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2月6日电 今日，国土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国土资源部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相关内容，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国土资源部总督察办副主任孙雪东表示，到2020年深度贫困地区要有1/3以上的村庄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安排好这些易地扶贫搬迁的用地规模和布局显得尤为迫切，考虑结合不同类型的村庄，做好各类用地的统筹，对于易地搬迁村庄的选址要做好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和建设适宜性评价，有效防范地质灾害，在规划规模、计划指标上给予优先足额充分的保障，做到应保尽保。
孙雪东指出，乡村振兴要规划先行，脱贫攻坚更要规划先行，我国目前有55.9万个行政村，长期以来乡村规划处于缺位状态，是一个短板，农村建设用地数量很多，闲置浪费很大，但是农村自己不会用，用不上也用不好，针对这种情况，国土资源部今年以来积极推进村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工作，印发了《指导意见》和《技术导则》，联合共青团中央，举办了村土地利用规划志愿服务专项行动。
孙雪东介绍，今年一个暑期，先后有108所高校，165个志愿者团队奔赴各地开展志愿服务，他们进行政策宣讲，了解农民需求，开展基础调查，提出规划建议，帮助编制规划方案等。很多贫困地区改革试点地区也积极推动村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截止到目前，我们全国已经开展了8300个村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已经完成了1300多个，形成了一批好成果、好经验、好方法，给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编制村土地利用规划正成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营造和社会建设活动。
孙雪东强调，对于深度贫困地区宜居宜业重点发展的村庄优先进行规划，合理安排农民的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用地的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规划生态良好宜居宜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格局，为脱贫攻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继中央发布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工作延期一年、宅基地制度改革拓展到33个试点地区决定后，国土资源部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进行再部署，国土资源部明确提出，试点地区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2015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根据《决定》，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暂停实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6个条款，按照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原则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这项授权的期限将于2017年12月31日届满。
为此，国土资源部经过慎重考虑起草了延长试点授权期限的请示，报请国务院审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延期的决定。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要求， 国土资源部对试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国土资源部表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明显成效。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稳步推进，一些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开始破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快速推进，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规则体系逐步完善。宅基地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在确保取得、自愿有偿退出和完善管理制度等方面作了积极探索。统筹协调推进试点力度不断加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明显增强，初步实现了农民得利益、农村得治理、企业得空间、产业得发展、土地得盘活、耕地得保护的一举多得效果。
