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理性的，一条是直觉的，而且对世界的认识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且并不矛盾。
记者：按照量子力学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一个基本粒子，不能同时测定它的位置和动量，因此具有不确定性。那您觉得按照科学理论，像欧洲的电子对撞机，一直在寻找“上帝粒子”，要找到最初的“第一因”，您认为通过科学的方法能找到“上帝粒子”吗?
楼宇烈：找到最后就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牛顿晚年不是也是寻找宇宙的“第一推动力”吗?西方的文化或者科学里面，过分地注重必然性，认为任何一个东西出现，一定有另一个必然的东西。于是，追追追，追到最后，在哪儿呢?找不着了，就只能找到上帝那儿去了，寄托于一个不可知的力量。
记者：西方文明特别是科学发展到今天，乃至于科学上非常前沿的弦理论，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反思西方的文明到底能把人类带向何处?是霍根笔下的“科学的终结”，还是亨廷顿书中“文明的冲突”?现在来看，今天环境的污染、人心道德的滑坡等等，事实上，这些都已引起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关注探寻解决问题之道。
楼宇烈：我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下：“我们征服了自然，丧失了人的自信”，“享受了物质，丢掉了心灵”。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树立起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坚持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就知道应该吸收什么，就不会盲目、不会困惑了。
西方文化中，那种还原、分析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但是不能把它同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整体论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分析的方法才是进步的、是好的、是科学的。我们不要把理性思维、理性的智慧跟直觉的思维、直觉的智慧对立起来，更不能认为，人类的发展就是越来越理性，而不再需要人类的情感。
记者：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比如说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怎么能给它量化并作定性分析?
楼宇烈：没办法分析，既不能简单地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否定。首先要去了解它，学习它，找回自信。然后就坚定自己的主体。
为己之学与为人之道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当前，重提“文化自信”，我们的底气来自哪里?回归到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包括有国家层面、集体层面、个人层面三个方面，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个符号系统怎么来对接?在当下如何解读?
楼宇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要讲诚信，强调人自己身心要和谐，家庭要和谐，社会要和谐。我想不能够简单地把这24个字都归结为传统文化，因为时代发展变化了嘛，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它要有新的东西加入进去。其中有一些是直接地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有一些是根据今天社会的需要，我们增加进去或者提出来的。
从根本上来讲，我觉得最基本的，“做好人”是第一位的，做“好”一个人是最基本的。如果这个人做好了，那么我想不管是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那就都好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为己之学，为人之道”。我们的一切的学习，都是为了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完美自己，这就是“为己之学”，千万不要念成“为(wèi)己之学”，是“为(wéi)己”，不断来提升完美自己，用荀子的话来讲，“以美其身”。
“为人之道”，怎么样做人。整个中国文化应该说是围绕着这个来的。让人不断地自我提升。首先，把人跟动物区别开来。其次，把一个普通的人跟君子区别开来。我们要追求做一个君子，君子就有很多很多的品德了。
如果去梳理一下的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间，大概可以找到上千条的关于君子以及什么样才是君子(君子之道)的词条。再者，如果再提升一点，我们不仅要做君子，还要做一个圣贤，成为万世师表。
记者：君子之道也好，圣贤之道也好，处于当前这个商业社会、信息社会，有人认为，按照君子之道去做人做事，可能会觉得老实人吃亏、好人吃亏?
