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在五花八门的不幸中，有一种叫做“贫穷”，而在各式各样的致贫原因中，有一种叫做“彩礼致贫”。
据媒体报道，在部分地区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当地的老年人沦为贫困户的原因，是儿子结婚成家，老人掏钱买房给彩礼，从而负债累累、穷困潦倒。
物质帮扶的政治责任不容回避
这样尴尬的致贫原因，确实让人犯嘀咕。在当地就有人看不过去，甚至有群众直接质问当地干部：“能送高价彩礼，你们还帮扶他，这是哪门子评选标准?”
的确，部分老人为儿子婚事买新房置彩礼，花费的高额开销确实越过了一个贫困家庭合理的“消费红线”。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对于那些因为非理性支出使生活陷入困顿的人，不加甄别的予以扶助，看似是维持了形式上的公平，却实际上造成了差别待遇，侵蚀了实质公平。
但是，当老人为给儿子结婚，“变卖了所有养的羊，有病扛着不看，住的是房龄比孩子还大的危房，年纪一大把，还得种地还彩礼债”时，硬下心肠、别过头去把这样的家庭从贫困户名单中剔除，又于心何忍?
更何况，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脱贫攻坚是第一大民生工程，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这是党和国家对人民的承诺，更是对各级干部的嘱托，是肩负扶贫责任的干部应尽的政治义务，绝不容许自行找借口、划例外。
因此，看到有人摔倒在泥淖里了，“扶人”是第一要务。
扶贫首先是物质上的，但也并不是简单的去送钱送物——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资金支持、对口帮扶、扶贫开发......解决的不仅是温饱问题，更是致富之道。
目前，针对扶贫各地已经探索出了一条输造血结合的组合拳。先解燃眉之急，再指致富之道，让困难群众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站稳站好，这是2013年至2016年的4年间，中国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的秘诀。
根除贫困要智也要志
扶贫是场攻坚战，而不能打成帮扶与贫困的“拉锯战”。
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而发展不仅需要“会发展”的本领还需要“想发展”的意志。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开发式扶贫时强调：我们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既扶贫又扶志，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
“彩礼致贫”的现象中，子女在成家分户之前，自家是什么经济条件，父母生活如何，他们是绝不可能毫不知晓的。父母固然爱子心切，愿意为了孩子的终身大事倾其所有，但做子女的难道就能心安理得地看着将自己拉扯成人的父母，为了自己背负难以承受的债务，而自己一走了之?
这何异于让父母亲手砸开自己的骨头，将仅有的一点血肉精髓送到子女嘴边吮吸!
在中国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面前，贫穷不可怕，心中的贫瘠才最让人恐惧。一些扶贫干部感慨，在工作中时常能够接触到类似的“精神贫困户”——他们游手好闲，吃空了父母，吃怕了亲戚，终日无所事事却毫不在意，对送上门来的脱贫机会熟视无睹还怪话连连。
有些地方的“穷根”在客观环境，但有些人的“穷根”却长在心里。对他们不能不管不顾、放任自流，在脱贫的道路上没有人应该掉队。
要让这些人站起来、向前走，不仅要让他们有脱贫的“智”，更要让他们有勤劳致富的“志”：要培植自立自强自信、勤劳负责进取的精神。客观地说，精神扶贫的办法大多是靠宣传、靠示范、靠教育，与经济扶贫相比，难度更高、差异更大。但这尤其需要扶贫干部对症下药、开动脑筋。
扶贫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社会的进步不仅体现在物质丰富上，更体现在社会成员的智与志上。从这个方面看，让精神脱贫，推动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也是扶贫工作的应有之义。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铲除贫困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曾精当地阐述了扶贫方法论： 脱贫攻坚一定要扭住精准，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到户、精准到人，找对‘穷根’，明确靶向。这深刻说明了扶贫是一项“精细活”，脱贫要对症下药，没有哪一种办法是一吃就灵、包治百病的“特效药”。
说到底，扶贫的关键在于去“病根”，这根有的在风物，有的在人心，也有的在环境。
“彩礼致贫”存在的土壤直接指向一些地方高价彩礼、攀比结婚的不良风气。严格来说，娶媳妇过日子固然是再自然不过的基本需求，但闹到这样不计代价的地步，其中必然有一地环境风俗的原因。无论这考量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还是以婚姻作为衡量人生价值近乎唯一的标准，毫无疑问，这也是导致贫困的结构性原因。
