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下乡要带动老乡，不能代替老乡，更不能剥夺老乡。农家乐关键还得让农民乐
“五一”小长假乡村游火了。不少城里人短途就近来到农村，吃农家菜、住农家院、看农村景，体验清新田园成为假日首选。红火的农家乐让老板赚得盆满钵盈，可是，农民的钱袋子跟着鼓起来没有?这个问题更应该关心。
时下，人们有钱有闲，体验性服务性消费不断升级，休闲农业发展迎来好时机。去年全国乡村游接待游客近21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5700亿元，乡村游成为农村快速增长的新产业。不少社会资本寻觅商机，纷纷下乡投资农家乐。然而，有的老板只盯着农民手里的土地，一亩地租金不到千元，项目建好了，除了给租金，跟农民没关系;有的改变土地用途，大棚里“长”出会所、酒庄、厂房，让农家乐变了味;还有的以发展农家乐为名，弄虚作假，套取项目资金……
休闲农业离不开资本投入。农民自身发展能力弱，农村资金、技术、人才相对短缺，工商资本参与其中，能聚集更多现代要素，补上发展短板。发展休闲农业要鼓励资本下乡，但更要保证农民利益。因为农民是农村的主人，是休闲农业的发展主体，农家乐不能光让“老板乐”，关键还得让农民乐，资本下乡要带动老乡，不能代替老乡，更不能剥夺老乡。
没有农民参与，离开“农味”，农家乐难有持续生命力。目前全国各类经营主体30多万个，比上年增加了4万多个，数量不少。但功能单一、主题不明、特色不突出等问题也较为普遍。有的盲目复古、简单照搬，缺少历史传承和文化乡土味道;有的功能乏力，除了吃喝没别的，无法满足城乡居民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比如采摘园建得不少，能细看可回味的不多;体验园兴起很多，难给人留下记忆、记住乡愁。这表明，休闲农业不能追求一夜暴富，要把眼光放长远。
鼓励发展休闲农业，好政策不断出台。今年一号文件提出，允许通过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采取入股、联营等方式，重点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政策同时强调，严禁违法违规开发房地产或建私人庄园会所;要保护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防止集体资产被外来资本控制，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也就是说，发展休闲农业必须着眼农民、关注农民，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
今后扶持什么样的农家乐?要坚持以农为本、农民主体，重点支持社会资本开发农民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休闲旅游项目。当前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要求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对于休闲农业而言，不仅要看市场认不认、效率好不好，更要看带动了多少农户，广大农民的钱袋子是否鼓起来。
政策如何发力?要鼓励“互助合作”，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或者与社会资本联办乡村旅游企业，支持农民以承包土地入股等形式与企业合作，提高农民的资产性收益。支持“自主创业”，引导返乡下乡的创业创新人员和当地农民合作改建自住房，从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探索农民自激励、自就业的创业模式，培育创办领办休闲农业致富带头人，使乡村旅游成为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的重要渠道。强化“利益共享”，探索建立多方参与、互惠共赢的机制，既促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又让农民利益最大化，不能排挤农民、损害农民利益。
让农家乐成为农民自己的产业，带动老乡共同富裕，才能让越来越多的农户乐起来!