楼宇烈：我觉得如果人人都因为怕吃亏而不去做，那这个将来真是人人吃亏了。如果人人觉得我这样做会吃亏，吃亏是福的话，他就去做了。
我在浙江碰到一批浙商，他们也有个学习会，他们的口号就是“吃亏是福”。不要怕吃亏，每个人吃点亏，可能整个社会就不吃亏了，将来也不吃亏了。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间反复强调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人都做一点点善事，整个社会的正气就上扬了，人人都去做一点小小的恶事并觉得无所谓，那整个社会的邪气就上涨了。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应该有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如果我吃亏了，别人幸福了，那我这个亏吃的是值得的。佛家讲，为了众生可以下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么，吃一点点小亏，让社会的整个风气发生变化，让他人获得更好的生存、生活环境，那这个亏我吃好了。
现在的根本问题，我觉得还是在于我们年轻人比较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生命，而是一个群体。首先是你离不开自己的家人，其次你也离不开别人啊，整个社会永远是“人人为你，你为人人”的。世界上不可能有真正的鲁滨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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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以爱，育之以礼
记者：您看近些年啊，包括一些高校的学生，大学生自杀，然后还有像复旦大学的投毒案，把室友给毒死了，这些实际上都是您刚才讲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楼宇烈：现在我们的教育，有一个非常需要扭转的理念，我们不能把开发智商放在第一位，应当把开发情商放在第一位。所谓的情商就是懂得要爱自己，爱别人，爱万物。
为什么解放初期，一大批在西方留学的杰出人物都回国了，其实就是一种爱国的情感、爱家的情感，这种精神在支撑他们，才回来的。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理念，“教之以爱，育之以礼”。育之以礼，就是言行举止的规范，包括对于自己这样一个身份的责任和义务的认同。教是什么，第一，就是让他认识自己的身份，然后认识到，这样一个身份，它担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就是一种行为规范，懂得自己的责任、担当。不光是给他灌输一些知识，灌输一些知识以后如果没有这个爱心，那就是我们古代讲的“为人之学”了，不是“为己之学”了。
为人之学是一种什么学?荀子也讲，“以为禽犊”，就是把他掌握的知识，当做禽和犊，当做飞禽走兽，当做财富、资本，是跟别人去交换、去显示的。所以“为人之学”，跟“为己之学”是完全相反的道路。
一个人知识有了，不灌输给他这样一种爱、一种精神的话，那它就是一种显示自己、去跟别人进行交流、交换的资本，所以我觉得要“教之以爱、育之以礼”，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记者：这些年民间的“国学热”一直不减，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想学国学，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民间的各种培训和讲座也比较多，这中间也是良莠不齐，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楼宇烈：现在的国学热，也是很复杂的，有一些确实是在弘扬传统文化，但也有很多是把它看做一种商机来操作，这两种情况都有。
我觉得也有一些走歪了，好像我们今天还要回归到读经的那个年代去。今天的社会，跟古代人读经的时代不一样了，最重要的不是经典语言的记忆或者背诵，而是传统文化的精神怎么样去践行的问题。
记者：这就像佛家的修行一样，你把三藏十二部背得滚瓜烂熟的，但是没有行，也没有用。
楼宇烈：没用的。所以我常常讲，《弟子规》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用来背诵的，倒背如流，但是孩子连一句话都没有去实践，那还不如不读。
我一直讲，应该读一句，懂一句，就去做一句。你比如说，一个孩子，你让他读了，“父母呼，应勿缓”，他记住了，然后父母一呼他，他马上答应了，这个读了、背了就有用了，因为做到了。现在我们很多能背的，未必能做到。
第二，再加一句，“出必告，反必面”，出去告诉一下父母我上哪里去了，回来汇报一下，我回来了，父母放心，这一点能做到吗?
“晨则省，昏则定”，早晚问个好，请个安，能做到吗?我觉得这三条做到不难吧。他能够学这三条，做到这三条，那父母心里面是高兴得不得了的。孩子的气质也会变化的。
记者：就像农村一些老太太，她可能识不了几个大字，但是呢，她一直在行，百姓日用而不知。
楼宇烈：对啊，百姓日用而不知啊，忠厚传家久啊。四书五经，读而不行、背而不行，反而会害了他。
记者：那您认为，体制内的教育从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中应借鉴哪些?目前，中国的民间书院，据统计全国有上万家，如何去规范这些书院的办学，或者说怎样让这些书院更好地办下去?
楼宇烈：体制内现在也有不少学校在让学生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我认为，在教材内容上，里面应多加一点传统文化的内容，现在有很多出版社都在做。有小学的，也有中学的。
以道统艺 由艺臻道
记者：教育部已出台纲要，要求加大对学生传统文化的考试、考查力度。
楼宇烈：我觉得应该加强一些艺术层面的东西，不一定仅仅是教科书上面的东西。用唱歌、跳舞、琴棋书画等艺术形式，从各个方面来熏陶学生。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不仅仅是书本上的一些传统文化知识，还应有一些是可操作层面的，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的层面。
楼宇烈：琴棋书画这些中国的艺术本质上来讲都是自我修养的，或者说是自我欣赏、自得其乐的，它不是用来向外表演给别人看的。它的重点不在于它的技艺如何，而在于它的立意如何，“文以载道”嘛!
记者：在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方面，如何把握“道”和“艺”的关系?