这样的风俗与集体意识不改变，贫困就会一代一代复制，随着“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叮嘱一定要阻断的代际贫困传递。扶贫，一定少不了在合理范围内，通过移风易俗、改良风气等手段，挖掘导致贫困的深层、内生原因，铲去滋生贫穷的土壤。
除了移风易俗，法律手段也有大有裨益。在实践中，中国的司法早就注意到“彩礼致贫”问题，并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了在导致生活困难时，彩礼应当返还的裁判规则。在很多地区，明确的司法态度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法律的“硬调整”与教化的“软熏陶”一道，淳化着社会里的人际关系。
扶贫首先在物质层面，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和致富之道;其次是精神层面，逐步树立起一种自立自强自信的精神气质和精神状态;第三是社会层面，推动社会的发展铲除贫穷的土壤，包括解决“彩礼致贫”的移风易俗，建设新的精神文明、法治文明以及新型人际关系等等。
这三个层面并不孤立，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同时也让扶贫工作更具有深度、广度和难度。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对症下药、系统治理的精准脱贫方案下，中国消除贫困之路上将伴随着物质、精神和社会的共同进步。
近日，安徽合肥一家大排档和附近居民“杠上了”。楼上居民难忍深夜噪音袭扰，多次往大排档泼水、丢废品，甚至导致顾客受伤。为了取证，大排档老板在空地上架起一个高清摄像头监拍整栋楼，而楼上居民认为这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双方已经僵持数日，还惊动了当地公安机关。
那么，大排档老板这种个人取证行为是否合法?是否侵犯了楼上居民的隐私权?在公共区域设置监控摄像头需要注意哪些法律问题?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为避免损害就能安装监控?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表示，这起事件中，大排档多次遭受楼上居民的高空抛物袭击，导致客人受伤、生意受影响，作为高空抛物的受害者，其采取安装监控摄像头调查取证的做法，法律并没有限制性规定，因此不能说是违法。
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也就是说，在不能确定具体高空抛物侵权人的情况下，整栋楼的居民都要为大排档老板受高空抛物袭击所造成的损害负责，而他为避免损害，取得将来可能造成损害时的证据，对整栋居民楼的外部进行调查取证，是有正当理由的。”杨立新说。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此举不仅能锁定高空抛物的责任人，也能为大多数没有高空抛物的居民洗脱嫌疑。”
是否侵犯居民隐私权?
大排档老板的取证行为是否侵犯楼内居民的隐私权呢?记者查阅资料发现，2016年公安部研究起草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指出，社会公共区域的视频图像采集设备的安装位置应当与居民住宅等保持合理距离。但所谓“合理距离”具体是多少，征求意见稿并没有给出数据。
对此，杨立新认为，住宅的内部空间属于住户的私人空间，是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如果大排档老板设置的监控摄像头在拍摄过程中，拍到了楼上住户在自家客厅、卧室等私人空间的活动，包括在阳台上的隐私活动，就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对此可以提起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构成侵害隐私权责任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赵占领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表示：“住宅内部属于居民的私人空间，而阳台虽然在物理上属于住户的私人空间，却是敞开、半透明的，人站在楼下肉眼也能看到居民楼阳台上的情形。所以如果大排档老板安装的监控摄像拍到了居民在阳台上的活动，并不侵犯他们的隐私权。”赵占领认为，如果大排档老板对这些影像视频进行非法传播、利用，那就侵犯了楼上居民的隐私权。
在公共区域设置监控摄像怎么避免惹麻烦?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和个人都乐于使用监控摄像来保障自身安全，而对个人隐私因此受侵犯的担忧也从来没有停止。比如，在电视剧《欢乐颂》中，海归金领安迪在自家门口安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对着楼道进行拍摄，一次邻居曲筱绡和男友赵医生闹矛盾，安迪就通过监控搜索到赵医生的行踪。此举引发网友的争议。在公共区域设置监控摄像，要注意哪些法律问题呢?