北京5月2日电 (常钦、耿凯丽)农业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2日成立。该中心将承担耕地质量调查、监测、评价、建设、保护、监督及耕地质量数据平台构建等工作，同时承担全国耕地土壤监测体系的建设与业务指导工作。
据了解，多年来，我国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呈双增长态势。据统计，从1979年至2013年，我国化肥使用量由1086万吨增加到5912万吨。2012年到2014年，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药年均使用量31.1万吨。农业资源超强度开发，农田生态环境亮起了红灯。
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成立后，将重点监测东北黑土地退化区、华北地下水超采区、南方重金属污染区以及耕地轮作休耕的重点区，准确掌握全国耕地的质量现状。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将指导各地开展耕地质量建设，特别是加强退化耕地和污染耕地的综合治理，让超负荷的耕地“喘口气”。
据了解，目前国家级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有357个，涵盖35个主要耕地土类、兼顾高中低不同地力水平，涉及主要种植区域和种植制度，省、市、县农业部门也分层建立了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四级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初步形成。
4月25日，中国绿色食品溯源平台在京启动。农业部总畜牧师马爱国出席启动仪式。
据介绍，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支持开展“绿色食品追溯品平台”项目，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模式，在绿色食品信息溯源、企业信息宣传及市场品牌推广方面做出的一次新尝试和新突破，旨在借助该平台，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提供科技支撑，为绿色食品企业提供品质监控、物流监管等服务，搭建企业与消费者信任的桥梁，让消费者安心享用绿色食品，让绿色食品企业告别假货困扰，从而更多地汇集商流、聚集人气，形成更广泛的市场影响力、增加美誉度、提升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绿色食品的权威性，在农业和食品领域更好地唱响品牌。
据悉，绿色食品溯源平台是面向消费端的市场化平台，也是拥有官方授权的第三方权威平台，能够满足绿色食品企业全流程溯源、防伪验真、串货监管、电商运营、线下推广、金融服务等全产业链需求。平台实现了昨日可溯源、明日可追踪，拥有从田间到餐桌全程监控的强大功能，消费者可通过扫码，获取绿色食品从原材料、到生产、再到物流以及最后销售环节的信息。未来中国绿色食品溯源平台将分三个阶段助力绿色食品事业可持续发展，一是整合企业资源，在为全国优质绿色食品企业提供防伪溯源服务的同时，对接各电商平台，从线上线下推动绿色食品的销售;二是打造绿色食品全价值商业生态链，增加绿色食品企业信用价值，为其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通过深度数据分析，实现跨平台资源整合服务;三是助力绿色食品产业的资本运作，通过成立“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基金”，实现投融资业务和溯源业务的相互促进。
【精神扶贫纵横谈】
精准扶贫内含着精神扶贫的命题，而脱贫则是对一种愚昧生活方式的告别。在政策引入和产业扶持的同时，还应充分利用乡规民约引导乡风民俗，抵制陋俗恶习，树立起一种奋斗型价值观。
“精准扶贫”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断创新，让扶贫攻坚深入推进，也让中国农村和贫困地区的真实样貌不断呈现出来。伴随着扶贫深入而日渐完整化的“农村形象”和“农村生活”，正成为新闻报道和社会文化研究审视的对象。
“万里挑一”(10001元)、“六六大顺”(66000元)等彩礼陋习，让很多家庭办完一场喜事就倾家荡产;“花了一家人10年的收入”“3天宴席吃掉16万元”的奢侈丧礼，让无数农村家庭因丧返贫;拿到巨额征地补偿后无所事事、再因赌博一夜返贫的故事时常见诸报端;传销、邪教、理财骗局等带来的悲剧各地都在上演。近年来，返乡笔记、农村调研、乡村报道呈现出的这些信息，不断重复着一个常识：物质的贫困与文化的落后是一体两面，精神的安放与脱贫的实现需要同步达成。
脱贫是一个政策语汇，同样是一个文化社会学范畴。过去，中国用30年时间创造了7亿人口脱贫的奇迹，也使占全世界贫困人口总数四分之三的人群摆脱了蒙昧的生活，进入了享有平等教育和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现代生活。现在，中国发起了全面脱贫的攻坚战，同样意味着，我们要完成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过渡，引导农村和农民完成生活方式的变革。
什么是现代化?哲学学者孙正聿曾有一段通俗的解释：现代化首先是日常生活的科学化，接着是日常消遣的文化化，接着是日常交往的社交化、日常生活的法治化、农村生活的城市化。这个解释，构成了一把人文尺子。在人均纯收入、可支配收入等数字标准之外，在住房安全、基本医疗这些生存保障之外，对于扶贫的意义，应该拿这把尺子量一量。
精准扶贫内含着精神扶贫的命题，而脱贫则是对一种愚昧生活方式的告别。在政策引入和产业扶持的同时，扶贫干部和基层干部还应充分利用乡规民约引导乡风民俗，逐渐抵制奢侈红白喜事、高额份子钱等陋俗恶习;通过奖勤罚懒、教育示范等手段树立起一种奋斗型价值观，引导贫困群体摆脱那种认为财富可以通过偶然发现一次机会而空手套白狼的错误观念。很多经验表明，一个地域的发展机会，其实未必与这个地方的自然禀赋相关，却一定与其人群的价值取向和生存理念相关。唯有开民智，培养起“精气神”，才能让脱贫成果更持久和稳固。