楼宇烈：中国文化是道、艺两个方面，我也提出过一个说法，就是“以道统艺，由艺臻道”，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
另外，对孩子们来讲，要通过一些游戏，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他们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做人之道、为人之道。比如说，让他学习套圈。什么叫套圈?就是中国传统的射礼，射礼后来变成投壶，现在变成套圈了。
“反求诸己”就是从“射礼”来的。射礼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反求诸己”，不要怨天尤人，人从小就能通过游戏学到这个，这多好啊!
我推荐中小学老师，要经常念三篇文章，即三篇古文。第一篇是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过去我们语文书里面有的。《种树郭橐驼传》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要让树木自然而然地生长，不要多去干涉它，这样的话你把它基础培植好了，让它自由生长去，果实结的就很多。有的人不是这样，种下去以后一天到晚去关注这个树，一会儿去剪剪枝啊，一会去扒扒树干，结果长不好了嘛，“名曰爱之，实则害之”，所以种树要强调让它自由生长。
第二篇文章是王阳明的《训蒙大意示教读》。《训蒙大意示教读》会告诉老师，孩子们天性就喜欢嬉戏、玩耍，你们不能够把他关在房间里面让他背这个、背那个，要通过嬉戏去让他们学习、了解。现在，许多学生是以学校为囹圄，视师长为“仇雠”，不愿意去学校。
第三篇文章是龚自珍的《病梅馆记》。《病梅馆记》不就是因为当时人的欣赏趣味发生了变异嘛，以扭曲为美，所以龚自珍主张以自然疏朗为美，才把那些扭曲的梅花都买来放在他的病梅馆里面，把它们枝条上面绑的绳子都给它解下来，让这些梅花能够重新自由地生长，这对我们的教育应该有很大启发。
这三篇文章应该让老师们好好学学，尤其把它们连起来读，就会知道发挥孩子天性的重要性了。
记者：对待近些年来的民间“国学热”，您觉得相关文化、教育等政府部门哪些应“有所为”，哪些应“有所不为”?
楼宇烈：就政府部门而言，应多从正面引导，但是不要用某种标准去限制民间“国学热”或民间书院办学，可以让书院五花八门、多姿多彩地办下去。
另外，就是将来这些孩子们能从民间书院回到体制内来读书，不要那么严格地去区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他在那儿(书院)学习也很好啊，让他继续学，如学不好他想回到体制内的学校来，也可以允许他来考试、插班。通过考试，符合我这个学校的要求就可以让他来，这样也会让很多家长放心。
现在的结果，往往是把这些(在民间书院读书)的孩子，排斥到国外去。因为国内他没法再进入体制学校就读，大多只能够往国外送，在国内没有地方能接受啊。你让他学了半天的国学，结果是送出去，再接受西方的教育。
记者：最后中国的文化没学好，西方的也没学透。
楼宇烈：对啊，就是这样，更糟糕了。是不是可以体制内宽松一点，跟西方一样，你符合我的要求你就来。首先不设体制内、体制外这两条线。当然，你不行的话，就自然淘汰，社会就会把你淘汰。
师天地心广大 顺自然致中和
记者：当前，不少人把国学当成“心灵鸡汤”来看待，认为它就是一个过时的、落伍的、陈旧的东西。在目前这样一个移动互联时代，怎样让广大的青少年通过网络传播来学习国学，学习传统文化，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宇烈：我就觉得网络这个东西，真是无孔不入，它既有方便的一面，也有令人烦躁的一面，比如使我们不能安心宁静地学习。现在网络上即使传播国学的，也是良莠不齐。网络上需要多传播一些传统文化正能量的东西，我们不能够放弃这块领地。
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了，网瘾戒起来有时比毒瘾还难。我们在有些地方是不是能有所作为?比如说对于网络游戏的问题，至少第一步能不能做到在时间上有所限制，比如说晚上10点以后，网络游戏就应该封杀了，要不然孩子不睡觉，一直玩。目前，这个技术手段应是可以做到的。
记者：是的，网瘾毁了很多的孩子和家庭。有媒体报道，有的孩子为了要钱上网，把奶奶都给杀了。
楼宇烈：这种网络上负面的东西，是不是在呼唤一种回归?不要因为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就把一些传统的、宝贵的东西丢了，比如说纸质的书本、经典，师生面对面的传授、教学。我觉得除了网络之外，还是要提倡有一些更多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
记者：看您八十多岁了，精神也很好，经常有很多客人来拜访您，来请教各种问题，您一天的工作、生活、学习是如何安排的?