“目前，我国还没有成文的法律对商家和个人在公共区域安装监控摄像的行为作出限制性规定。”杨立新表示，无论是商家还是个人，都要注意在公共区域安装监控摄像，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不能侵犯他人的权利，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一旦商家或个人安装的监控设备获取的他人个人信息泄露，造成商业信息泄露、个人隐私被侵犯，安装方须承担法律责任。
就此，刘俊海建议商家和个人在安装监控设备时要注意“知会”和“协商”，即在监控区域表明“此处有监控”，让被监控者知晓;个人在家门口、楼道里、停车位等地安装监控摄像时应知会邻居，获得对方的同意。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需要平衡，两者同样重要。
调查显示，11.4%的孩子称自己父母月内离世，明显高于中国年平均死亡率千分之七。而且，年龄越小，比例越高，年龄越大，比例越低。这一调查结果出于孩子们的玩笑或对父母发泄不满，也表明越小的孩子对于父母离开的伤害感受、怨恨程度越深。这一数据来自7月21日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7月22日《人民网》)
自己的父母还健在，却称父母已经离世，虽然原因可能是出于开玩笑，但多数情况应该是对父母外出长期见不到父母发泄不满，而且这一比例高达11.4%，要知道，三年前，调查表明，只有2%的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感情较为淡漠，表示从不想念外出父母。从想念父母到从不想念父母，最后称父母离世，可见孩子的绝望和无助，在孩子看来，父母长期见不到，和死了有什么区别?11.4%的孩子称父母已死 ，这该引起高度警惕，应该加快对留守儿童的关爱进程了。
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作父母的要离开孩子外出打工，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人离开孩子，心却要和孩子在一起。可事实上，调查表明，有40%的留守儿童与父母的联系频率在一个月至一年内，甚至从未联系过。我知道留守造成的亲情淡薄，但孩子视父母为“路人”，甚至是“去世”，则是相当可怕的。因为仇恨的种已经在孩子的心中埋下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纽带受到了极重的伤害，想要修复谈何容易?
成为一个留守孩子，可能意味着不被关爱，意味着被人欺侮。调查显示，处于缺母留守状态的学生最易受到欺负，达58%。留守降低了孩子在人群中的地位，使其更弱势，更容易被挑选成为欺负的对象，而这种情况会使得本就不良的心理状态雪上加霜。许多留守儿童走上邪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据报道，南京秦淮警方接到报警，抓到一名9岁的“偷车贼”。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报警人烧了一桌饭菜在招待这个孩子。原来，偷车的浩浩(化名)想妈妈，偷偷地独自一人从云南坐火车近40个小时来南京。因联系不上妈妈，他想偷辆自行车骑回云南。这只是留守儿童犯罪的冰山一角。
留守儿童需要减少，这需要政府层面的努力，但作为父母，则需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可令人觉得很是不可思议的是，调查结果发现，母亲一旦外出打工，她跟孩子的联结情况会出现陡然下降，无论是回家看望、还是电话联系的次数，都比父亲外出打工少10%-13%，表现得对孩子好像更为“绝情”。这更需要引起警惕，母亲从来都是最爱孩子的，可为何母亲外出了，却会对孩子更为“绝情”，是因为工作太忙，还是外面的世界太精彩?这需要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孩子的内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的是父母责任的缺位，当自己在孩子的心中已经成为“死人”，则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在教育孩子上，不能过多地强调客观因素，不能因为自己和孩子分离就忽视了自己的责任，亲情是最可宝贵的，而亲情中最重要的则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父母活着却在孩子心目中已经死了，这不仅仅是家庭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对此，谁都不能无动于衷。