此外，贫困地区存在着的文化生活空白，常常导致带“彩”打牌盛行、赌博泛滥。虽然近年来农村书屋和文化站建设已经深入开展，但很多地方仍持有只输入、不培育的思路，依靠外来力量向本地“植入”文化。其实，要让健康的文化生活日常化，必须根植当地文化特点和文艺类型，充分利用地方戏曲和民俗节日，充分培育本地文化人才，让“观众”和“演员”一体化，以因地制宜的方式培养起乡村文化共同体。
换句话说，个体的生活方式才是对社会文明的最终沉淀，这是今天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并举的重要原因。
婚嫁彩礼负担一度沉重
每年春节期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是相亲和结婚的高峰期。这些年春节回乡，耳闻目睹了很多婚嫁中的“怪现象”。在与亲朋好友的交流中，大家对近年来农村地区婚嫁大操大办愈演愈烈的状况也非常忧心。
天价彩礼不堪重负。彩礼钱从多年前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到万里挑一，近年来更迅速上升到六万六、八万八、十万零一。在豫东地区，流行着“一动不动”(“一动”是10万元以上的小轿车一辆，“不动”是在县城有一套房子)、“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和若干张50元)的彩礼说法。彩礼之外，婚前农村必须新盖两层楼房，不少还要在县城买房。
婚事大操大办。婚礼逐步向城区跟进，迎亲车辆动辄几十辆，招摇过市，浩浩荡荡;婚纱摄影、婚礼主持、婚庆摄像等，一样不能少;婚宴也不是自己做了，而是到饭店、宾馆，或包桌让别人做，一家结婚，亲朋好友和全村家家参加。一场婚礼下来，花费在几万元之巨。
据乡亲们估算，一对新人从相亲到过门，仅大宗礼金及开销合计下来，平均每个家庭要花费50多万元。而且越贫困的农村家庭，女方要求的彩礼越高。2016年底，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1696.74元，农村地区婚嫁彩礼普遍超过一般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协调。一些农村适龄男青年因负担不起彩礼钱而长期单身，甚至有的人终身成了“光棍”，群众举债为子女办婚事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多家庭因婚致贫。
根据了解的情况分析，农村结婚负担日益沉重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受封建思想和市场经济双重影响。既存在以财富衡量家庭优劣和婚姻幸福的传统观念，也有因互相攀比造成彩礼节节攀升的因素。二是农村适龄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因20世纪90年代对刚兴起的B超检测性别缺乏管控，造成16—23岁年龄段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因女方“紧俏”进而抬升彩礼价格。三是职业“媒婆”成为天价彩礼的重要推手。农村相亲常常集中在春节前后，一位适龄青年常常被“媒婆”牵线多家，无形中抬高彩礼价格。四是经济发展落后从根本上造成“天价彩礼”。很多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主要靠男子外出务工，缺乏稳定持续的经济来源，女方为寻求更多保障从而索要高额彩礼，也有一些家庭用女儿的彩礼为儿子定亲用。
移风易俗走进千家万户
据了解，去年初特别是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河南省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老家柘城县还被确定为商丘市重点示范县。春节期间走亲访友中，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移风易俗树新风的氛围。
宣传引导声势大。走在乡镇主要街道、休闲广场上，除了欢庆春节的宣传语外，看到最多的就是移风易俗的宣传横幅标语。县里还组织编写了《特殊婚礼》《请闺女》《彩礼风波》等以反映农村索要高价彩礼、铺张浪费为题材的戏曲节目，在全县巡回演出380多场，以戏说事，用戏明理。同时，还拍摄了以高价彩礼为题材的公益微电影《雷哥定亲》《彩礼纠纷》等，春节前后集中向适龄青年推送。
干部带头推新规。县里建立了党员干部办婚丧嫁娶事宜报告制度，每位党员家里办婚丧嫁娶事宜，都要向上级党组织和纪委如实报告。基层党校面向党员干部开展移风易俗讲座，受教育党员干部达1万多人次。目前，党员干部自觉破除陋习、带头树立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风尚已经形成，在活动中发挥了示范引导作用。
农村自治促新风。全县515个村、社区全部建立了红白理事会，让有威望的乡贤、老干部、老教师加入，倡导红事新办，白事简办。县里明确了农村红白事参照标准，各村商讨确定本村的标准，写入村规民约。对违规大操大办的村民，取消其参与村内的一切评先资格;如果是低保户，建议取消其低保资格。半年来，全县各红白理事会已成功操办1000余户的婚丧嫁娶事宜，节约开支8500余万元。
选树典型办实事。全县隆重表彰了10个工作成效明显的村级模范理事会，选树了一批移风易俗光荣户，在“好媳妇”“好婆婆”“文明家庭”评选中将移风易俗作为衡量标准。同时，注重为适龄男女解决实际问题，举办相亲会和集体婚礼，为适龄男女牵线搭桥、提供婚庆服务等。目前，参加集体婚礼已经为很多适龄青年所接受，有的新婚夫妇还为参加集体婚礼更改结婚日期。
弘扬新风需综合施策持续用力
婚姻嫁娶，各地有各地的风俗。这些风俗有些已经传承多年，根深蒂固不易变革;有些是新兴的时尚，流风所向势难阻挡。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综合施策。