楼宇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整个的原则，我就是顺其自然。我有两句话，算是一副对联吧，上联是：“师天地心广大”，以天地为师，心胸要广大，因为天地的心胸是最广大的。下联是：“顺自然致中和”，顺其自然，达到一个中和，就是《中庸》里面讲到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整个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追求这个中和。因为只有中和才能“生生不息”，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只有顺其自然，才能达到中和。圣人之道，中庸而已;中庸之道，顺其自然而已。
养生必先养心，心是根本的，所以不要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想这个、想那个。我常常跟大家念《汉书·艺文志·方技略》里面讲神仙的那段话：“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神仙就是保住他最原真的状态、原初的真性，但是人生下来就会丢失啊，“游求于其外者也”，要把它重新找回来。
找回来什么东西呢?它告诉我们三条，第一条，要“荡意平心”，别胡思乱想，一天到晚想这个、想那个，求这个、求那个。第二条，“同生死之域”，“域”就是范围，把生死看做是同一个“域”。不要把生看做这个，死看做那个，于是恋生怕死、贪生怕死，而要看破生死。第三条，“无怵惕于胸中”，发怵，紧张啊，害怕啊。惕，警惕，害怕啊，不要紧张害怕。怎么才能做到不紧张、不害怕呢?做人做事要坦荡荡。这是根本。
能做到这三条就是神仙了，根本是养心。一个人心胸、心态要好，不要去追名逐利，不要一天到晚跟别人攀比、计较。心态上“师天地心广大”，我想这是根本的。另外生活上要自然而然，饮食啊什么的都不要过分，宜平淡。
记者：您现在还带研究生吗?
楼宇烈：还带，带二十多个博士生。
记者：现在每周都要去学校上课?
楼宇烈：去，每周都去。
记者：一周大概有几堂课?
楼宇烈：每周我固定的就是一个下午讲课，周一下午在北大。
记者：二十多个博士，光这个论文指导就辛苦得很。
楼宇烈：是，是。现在程序还挺多嘞。要开题，要预答辩，还要送审，最后答辩，一套一套的。
记者：您这么多年以导师身份带过的研究生有统计过?
楼宇烈：博士生、硕士生加在一块儿，大概有上百个了(笑)。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国人的阅读状况堪忧。在手机碎片化阅读占据视线的同时，人们对经典阅读仍有精神上的需求。近几年一系列彰显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人文综艺节目的兴起，也许正是一个机会，引领人们重新走进经典阅读的大门。
《中国诗词大会》点燃阅读经典的热情
综艺节目的内容与形式总是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城市适婚青年找对象难，于是相亲节目火了，人们感叹生活节奏太快，家庭团聚难，于是明星亲子真人秀火了。每一种综艺节目都在寻找一类人作为目标观众，他们各领风骚三五年。有没有一档群众参与度高，全家老少咸宜的综艺节目呢?至少《中国诗词大会》做到了。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登陆央视一套。从节目的内容、形式、嘉宾到舞台的舞美、灯光，都让人眼前一亮，古意盎然的诗词，也将观众不知不觉地带入到古风意韵之中。《中国诗词大会》采用选手答题计分的形式，有点像当年一度收视长红的《开心辞典》。题目素材全部来自中国的诗词，从《诗经》开始，到楚辞、汉魏六朝诗，唐宋诗词、明清诗词，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毛泽东诗词，时间跨度达数千年。中国毕竟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而且还有“诗教”的传统，从儿童到老人，都能吟诵几句古典诗词，所以诗词大会的播出，其实也吸引了全家人的参与答题。而现场的专家学者就某句诗词点评，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解读诗词背后的故事，打开了观众和选手的知识寻访之门。一位媒介观察者这样评价：《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饱受关注和喜爱，正在于它带着深埋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基因，这些国人耳熟能详、打动人心的诗词激发了大家心中的情怀。
朗读，是调动视觉、听觉和想象力的阅读
就在诗词大会落下帷幕后，两档以“朗读”为主题的节目接过了人文综艺的接力棒。在网络上，《朗读者》和《见字如面》都有数量巨大的拥趸。《朗读者》更像是《艺术人生》的缩小版，但参与朗读的不只有明星，还有一些各行业的普通人，一些有个性的生活家。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它在喜马拉雅客户端的收听量达到1.79亿次，相关视频全网播放是4.97亿次。