国土资源部提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的一个核心，就是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全面覆盖和深度融合。“既要努力实现三项试点任务和改革内容在各试点地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全覆盖，又要统筹平衡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盘活利用废弃闲置农房和宅基地、缩小征地范围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等关系。”国土资源部还提出了“三个关键”，即大胆探索创新、加强规划引领、完善配套政策。
国土资源部要求，试点地区要在严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不得以买卖宅基地为出发点、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前提下，因地制宜大胆试、大胆闯。同时，加强相关改革协同配合和相互支持，加快推进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实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等基础工作。
国土资源部要求，要进一步健全改革组织领导机构，强化专项督察指导，加强总结提升推广，支撑《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
编者按：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兴旺。同样，贫困地区稳定脱贫也离不开产业带动。贫困地区通常自然条件不佳、农业基础薄弱，贫困群众通常自我发展能力较弱、抗风险能力较低，现实起点低与现代农业产业的高要求存在矛盾。在贫困地区如何寻找适合的产业，如何建立更加高效的组织形式，如何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本报记者深入贫困地区，近距离观察实现产业兴旺的实践与探索。
一棵山嵛菜，富了彝族村。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炼铁乡纸厂村，是个海拔近3000米的高寒村，以前只能种土豆，穷得叮当响。如今，村里种了2000亩山嵛菜，惠及397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81户。去年，全村卖山嵛菜收入600万元，亩均4000多元，山嵛菜成了民族山区“脱真贫、真脱贫”的致富菜。
“咱家能脱贫，亏了昆明川大公司和村里余灿辉的合作社。”纸厂村陆家组的陆解三说，“没企业这菜卖不出去，没合作社这菜种不起来，脱贫就更没指望了。”
“种起来，卖出去”，纸厂村的产业扶贫之路，是边疆民族山区贫困大省云南的缩影。现代农业如何在穷乡僻壤扎根?千百年来的“穷骨头”怎样挑起致富担?彩云之南的经验，是持之以恒地发展合作经济，把农民组织带动起来。近期云南省又决定，让新型农村合作经济覆盖全部建档立卡贫困户，为447万贫困人口铺平致富路。
合作社既提供统一服务，也有更大市场话语权，联结起小生产和大市场
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同时面临两重境遇：一是资源十分富足，生物王国的物种条件、海拔从100米到6000多米的气候光热多样性，加之良好的生态环境，让高原特色农业风生水起;另一方面，云南山区、半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4%，农业设施基础薄弱，尤其山区综合性、素质性贫困突出，山里人缺乏市场意识和历练。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滞后，小生产与大市场脱节，已成为制约贫困群众增收的最大瓶颈。”临沧市主要领导在全省交流时说，“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是推进现代农业的核心和基础。”破解现代农业要求高与现实起点低的矛盾，近年来云南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加速发展态势。据农业部门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省农民合作社达4.4万个，比上年增长了25%;193万余户农民入社，有四成多农民直接从合作社中受益。
在乡村，专业合作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有“条条式”的能人创办型，由专业大户和经纪人联合同一产业链的农户建立合作社;有“块块式”的基地创办型，即依托产业基地的产销优势组建合作社，多以企业牵头为主;还有依托村级组织建立的协会或合作社。
云南以产业发展为载体，引导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等经营主体，通过生产合作、股份合作、劳务合作等多种形式，与一家一户的农民建立起紧密利益联结。除了将自家地里的农产品交由合作社统一销售，如今随着土地流转和产业扶贫项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股份合作和劳务合作正在云岭大地兴起。
会泽县是贫困县，目前这里单养殖专业合作社就有160个。这些合作社依法成立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三会”治理结构，内部管理有模有样，对农户实行“种苗、物资、技术管理、加工分级、收购销售”统一管理，破解了传统农业“小散弱”困局。会泽县委书记梁志强说：“有了蓬勃发展的合作经济，到2019年会泽将再多养50万头猪。”
玉溪通海“洋丽人”桔梗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花农加入合作社好处多多。通过统一采购，去年社员每亩生产成本少投入3000多元;合作社销路广，还能与收购商平等谈生意，多数花农入社后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合作社通过自我管理教育，既培养了懂管理会经营的乡土人才，又锻炼了连起市场的新型农民。