注重党政推动与群众自治相结合。党委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将移风易俗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组织领导到位，政策措施到位。在实施过程中，要认真借鉴村民自治的成功经验，广泛开展乡风评议，发挥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引导村民自觉遵守和维护村规民约，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
注重党员干部带头和群众普遍参与相结合。进一步巩固各地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形成的良好态势，强化党章党规的规范约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带头执行移风易俗相关规定，在移风易俗活动中充分发挥好表率作用，进而带动广大农村群众积极参与，以良好的党风政风促进全社会文明风尚的形成。
注重宣传教育与制度约束相结合。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文明新风教育，加强对农村嫁娶彩礼、人情交往等文化习俗的正面引导。另一方面，要强化制度约束，构建起党章党规、法律法规、公共政策、规范守则相互支撑的保障体系，以法规制度推动移风易俗工作。
注重正面引导与反面曝光相结合。运用各类传媒和宣传阵地，广泛宣传各地开展移风易俗的做法措施，宣传推进移风易俗的典型事迹和鲜活经验，引导农民群众自觉弘扬社会新风。同时，要加强舆论监督，对那些举办豪华婚礼、索要天价彩礼等炫富摆阔的现象，敢于曝光和批评，激浊扬清，树立起鲜明的价值导向。
来自农业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近21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5700亿元，从业人员845万人，带动672万户农民受益。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农业部会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部门印发《关于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的指导意见》，积极开展政策研究，加快行业标准制定，推进管理规范化和服务标准化，夯实政策创设基础。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各地纷纷出台落实措施，安徽、山西等省已相继出台了推动休闲农业发展意见，大部分省还编制了休闲农业的“十三五”发展规划。湖北、山东、广东、四川、新疆等地都安排了专项财政资金支持休闲农业发展。
2016年，针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管理者，农业部围绕休闲农业扶持政策、发展战略、规范设计、营销推介等开展培训和交流，培训各类人员4000余名，极大提升了管理人员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同时，鼓励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开设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相关专业和课程，指导中国农业出版社和农广校编写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教材，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
据悉，截至目前，全国共创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328个，推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370个，认定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62项，在全国培育了一批生态环境优、产业优势大、发展势头好、示范带动能力强的发展典范。
近几年，农村产权交易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成为大势所趋，土地流转成了互联网时代升温最快、前景最为广阔的热点之一。然而，走得快并不意味着走得长远，农地流转O2O模式发展至今也遇到了瓶颈。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无限机遇与挑战，众多创业平台如何在大浪淘沙的局势下站稳脚跟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个值得反思的课题。
近日，记者采访了全国互联网+土地流转行业最早一批从业者之一的神州土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张杰，为我们揭开了互联网土地流转那些“看起来很美”的表象背后，企业需要迈过的三道坎。
解决信息瓶颈布局产权交易中心+经纪人体系
截至目前，神州土地成交面积962万亩，交易量6.4万笔，线上的会员数量却只有2.3万余人。谈及这组看起来并不协调的数据，张杰告诉记者：“我们的信息全部来自与政府合作共建的产权交易中心。我们不追求线上庞大的数据量，但是保障收集来的每一条信息都是真实的。”张杰说。
针对信息源的真实性诉求，神州土地与全国200多个县级地方政府合作，以投入资金、技术的方式共建当地的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进而为政府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包括交易中心的建设、软件系统以及人员培训等。
一般的产权交易服务站最多搭建到乡镇一级，但具体的地块信息都在村里，如何解决地块信息收集的问题呢?