《见字如面》是一档专门朗读书信的栏目，从真实发生的往来书信中，人们往往能读出一个个鲜活、有趣，又让人感喟的属于中国人的故事。这两档节目的共同点都落在了以声音传播作为文化凸显的魅力所在，而不同点在于，《朗读者》的文本选择上有以个人情感经历致敬经典的导向，比如第一期请到了著名翻译家，96岁的许渊冲先生，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代表，在舞台上交相辉映。我们可以从《朗读者》的每一期节目中拉出一串书单，他们作为人文经典，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而《见字如面》更像是一次次对历史的考古与冒险，每一封信都在打开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场景。历史上的末代皇后与皇妃的书信往来，战争中的一封家书，古人似乎也有与今人同样的志趣与烦恼。演员们用声音表演，更是让那些写信人好像就在现场，令信中所描述的人物情状和社会风物，精神情怀和生活智慧仿佛都触手可及。
经典阅读是怀旧，更是反思
在过去，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总是留给电视剧和游戏类综艺，而读书类的文化节目总是快接近午夜时分，或者说人们不需要通过电视这个平台填补人文阅读的空白。这几年人文类综艺节目的兴起，其实正代表着一种大众的需要产生。
“文化的痛点常常可以转化为传播的热点与多媒体的槽点。”传媒研究者靳智伟认为，《中国诗词大会》紧紧抓住了中国受众的诗词文化情结，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之美给予了精准的电视阐释，它的热播正是抓住了这样的民族文化基础，通过电视传播手段，让电视受众以“会诗”的形式与选手对话，与前人对话，与历史对话，与生活对话，并在这一过程中锤炼自己的审美情操。
武汉大学文学院樊星教授认为，选择朗读的经典常常可以唤起人们对于自己有过的特别阅读体验的美好回忆。从这个角度看，选择经典，也是怀旧的一种方式，甚至是反思自我、认识自我的一条路径。如此说来，《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都不仅体现出走近经典的文化情怀，也折射出时光飞逝中人们越来越浓厚的怀旧情怀。剩下的问题是：下一个热潮会在哪里掀起?种种时尚此起彼伏，有的热闹一时，终不免过眼云烟。也有的会在当代文化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不灭的痕迹。
人文类综艺节目能代替阅读吗?
电视与阅读似乎是两个门类，但内容上的人文追求让他们走到了一起。阅读的路上总比不上荧屏前热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统计，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0.02本。这个数字低于许多世界大国，也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极不相称，所以才有了全民阅读与书香中国的提倡。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当今人们的情感越来越粗砺、越来越游戏化的生活中，人们对于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于是人文类综艺节目应运而生。电视以其特有的传播形式，赋予了纸张上的文字活色生香的魅力，而人文经典中的精彩篇章更是在舞台上大放异彩。从某种程度上说，电视让这些经典活了起来，给予了它们生命力，也搭建了现代人与经典对话的桥梁。确实，有一部分人在电视节目的吸引下，把这些人文经典找出来阅读，值得欣慰。也有人质疑，会不会由于电视节目的足够“玲琅满目”，而使人以为它可以代替阅读呢?我们认为，阅读不仅是一种知识的获取，它还是一种个人生命体验与人类伟大智慧的心灵交流，电视与书本是对人文精神的两种不同呈现，前者很直观，而后者需要的是集脑力与体力的智性探索，是前者取代不了的。
在2017年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们还是那句话：享受读书的乐趣，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何烨)
青少年群体的关注点往往依时而动、因势而异，但他们的精神风貌却不会被轻易风化
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老学究往往戴着副老花镜埋头古籍，老革命经常舍不得盘子里泛着的油星，老干部通常喜欢泡壶茶水浏览报纸……岁月的留痕印刻在他们的面庞，人生的厚重在他们的举手投足间得到彰显。
然而，对于一个不曾历经风雨、饱受风霜的毛头小伙，又该是怎样的一副时代风貌?