近段时间，上海、杭州、扬州等城市的一些小区对共享单车下了“禁入令”，引起社会各界热议。不过，这些地方的“经验”，正在被更多地方“克隆”。据7月18日的《海西晨报》报道，厦门有不少小区也对共享单车下了“禁入令”。
小区对共享单车下“禁入令”，引发的争议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共享单车该不该进小区;一个是小区物业有没有权力下“禁入令”。
共享单车该不该进小区呢?共享单车区别于其他单车的重要一点，就是其公共性。不光是共享单车在所有权上不能为私人所占有，更重要的是其停放位置的公共性上，也就是说，共享单车应该停放在为不特定多数人可以方便取用的位置上。据此，有人认为共享单车进小区，会改变其共享性质，原因是小区是私人居住区，停放在小区里面，和停放在自家一样，都是侵犯了共享单车的共享性。
共享单车停放在小区外，才算是停放在公共领域吗?未必!现代社区都建有很多商业性的公共服务机构和公益性的公共活动场所，这些地方都是公共领域。而且这些公共场所附近人流密集，共享单车在这些地方停放，更便于不特定多数人的取用。尤其是很多大型的居民区占地广阔，是共享单车最有市场，也最需要其发挥解决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地方。
那么，小区物业有权力下“禁入令”吗?从法律上来说，小区业主的行为只要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就不应受到小区物业的禁止性约束。比如，如果没有法律法规规定共享单车进入小区违法，物业就无权下“禁入令”。除非小区业委会通过，并获得法定比例的业主支持，将禁入令写进小区的业主公约，物业作为公约的执行人才能将共享单车拒之门外。据报道，在个别小区，物业方面未经合法的业主会议通过，为了管理方便就随意炮制“业主公约”，这其实是违法行为。
或有人认为，有些共享单车运营公司在使用规则中，明确表明禁止共享单车停放小区，这就为物业下“禁入令”提供了依据。其实，这种理解也是不准确的。共享单车使用者和单车公司就使用规则上达成的一致，只是双方的民事合约。单车使用者如果违反了这一合约，应该受到双方约定的违约条款的规制。但物业公司无权援引这样的条款来“执法”。
物业禁止共享单车进入，当然有其苦衷。最突出的就是，单车的乱停乱放，不仅对小区秩序造成了破坏，带来了安全隐患，更是加重了物业方面管理的成本。
共享单车在小区内的乱停乱放，只是共享单车这一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种种乱象之一。对此，我们呼吁管理部门尽快出台相应的规范机制，希望单车运营公司通过完善运营规则、加强技术保障等手段，依法合力引导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但像个别小区的物业这样，用粗暴制止任性的做法，并不可取。
最近，因为一份“相亲价目表”，北京的“白发相亲角”引来关注。在中山公园、天坛公园，许多父母凑在一起，帮儿女择偶。在此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物质上的考量。于是，相亲条件被分解为户籍、房产、学历、收入、家庭背景等一项项指标。在不少父母脑海里，“门当户对”是执念，“攀上高枝”是期待，甚至从这种执念和期待中，生长出一条“鄙视链”。
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的理性计算，可以理解，这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成长经历与社会阅历在子女婚姻问题上的投射。他们中有些人经历了当知青的下乡岁月，有些人品尝过改革中的下岗滋味，有些人不满于生活中的失意，有些人看多了身份、财富引来的婚姻纠葛，因而把物质保障看做是子女婚姻幸福的底线。
这样的考虑，并非没有道理。只是，一条冰冷的底线，却不知隔绝了多少热烈的真爱，又流失了几许相知相恋相依的缘分。父母只是看到贫贱夫妻百事哀，却没有看到有多少婚姻的破裂，是因为双方维系感情的无力、情绪控制的失败?正如一个评论所说：“心魔未除，没有爱情基础，前路多是妖孽。”