财政奖补、金融支持、涉农资金有效监管，为合作社发展保驾护航
“合作社等新型农村合作经济，能有效解决现代农业在农村发展‘最后一公里’问题。”云南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但与发达地区比较，云南的合作经济发展层次还比较低，亟须政府‘扶上马送一程’。”
近10年来，云南省一直大力扶持乡村合作经济发展。去年，省政府又专门出台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省农民合作社力争达6万个以上，农户入社率达到三成以上，培育1万个县级以上的示范社。今年，又针对合作经济促进产业扶贫出台规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等带动贫困户50户以上的，给予20万元奖补。
云南各州市、县也纷纷出台政策，扶持规范合作经济发展。大理州筹措资金1.6亿元，按每个村不低于30万元的标准，成立617个“互助社”，让农民有“自己的银行”;州县纪委监察部门紧跟涉农资金使用，今年1至9月，全州办结扶贫领域线索116件，也为合作社发展保驾护航。临沧市与32家金融机构合作，发放新型经营主体贷款51亿元。昭通市与省农垦集团合作组建市农业投资公司，土味浓郁的合作社、龙头企业成了合作对象。
在红河州泸西县，一半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县里出台了行政助推合作社全覆盖的方案，县财政拿出1000万元，整合涉农资金项目，设立融资平台为合作社“输血”。县里还鼓励合作社争取政策支持和对外融资，并将合作社借款折成股份，社员自愿认股，保证保本付息，激活了乡村金融的一池春水。
有了各种资金项目“阳光雨露”的滋润，云南一大批乡村合作经济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昭通市大关县琦鑫黄牛养殖合作社成立于2011年，之后一直受益于政府项目资助，2014年得到南方草地畜牧业项目支持，2015年争取到“行政村整村推进”扶贫项目资金100万，2016年又得到昭通市农发行的扶贫贷款项目资金500万元。琦鑫合作社现有1160户成员，去年末产值过千万，发展成了“省级示范社”。
因地制宜推进产业脱贫，产业收入占脱贫家庭收入超50%
云南有447万多贫困人口和88个贫困县，都在全国排第一位;有深度贫困县27个，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贫困发生率高达三成左右。云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达12.4%，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3.4%，自我发展能力和动力可想而知。在脱贫攻坚的战场，合作经济吸引贫困户参与脱贫，又降低了他们的市场风险，正大有可为。
发展产业是脱贫的根本之策，加快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云南省委、省政府酝酿出台产业扶贫精准脱贫的意见，把创新帮扶模式、发展合作经济摆在重要位置。在贫困人口占全省1/4的昭通市，把产业发展和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合作社结合，下大力气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组织化实现标准化，以标准化支撑品牌化。
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在昭通市鲁甸县，20多万亩花椒树实现产值7亿多元。鲁甸地震的震中龙头山镇，近15%的贫困人口都与花椒产业有关。镇里推广“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争取资金300多万元扶持加工龙头企业，解决了销售难。“小花椒”不但为灾后重建“撑了腰”，还带动贫困户共增收500多万元，户均增收1万多元。
大理纸厂村陆解三一家5口人，是2013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加入山嵛菜合作社后，2015年脱贫。去年以来，大理州注入产业扶贫资金60多亿元，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都有产业帮扶项目，产业收入平均占到脱贫户家庭收入的55%，带动30多万人增收，年人均增收1720元。这其中，都有合作经济的影子。
如今，每天早上8点多，会泽县驾车乡贫困户杭久芝老两口都会到合作社“上班”，一天俩人能赚200多元。和杭久芝一起干活的高菊珍，也摘了贫困户帽。她把家里40多亩靠天吃饭的山地租给合作社，再加上5万元产业扶贫贷款入股合作社分红，最近全家在商量盖新房了。
近期，农业部采取系列行动，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要求各地农业部门积极采取有力措施，严防严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为加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风险监测，农业部门组织力量对粮食、油料、畜禽、水产品等10类农产品，深入基地和市场进行调查、抽检与评价，排查风险隐患。农业部下发《关于开展农药大检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通知》，在全国开展农药大检查，重点排查非法非标生产农药、违规经营农药、超限使用农药等问题。全国出动执法人员9万余人次，检查饲料生产企业4155家、蛋禽养殖场(户)57089家，抽检饲料样品4151批次。
郑州12月2日电 (记者马跃峰)两年前，河南商丘宁陵县城郊乡徐大庄村村民徐荣军的儿子得了白血病，花费10万多元，全家一下子陷入贫困。老徐顾不得自己患糖尿病，外出打工。这天，他回老家办事，被村医徐文海硬拽进卫生室，参加免费体检。采血样、量血压，不过1分钟，数据传至电脑——血糖超出正常值一倍!徐文海提醒：“我是签约家庭医生，要督促你吃药、体检，不然小病拖成大病，啥时能脱贫?”