描摹当下青少年的群体画像，显然有着契合现实的特殊含义。拿最近的“爆款”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来说，官场规则的解密、政治角力的博弈，让包括青少年在内的观众大呼过瘾。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剧中特意设置的为拉近与青少年观众之间距离的“感情线”，却出乎意料地引起了目标受众的厌倦，更是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口诛笔伐。贫嘴、水军、爱财、啃老、“结婚恐惧症”等一系列标签，显示出不少人对当代青少年的一些误解。
但同“底层小人物”“感情线”等剧情的境遇大相径庭的是，原本以为曲高和寡、沉闷冷僻的反腐主旋律，意外地受到青少年的推崇。剧中配角“达康书记”的一颦一蹙，更是激发了年轻网友的创作热情。“darkcom”“达康书记的GDP”等热词乃至表情包，也在微信朋友圈成刷屏之势。
达康书记的走红，源于其鲜明的性格色彩。一身正气却又带点狡黠，雷厉风行而不乏责任担当，严肃内敛的同时又略显萌态，这与年轻人的气质不谋而合，无形中擘画出了绰约风姿。这群诞生于互联网的年轻原住民，在度过了早期沉迷于0和1的“婴孩期”之后，如梦方醒，渐渐向现实回归。喜欢“二次元”萌物，并不意味着同三次元的脱节;追求个性表达，也并不等同于脱离原生环境。不能单凭社群亚文化的勃兴，就一概否定年轻人接受主流价值观、融入主流社会的客观事实。
如果说，一定要给当代年轻人一个妥帖的形容，“纯粹”二字可能再合适不过。相比拖沓的剧情演绎，直击真相的率真才最受年轻人的喜爱。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关注现实、直截了当……正是与这些特质的遥相呼应，才让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作品，真正俘获年轻人挑剔的目光。
也由此，不能因为“无脑”综艺影视的流行，就轻易断言年轻人的肤浅;也不要单纯依靠感觉，就揣度青少年的喜好。青少年群体的关注点往往依时而动、因势而异，但他们的精神风貌却不会被轻易风化。实际上，只要导演懂得青少年追求真实、渴望真情、探寻自我的需求，就不难把握作品创作的方向、增删合适的剧情线。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亮丽青春，相比于70后的军绿、80后的卡其，网络新时代们可谓五颜六色。但再多的色彩，也无法覆盖成长的轮廓。只有细心观察年轻人的时代风貌，时刻留意风向的变化，才能实现作品的心灵相通、现实的促膝长谈。
《人民的名义》走红承载反腐期待
近期，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一亮相，便获得收视率和口碑的“双丰收”，被称作是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大戏。之所以说尺度最大，是因为剧中反腐上不封顶，反面角色的人物设定突破以往尺度直至副国级。这样的现代版官场现形记，让许多观众，甚至是80后、90后都开启了追剧模式。
“现象级”电视剧是“现象级”社会心理得到满足的结果。本剧之所以能够成为现象级电视剧，最大的原因，还是剧中很多情节都是来自现实或者有现实的影子，是近些年我国反腐成果的集中显现。比如，家中搜出2亿多元现金的这一“小官巨贪”的原型，就是落马贪官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他家中被搜出2亿余元人民币，执法人员调16台点钞机，当场烧坏4台。
《人民的名义》总监制兼总发行人、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主任李学政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把中央反腐的决心概括为八个字“刮骨疗毒，壮志断腕”。李学政说，“特别是这四年的反腐成果大家都看在眼里，腐败现象确实得到了遏制，环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觉得反腐成果那么好，没有一部反映反腐成果的艺术作品明显是一种空白。”谈到火爆收视率的背后有着过半年轻观众，李学政认为，《人民的名义》抓住了年轻观众的兴趣点。通过这部正能量反腐剧在年轻观众中的大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反腐败没有禁区。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铁腕反腐，“打老虎”、“拍苍蝇”，还在海外“猎狐”，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让贪官无处藏身。中国的反腐“成绩单”，正如《人民的名义》热播一样，赢得海内外的高度赞赏。用文艺作品来描述反腐现实，不仅诠释党和国家反腐政策，也是让民众看到党和国家对腐败行为的强硬态度，让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这部剧契合了公众对反腐的期待。坚决惩治腐败不仅是党中央的决心，也是民心所向。