婚姻无法回避物质基础，但更不能缺失爱情基座。从趋势来看，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研究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人们通过婚姻保持和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动机就逐渐下降，以爱情为基础、跨越社会阶层的婚姻就开始增长。而从微观来看，“白发相亲角”人气很旺，成功率却很低。有研究表明，上海的“白发相亲角”的成功率不足1%。可见，对于婚姻，对于家庭，更多仍是感情的考虑、“三观”的契合，这才是婚姻和睦、家庭幸福的稳定基座。随着中国社会愈发走向成熟，因爱结合的婚姻，更会是主流的婚姻价值。因此，计算一时的物质得失，不如算清一世的幸福保障。拿身价作为婚姻的砝码，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爱情。
毋庸讳言，“相亲价目表”背后的婚姻焦虑，夹杂着向上流动的渴望，本质上却是对向下滑落的预防，反映出婚姻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有人总结，“50年代选英雄，60年代找贫农，70年代奔军营，80年代求高知”，从中可以看出，婚嫁的标准变动不居，与整个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思考父母心中“相亲价目表”的同时，也不妨想一想这份价目表背后社会心态、社会价值的问题。
7月初以来，腾讯旗下手游“王者荣耀”引发舆论热议。其中，以《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社等为代表的央媒也是频频发声。
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这些评论文章多从游戏监管、健康娱乐、尊重历史、家庭教育等角度出发。人民网从7月3日起率先发力，4天内刊发3篇评论，《人民日报》又似从7月11日接棒，3天内刊载3篇评论。
人民网评论关键词：健康娱乐
人民网7月3日刊发的《人民网一评<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文章指出，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
文章称，游戏研发者不能只重刺激性而忽视潜在危害，不能只重体验而不计后果。如果一款游戏埋藏了“魔鬼的种子”，那么一旦推向市场，就会害人害己。
而7月4日刊发的《人民网二评<王者荣耀>：加强“社交游戏”监管刻不容缓》一文则强调，游戏不是天然的恶，但监管是少不了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当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化、大众化程度越来越高，手机不仅成了人体的延伸，更是作为一种移动终端集纳了各种各样的功能，如果不从源头、过程中把好关、站好岗，很容易让用户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最后受害的就不止用户一人。
该文章还提到，如此看，“社交游戏”的监管不该只堵不疏，而应树立“大监管”理念，游戏制作方的源头设限、政府部门的审核监管、家庭成员的陪伴监护等，一个不能少。
《王者荣耀》是由腾讯2015年推出的一款移动平台多人在线竞技游戏，屡次因玩家低龄化严重等问题受到社会关注。
7月6日，人民网刊发文章《人民网三评<王者荣耀>：过好“移动生活”倡导健康娱乐》。该评论文章指出，《王者荣耀》引发的热议应进一步促使人们思考如何过好“移动生活”。
上述三篇评论文章均发布于人民网观点频道，作者署名均为“理观”。
新华社评论关键词：监管;尊重历史
7月10日，新华社发表《手游不该“游戏”历史》文章称，手游也是文化作品，需要寓教于乐。像《王者荣耀》一样，一边消费历史文化，一边歪曲历史人物，只能形成文化误读和价值错乱。
文章指出，《王者荣耀》已涉足海外市场，更不应以编造中国历史人物来“坑”那些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海外玩家，让他们在刚刚接触中华文化符号时就被误导。
7月11日，新华社又发表了《对游戏行业需要“一手扶犁，一手挥鞭”》 一文。文章指出“《王者荣耀》现象”暴露出我国游戏行业野蛮生长的痛点。文章强调，扶持是左手,监管是右手，紧跟新技术和智能化的飞速发展,双手发力才能“把稳”国产游戏的发展之路。
《人民日报》评论关键词：家庭教育