“不去病根儿，难拔穷根儿”。2017年，商丘市未脱贫人口13.8万户，其中因病致贫8.65万户，占总贫困户数逾六成。“原来农村体检诊疗设备落后，健康档案更新迟缓，农民常因病致贫。”市扶贫办副主任朱玲说。
“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党的十九大已明确新征程上的新任务。商丘在实践中运用市场化手段，建设分级诊疗及慢病管理平台，目前仅“宜嘉健康”平台就已在睢县20个乡镇卫生院、545个村卫生室运营，并在宁陵、夏邑、柘城、虞城等县试点。
健康数据用起来，防病更靠谱。徐文海手机里存着全村34户贫困户的健康档案，“手机、电脑网络平台通过物联网和检测设备连接。农民在家门口就能检查11个健康项目，数据自动上传、比对、筛查病情。”
数据共享为远程会诊提供便利。在睢县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豫东医院，医生通过网络视频与村医讨论病情。另一间诊室内，医生可与京沪38家著名医院专家会诊，初步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健康档案供会诊医生参考，治疗信息与病人、病人家属共享。”院长李富强说。
睢县卫计委主任林泽玮介绍，健康档案从“死档”变“活档”，帮患者咨询、就诊，助医生诊疗、随访，积累的大数据能帮全县居民定制全周期健康服务，减少看病支出。
“看病贵”的包袱正在变轻。睢县贫困户梁绍真患脑梗死后遗症，住了87天院，医疗费共76207元，自付只要4473元，补偿率达94%。
“商丘为农村贫困人口免费开展健康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98%，签约服务覆盖率97%。”商丘市卫计委主任张树仁介绍。截至9月底，全市实施“一站式”就医结算975318人次，先诊疗后付费65817人次，为贫困患者节省提前垫付资金2.04亿元。
央视新闻客户端11月30日消息，“为了严肃工作纪律，根据《宝鸡市脱贫攻坚问责办法(试行)》有关规定，经陇县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该县东南镇、县农综办等12个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并向县委、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近期，陕西陇县下发通报，对12个单位脱贫攻坚工作履职不力问题予以通报批评，责成陇县东南镇等5个镇党委及7个包抓单位党组向陇县县委、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对涉及的40名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
针对在陕西省脱贫攻坚第三季度市际交叉检查中暴露出的易地搬迁资金兑付不及时;贫困大学生补助资金未兑现;贫困户实用技术培训覆盖率低;贫困户对政策没有做到“一口清”;纪实薄填写不认真、不完善，存在缺项，逻辑关系不一致等问题，2017年11月2日，陇县纪委迅速跟进，联合县扶贫办组成五个专项问题核查工作组，对2017年陕西省脱贫攻坚第三季度考评反馈的17条扶贫问题线索进行了初步核实。
针对脱贫攻坚领域一再暴露出的相关人员履职不力、工作失职失责问题，陇县启动最严厉的问责机制，严肃查处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履职不力问题。
目前，陕西陇县纪委已对东南镇等5个镇党委书记、镇长，4个帮扶单位负责人等13人进行了约谈;对5个镇驻村工作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扶贫主任、帮扶责任人等20人立案审查;责成5个镇党委、1个部门党组对19名相关镇包村领导、包村干部、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实施诫勉;责成城关镇党委对神泉村群众乔勤恩进行批评教育。
农业部11月29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进展顺利，目前全国实测承包地面积15.2亿亩，已经超过二轮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确权达到面积11.1亿亩，占二轮家庭承包耕地账面面积的82%。
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的要求。目前，全国整省推进此项工作的省份已达28个，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国2718个县(区、市)，3.3万个乡(镇)、53.9万个行政村，山东、宁夏、安徽、四川、江西、河南、陕西等7省(区)已基本完成。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表示，2018年是全国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收官之年。明年要加快数据汇交，实现承包地确权登记信息应用平台初步运行。其中包括加快国家级确权登记数据库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功能模块，强化技术支撑，初步实现信息应用平台的运行，推进农村承包地管理信息化。此外，还要积极探索确权成果在推进土地流转、抵押融资、涉农补贴、承包地有偿退出、农田整治、解决地块细碎化、休耕轮作等方面的转化应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相关要求，基础性的工作是承包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张红宇说，确权登记颁证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在实现确权颁证的基础上，未来“三权”分置时，无论是承包户拥有的承包权，或是新型经营主体需要的经营权等权利都能得到保障，而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相关制度安排才可以落到实处。