一个时代与社会最广泛与最受欢迎的作品，是考察一个时代与社会内涵的最佳样本，它能够深刻地反映当时的整个社会思想与价值观取向。《人民的名义》恰好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人们为反腐叫好，对于反腐进展持续关注，背后是老百姓对于政治清明的深刻期待。
作者：尹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影视传播中心主任)
对IP的盲目崇拜、对套路的机械复制、对功利的狂热追求导致很多电视剧作品粗制滥造、脱离生活，甚至抄袭成风，“边追剧边吐槽”成为奇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最应该呼唤与坚守的是什么?是情怀，是匠心，是“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的创作态度。值得欣慰的是，在近年浮躁喧嚣的创作氛围中，依然诞生了一批精品剧，如《北平无战事》《琅琊榜》等作品不但构思宏大、制作精良，也充分展现了人对真相与正义的追求，对历史与当下的观照。近日，又有一部格局恢宏、题材厚重的精品剧诞生，即正在湖南卫视热播的反腐大戏《人民的名义》。
作为主旋律题材，《人民的名义》一方面以浩然正气涤荡了电视荧屏上的同质化、娱乐化之风，彰显了湖南卫视作为主流媒体的责任和担当，另一方面也以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细腻深刻的人性描摹吊足观众胃口，思想价值和艺术水准都值得称许，可谓将家国情怀与工匠精神有机结合的有益尝试。
创作，本源于生活体验，升华于精雕细琢。对于创作者来说，情怀意味着怀有一颗敬畏之心，抒发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真诚细腻的体会和感悟，而不是在定制要求下生拼硬凑、胡乱灌水。工匠精神则意味着怀有对作品进行精雕细琢的耐心和恒心，一个好编剧永远不可过于急躁，第一要慢慢写、慢慢改，第二要尊重创作规律，并以圆融自洽的艺术手法将体会和感悟表达出来。
《人民的名义》的编剧周梅森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小说家之一，擅长以磅礴的气势和犀利的笔触勾勒一个个官场生态圈。此次执笔这一项目，除了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的力邀，也是受到责任意识与家国情怀的感召。他的作品并非凌虚蹈空的艺术幻想，而是源于他多年对官场文化、权力运作和政治生态的所见、所思、所悟。这其中既包括他出任市政府秘书长的一段独特经历，也涵盖他与其他政府官员的多年密切交往。一手的资料、敏锐的洞察、精当老练的技法、张弛有度的节奏共同成就了高质量的剧本，为作品的二次创作保驾护航。
该剧的总制片人、导演李路在创作中一贯保持着关注民生、体察冷暖的责任担当。他对《人民的名义》艺术基调的把控，既渲染出政治正剧的威严大气、官场生态的波谲云诡，也融入了平实亲切的生活质感与鲜活亮丽的时代色彩。这就成功摆脱了以往某些主旋律题材“高大上”有余、“接地气”不足的弊病，赋予了影片深刻的现实主义品格和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张丰毅、高亚麟等实力派戏骨的倾情助阵是影片质量的第三道保险，精湛、沉稳的演技使得新型政治剧的人物群像跃然荧屏之上。主创团队的精益求精与厚积薄发，确保了《人民的名义》不仅是正义之作、话题之作，也具备极强的观赏性，经得起观众火眼金睛的试炼。
优秀的艺术作品，既是与时代的互文与互动，又是与人性的互视与互介。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反腐之利，惠及万民。尤其是当反腐题材暌违主流荧屏近十年后，题材的空白、观众的需求呼唤着立足当下、针砭时弊的影视作品对反腐工作进行深度展现。在这样的政策环境和时代语境中，《人民的名义》应运而生。编剧周梅森曾坦言，他的创作初衷就是将这具有历史价值的时代巨变记录下来。毫无疑问，反腐题材自有其敏感之处，如果脱离了正确的价值观和创作观，很容易流于揭秘、猎奇的肤浅层面。而《人民的名义》并没有止步于以“贪官”“罪案”的噱头吸引眼球，主创深挖宏大社会背景下不易察觉的细微脉动，聚焦腐败背后的利益纷争与人性纠葛。
虽然《人民的名义》不乏对官场中贪腐暗角的揭露，但更着力刻画的是人物在权欲、贪欲与良心的拉锯战中摇摆不定的复杂状态。因此，即便是剧中的反面人物，也不会被描绘成一个符号化的魔鬼，而是被当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鲜活个体。主创所呈现出的，是他们如何一步步走到违纪违法的悲剧境地，也希望以此为前车之鉴，让更多人意识到不受约束的权力的毁灭性危害。换言之，《人民的名义》展现官场生态，主要是为了激浊扬清、匡扶正义。澄明时局、引人向善才是本片的终极价值追求，也是在当下最应该引发讨论和深思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