7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13版刊发 “巩育华”署名文章《防沉迷药方，在父母手上》，文章称，游戏是人类天性。中学生沉迷游戏，药方就在父母手里，很大程度上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与其围追堵截封杀手游，不如引导孩子对多彩的现实世界着迷。
7月12日，《人民日报》在第17版刊发“张洋”署名文章——《别让网游成为生活的全部》，该文指出，游戏并非社交的唯一方式，倡导人们把沉迷游戏的劲头用在欣赏周围环境、创造优质环境上。
文章称，那些视游戏为社交必备工具的人们，不妨“自我挑战”一下，如果不注册游戏账号，取而代之的是琴棋书画的共同爱好，是性格、信仰等方面的志同道合，看看会不会遇到更多的知音?如果每个人都能把沉迷游戏的劲头用在欣赏周围环境、创造优质环境上，生活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美好。
7月13日，《人民日报》又在第19版发表“张贺”署名文章——《手机为何成了“电子鸦片”》中强调，家长对电子产品致瘾性认识不足、家庭教育方式存在偏差等因素对孩子沉迷游戏有直接影响。
又一个“无良保姆”。长沙的曹女士与其老公平时工作忙，6月底，他们通过中介找了一个“育儿经验丰富”的保姆照料1岁的儿子。不承想，在和孩子独处期间，这名保姆竟多次掌掴孩子。曹女士表示，涉事保姆已经道歉且被辞退，他们也不想再激化矛盾，愿意给她更多的宽容。
这则新闻也许算不了什么大事，但联想到这段时间家政业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杭州“保姆纵火案”，这则新闻反映的社会心理十分值得关注。长沙曹女士已经把孩子送回了乡下老家，或许说明她对于保姆是“害怕了”。
对聘请保姆感到焦虑甚至担忧，绝非个别。“信心比黄金还要宝贵”，迅速恢复社会对家政业的信心，可谓是头等大事。倘若这一问题不能解决，家政业发展很可能跨入冬天。反过来看，当前的局面何尝不是家政业换个姿势的窗口期?
提到家政业时，人们常常在前面冠以现代二字，这个行业属于现代服务业的范畴。不无遗憾的是，虽然有着现代的头衔，但这个行业并没有多少现代模样。行业准入门槛太低，真正的现代化企业并没有多少，而雇主选择保姆多少有着碰运气的成分。
在当前的家政市场上，雇主的选择权也十分有限，很难对保姆进行充分了解，或者了解成本过高。其实，在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里，雇主应该主要与家政公司发生关系——雇主选择家政公司，家政公司承担对保姆的管理责任。雇主甚至不需要过多了解保姆，只需要了解家政公司就行。
可是，由于家政业并不现代，很多家政公司本身就不规范，从而埋下了问题的种子。一个行业的规范发展，有时需要一个引子，需要一些外部条件的配合。如今，随着市场问题的爆发，随着雇主心理的变化，社会已然对这个行业提出了规范发展的要求。如果有几家公司坚决走规范发展道路，坚决打造现代化企业，很有可能脱颖而出。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家政业发展的拐点可能到了。现代化、规范化离不开成本的上升，如果说过去这种成本还难以消化，大家只能在低起点竞争，那么现在整个市场对于现代化和规范化的要求已经十分迫切。那些有志于现代化和规范化发展的企业，正面临着难得的市场机遇，而一些在低层次徘徊的企业，很有可能被市场淘汰。
南京市浦口区房产局里复印收费1元一张，比外面的复印店要贵不少;而且收费还没有物价局批准，消费也没发票。日前该局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复印的柜台是承包出去的，没有发票……”(7月4日 《扬子晚报》)
要说1元一张的复印收费是“天价收费”，那也未免过了，有市民就不计较。但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能理解何以颇多市民吐槽。因为在南京，复印社里收费标准普遍是0.1元一张。
经济学者王东京在《理性看待政府收费》一文里认为：政府性收费可分两类，规费和使用费，规费是指政府职能部门提供了特定服务或管理而收取的费用，不以赢利为目的，譬如教育部门颁发学生毕业证后会相应收取工本费等。但是，高于市场价的复印费显然不在此之列。
据一位企业办公室的采购人员介绍：A4纸大量采购的话，一张成本不超0.04元，因房产局内复印业务非常火爆，耗材成本摊下来不超0.1元，若由房产局以规费标准收取复印费，与市价基本差不多。
可是，房产局却把复印业务承包了出去，亦即收取承包费后就听任复印柜台高收费了。而有市民表示：“虽然知道附近有便宜的复印店，但在这里排了快两个小时队了，一旦过号更麻烦”，也就不得不守在这里吃贵货。