除了农村土地确权颁证试点将全面收官外，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等三项改革试点也将进入总结阶段，可以说，2018年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入深化阶段的转折年。
北京11月29日电 (记者蒋琪)今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媒体介绍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有关情况。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指出，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开展整省试点已经达到28个，2718个县都开展了此项工作，到2017年11月底，确权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1.1亿亩，占二批家庭承包耕地面积82%，甘肃、海南、陕西、福建等17个省市确权面积超过了90%，河北、新疆、青海等8个省份确权任务已经接近70%。
张红宇表示，第一批试点四川、安徽、山东已经按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基本完成报告;近期，宁夏、河南、江西、陕西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基本完成报告;天津、河北、山西、江苏、湖北、湖南、海南、贵州、甘肃等9个省份也处于收尾阶段，准备向中央提交相关完成报告情况。完成此项工作的地方，都产生了积极效果，在实践中，包括确权成果的应用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按照中央要求的时间节点，没有特殊情况，除了少数边疆民族地区以外，全国将在2018年底完成此项工作。西藏地区积极主动作为，可能会在预期的时间以前完成相关的工作。所以，从中央主管部门来看，对这项工作的完成情况还是乐观的。
张红宇强调，农业部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的督导、推动各个地方按期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积极督导已经完成的相关省市区回头看，在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面还有什么疏忽之处、遗漏之处，包括老百姓还有什么意见，农业部将根据相关情况加强督导、改进，使这项工作不仅要按期完成，而且要质量第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讲起现在的生活，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渔民村居民邓伟雄忍不住笑了起来。邓伟雄是渔民村早期的渔民，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曾到邓伟雄家中向他了解生活情况。
从上世纪50年代满是鱼塘，村民依靠捕鱼捞虾艰难度日;到80年代家家盖起小洋楼，成为全国最早的“万元户村”;到90年代违章抢建成风，成为“脏、乱、差”的城中村;再到2001年旧村推倒重建为花园式、现代化社区，渔民村无疑是深圳经济特区乃至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发展的一个缩影。
从小渔村变成现代化小区，渔民村怎样治理?记者日前走访了这所高楼林立的花园式小区——渔民村。
社区治理有高招
如今，在流动人口占93%的渔民新村，房屋出租率连续多年保持在100%，没有“房中房”、没有“黑中介”，连续8年没有发生一起治安刑事案件。
社区治理有啥妙招?渔邨社区(渔民村所在社区)工作站副站长余利明告诉记者，这主要靠社区警卫室、村物业公司(渔丰股份公司)与社区工作站共同建立起的“一站式管理”机制，不断创新社区服务管理。
“我们实行社区网格化管理，出租屋流动人口入住前都要进行资料审查，同时加强网格员日常巡查，若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通过信息平台向治安、城管等部门反馈。”余利明说，现在渔民村共有15名网格员，出租屋流动人口“来要登记，走要注销”，充分保障社区居住环境安全稳定。
除了创新服务管理，完善的基础设施同样为渔民村治安撑起保护伞：小区更换了新的门禁系统，覆盖村内全区域的电子监控网，审核、登记、租赁、缴费等“一站式”物业管理体系。多方面保障，让居民生活更安心。
基层党建不缺位
在渔民村社区院内，每隔不远便能看到红色的标识牌，“浴池环境卫生及安全防护认领”“老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监督认领”……每块标识牌上都写有不同党员的名字。这是渔民村的“党员亮身份”活动，党员主动认领社区项目，加入社区综合治理。目前，社区“党员亮身份”活动已有201名党员主动亮出了身份，认领了社区事务和项目，并张贴了标识牌。
渔民村虽小，党建工作却从不缺位。据渔邨社区党委书记李竞介绍，社区对党建工作做了许多创新。以“社区第一书记”为例，社区第一书记每周至少一次下社区走访、调研、慰问，深入基层寻问题、解难题，帮助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2016年，社区第一书记组织召开联席会议38次，走访辖区单位50余次，慰问、关爱社区群众100余人次，为社区解决了实际问题和困难。
另外，渔民村还动员了12名党员，还有社区警长、网格员参与其中，在渔民村12个楼栋内悬挂了公示牌，积极开展宣传，将“党员在您身边”的活动广而告之。
美好生活齐分享
道路干净整洁，邻里和谐融洽。如今的渔民村，已经成为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样板。值得一提的是，渔民村出租屋流动人口居多、老龄化人口占比较高，但这两方面问题，丝毫不影响渔民村居民的生活体验。
“我们从来不把租客当成外人，晚上大家一起跳舞、活动，还常常一起举办广场生日会。”邓伟雄说，大家一起生活得非常愉快。