2016年底，河北邱县农交所联合神州土地注册成立我国首个农村产权经纪人协会。这支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干部、返乡大学生等人员组成的队伍，成为神州土地收集信息、撮合交易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些深入基层的经纪人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在第一时间将待流转的土地信息上传到县、乡一级的产权交易中心等待匹配。经纪人之间还建立了微信群，可以随时互通有无。
为了盘活经纪人资源，神州土地建立了一套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经纪人提供有效信息后，神州土地将以积分或货币的形式给予鼓励。由于经纪人本身就是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对其提供培训服务，产前、产中、产后的农资及社会化服务，神州土地用多种方式盘活了经纪人资源，进而掌握了一手信息，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当地资源。
截至目前，神州土地已经有2万多个活跃的经纪人，每个县至少能保证配有100~200名。“如果没有这些经纪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很难做起来。”张杰说。
解决盈利瓶颈探索社会化服务+经营权抵押贷款
近些年，不少投身于互联网+土地流转的创业人、投资人铩羽而归，究其原因，是没有找到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可持续盈利点。
由于土地流转前期流程中，交易鉴证、签订协议等环节一般都是非盈利性质的。因而神州土地将盈利点放在了流转完成后，所能提供的一系列社会化服务项目上。据张杰介绍，神州土地通过三个途径实现盈利：首先，通过线上发布信息、线下撮合交易的方式匹配供需双方，收取一部分中介费用，帮助农民解决“地”的问题;其二，通过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等一系列社会化服务实现盈利，帮助农民解决一系列“产销”问题。“以产前农资服务为例，目前我们能够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农资的统购统销。由我们直接和农资厂家谈合作，我们的客户一笔能省下好几万块，我们也能从中抽取利润。”张杰说。除此之外，神州土地还通过“政府+企业+银行”合作的模式开辟了农业金融服务业务领域，其核心业务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盈利渠道之一。
“目前，只有经营权证书，银行是不敢放款的，因为它解决不了风险的问题，一旦出现坏账，抵押物的处置将成为一个瓶颈。而我们产权交易中心的二次流转业务正好可以有效破解这个问题。”张杰告诉记者，在神州土地线上的资产处置频道，农户拿着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贷款，除政府设立一部分担保金外，神州土地也会出10%左右的金额作为担保，实现政企银三方共担风险。有的项目还会提前做预流转，把风险处置放在前面。
一旦出现风险，经纪人会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合适的需求方。“因为被处置的土地租金一般低于实际价值，所以其他经营者都会抢着要，我们还要通过竞价的方式对二次流转对象进行筛选，选择出价最高者进行处置，能够很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张杰说。
解决资金瓶颈谋求国家专项补贴+企业融资
神州土地发展至今，摸索出了一条在互联网背景下谋求生存，实现可持续运营的发展模式：“我们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核心内容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农产品质量水平，让老百姓都致富。但具体如何去做，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张杰坦言。
无论对于土地流转行业还是企业自身的发展，资金问题是绕不开的。据张杰介绍，各地方产权交易中心的资金来源大部分依靠地方财政支撑，然而国家目前没有针对交易中心建设以及运行方面的补贴。原则上，土地确权的目的就是进行流转交易等成果应用，到2018年确权正式完成的时候，所有县级产权交易中心都应该建起来了，因而国家应该拿出一部分资金，针对产权交易中心的建设和运行补贴地方财政。
除此之外，企业自身发展也面临着资金难题，如何高效实现融资成为行业内企业面临的难题。