邓伟雄所说的“广场生日会”是渔邨社区举办的“长者集体生日会”活动，为社区超过60岁的居民举办集体生日会。此外，渔邨社区还开展了“渔邨社区文艺汇演”“困难家庭帮扶”“百家宴”“亲子运动会”“关爱外来工”“入户探访”等多项活动，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幸福生活。
为了提高养老服务水平，渔民村还建成了一个430平方米的老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让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让农村留得住人，让农业吸引人，需要农村农业的现代化，更需要农民的现代化。
机器人灵巧地采摘黄瓜，无人机喷洒农药，动力排灌机在田间灌溉，通过手机云端随时了解养殖状况……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一个个农业现代化场景令人惊叹。新农民与新技术的结合，正在农村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播下金色的种子。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30年前，党的文件描述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今天，随着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生深刻变化，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也有了明显改观。但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后继乏人”、资源环境束缚压力加大、农产品品质难以满足需求等问题，拖慢了农业农村实现现代化的脚步。一度，“未来谁来种地，如何种地”成了让人头痛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大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乡村振兴”经党的十九大上升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从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变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从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转变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十九大报告从解决“三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出发，着力强基础、补短板、增活力，抓住了强农富农的“牛鼻子”。以此为导引，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有了更加清晰的路线图。
让农村留得住人，让农业吸引人，需要农村农业的现代化，更需要农民的现代化。亿万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必须把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让“庄稼汉”成为懂生产技术、有管理经验、熟悉市场的“新农民”。今天，越来越多的农民懂得了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性。农民走进校园学习农业技术，志在“打赢知识翻身仗”;“跳出农门”的大学生选择去农村创业，“和土地谈一场恋爱”;从“土里刨食”到“土里掘金”，平凡土地生长出致富希望;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生态立村、绿色富民的路子越走越广……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正在让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焕然一新。
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未来，因此需要培育更多“新农民”。据了解，目前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规模超过1400万人，一大批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素质、掌握了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正在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先导力量。未来，仍然需要相关部门加大力度，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塑造有利土壤，并在信息咨询、技术指导、经营培训、资金扶持等方面提供指导，帮助农户了解市场、开拓市场、适应市场。
回应“乡村何以振兴”“乡村为谁振兴”的时代之问，党的十九大已经做出了立体部署。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些顶层设计，正在铺就乡村振兴的地基。同时，乡村振兴，也离不开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人民好代表毛丰美，耶鲁走出的村官秦玥飞，正是这些热情与能力齐备的人才，为农业发展农村进步注入活水。培养和扶持好扎根农村发展的“火车头”，广袤农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中国传统里，治国济世莫不以农村、农民为重。今天，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和能力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和繁荣，实现乡村振兴。相信随着改革的落实，新时代的农业将更有奔头，农村将更有吸引力，农民将更有尊荣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