“近几年，在互联网+农业领域出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一些创业者的动机并不是如何把项目做成，而是通过资本运作，引起投资者关注，进而让自己快速套现。目前这个现象还比较普遍。”张杰说，“未来，做互联网+土地流转的平台会越来越多，更新淘汰也会越来越快。农业并不是一个实现短期利润的产业，搭乘上互联网快车的农地流转服务更要深植农业基因，脚踏实地，把工作做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去。”
大安乡大安社区的桑树长势喜人。
环江县平治屯，农民驾驶摩托车将采摘的桑叶装袋运回家。
曾遭受严重重金属污染的广西河池，通过实行责任制管理、构建完整土壤修复产业链等，让一度颗粒无收的耕地涅槃重生。去年，河池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6个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之一，对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探索一直处在进行时。
正是草长莺飞季，走进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大安乡，成片的桑树一片翠绿。
“我们的农田终于可以重新种农作物了，这几年长势愈发好，去年我家两亩桑树丰收，挣了1万多元。”大安社区村委会副主任覃海芳说，“很难想象，这片农田曾遭受严重的重金属污染。”
以植物修复技术为主导，构建完整土壤修复产业链
记者了解到，2001年6月，环江县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大环江河上游3家选矿企业尾矿库被洪水冲淘，30家选矿企业沉积的尾矿砂随洪水淹没了沿岸农田。“受污染后，一些田地土壤硬化，光秃秃一片，寸草不生。”大安乡大安社区村民陆未说。
这次土壤污染，引起了科技部、中科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门的关注，并于2005年支持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研发、应用了超富集植物与经济植物间作等修复技术。“以蜈蚣草为例，茎、叶能够富集大量的砷，环江受污染的土壤就可以靠这些植物把重金属富集、带走。”中科院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师林小龙说。
到2010年，环江县获得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启动大环江流域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县委书记黄荣彪介绍， “这个土壤修复工程，构建起了完整的土壤修复产业链，摸索出了以植物修复技术为主导、以‘地方政府主导、科研单位技术支撑、农民主动参与’的土壤修复工程模式。”
农民是修复的真正实施主体。农田实行责任制管理，政府免费提供技术、修复剂和种苗，农户自行承包种植作物，收入归农户。“政府免费发放蜈蚣草苗、东南景天苗、桑树苗等，农民将种苗套种在一起，按要求撒上修复剂，改善效果一年比一年好。”覃海芳说。
2015年，该治理工程顺利通过验收，共修复重金属污染农田1280亩。治理区域农产品产量达到当地正常产量水平的90%以上，农产品的重金属含量达标率超过95%。而按照20年、50年中长期农业收益计算，这些农田可产生经济收入1.56亿元和3.9亿元。
严控涉重企业排放，编制基本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报告
河池的重金属污染治理没有停歇。在环境倒逼机制促动下，对存在环境安全隐患的涉重企业采取关停、整改等强硬措施，并加快企业技术升级改造和搬迁入园，改善全市主要河流水质。
南丹县境内刁江的治理便是缩影。刁江全长219.6公里，是沿岸百姓的生命河。然而，2010年前，刁江南丹段有72家涉重金属冶炼企业，生产技术落后，污水直排刁江，废渣露天堆放，重金属污染严重。“那会儿成天浓烟滚滚，脏水直灌。”在刁江边长大的吴文龙说。
为治理刁江，当地新建水处理系统，涉矿企业通过系统对井下排水、选矿废水和生活用水净化处理，用于选矿用水循环使用。广西华锡集团高峰公司副总经理罗先伟介绍，“公司日处理1.2万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厂项目，处理后的水质达到地表三类水排放标准。”
目前，河池市针对环江、南丹、金城江区3个国家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开展基本农田土壤环境状况调查，编制完成河池市重点区县基本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报告。同时，还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和主要蔬菜种植基地等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工作。
面对慢慢变清的河水，吴文龙拍了照片发到微信上，“好多走出去的小伙伴看见了都不敢相信，这里竟变得这么美、这么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