房产局将复印业务承包出去收取承包费，等于收的是“权力租金”;而承包方对市民收取高于市价9倍的复印费，完全倚靠垄断。公共服务扭曲成了营利性服务乃至暴利性收费。
一些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采取间接方式，即向企业、商家或社会组织购买、交易，再转手供应给市民，并不奇怪;但通常都得经过招投标程序，并且引入对象的选择也得遵循谁服务质量高、谁报价低就引入谁的原则;同时，收费标准也得报经物价部门核批，进行政府限价。而像浦口区房产局这样引入复印业务的“外援”，对市民收高价、薅羊毛的，简直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话说回来，在复印业务这个事项上，压根儿没必要引入“外援”。一则，房管局内办公，本身就要用到复印机等办公耗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何妨对来办理业务的市民开放?二则，复印业务也不是多复杂的事项，市民就是要复印几张纸，也没有多大成本。
政府职能部门之内的复印业务，基于其公共服务属性，要么免费，要么只能收取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成本费。在政府职能部门内，压根儿就不应有承包复印点的存在。而像浦口区房产局这样把复印业务承包出去，收了承包费就听任复印柜台薅市民羊毛的行为，就是完全推卸了自身公共服务责任;即便得了蝇头小利，但和作为政府部门，公共形象所受到的损害相比，就是得不偿失，理应及时予以纠正。
“童子鸡”译成Chicken Without Sex(没有性别的鸡)、 “夫妻肺片”译成Husband and Wife’s Lung Slice(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片)……这种简单粗暴的菜名翻译，让人啼笑皆非，出尽“洋相”。
对于这种现象，官方要开始整治了。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日前发布规范，明定包括餐饮、交通等13个领域的英文译写原则。
对菜名的翻译轻率随意，不只是“出洋相”那么简单。菜名的翻译，是为了方便不懂中文的境外顾客。境外顾客拿到菜单，无疑很想知道菜的原料、做法，但看到这些“吓人”或不知所云的翻译，其结果是不仅不知点菜从哪下手，而且胃口可能都要受到影响。
餐饮行业是服务行业，用心完成每一道服务程序，时时处处设身处地想到服务对象的方便，是服务企业应有的职责。菜谱的制作，无疑也是其中一环。乱译菜名虽是一桩小事，但却反映了文化品味与服务意识的大问题。
中国餐饮文化博大精深，菜名的翻译体现了餐饮企业的文化品位。各大菜系和各地本帮菜发展出诸多佳肴美食，如何让不熟悉中国餐饮文化的境外顾客明了、接受这些美食，菜名的外文翻译是为首要。严复曾提出“信、达、雅”的文学翻译标准，恐怕同样也适合菜肴的翻译。所以，餐饮企业还是要请行家来做菜名的翻译，不要图省事找个“三脚猫”糊弄了事。试想，当一个高大尚的餐馆摆上了很浅陋、让人不知所云的外文菜谱，是不是拉低了品位与档次?
菜名翻译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组成部分。民以食为天，海外顾客了解中国文化的第一道窗口往往就是中餐。如何让有着悠久历史、深厚积淀和强大“基因”的中国美食在海外再上台阶?比较而言，中国餐饮业欠缺的正是精益求精的服务，欠缺对每一个服务流程都做到细致入微的工匠精神，乱译菜名就是一例。
餐饮行业是服务业的缩影。2016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了50%，服务业对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应该看到，不少的中国服务企业正在努力提升服务意识，精细化服务流程。
古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中国经济在“量”上已经让世界瞩目，未来更重要的功课是在敬业精神、在产品的“质”的方面深耕细作。这是中国拥有强大软实力、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的“必修课”。
6月23日晚间，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通过官网发布一则“情况说明”：鉴于6月21日学院在向有关专家颁发聘书一事上存在着程序瑕疵，为保障学术的严肃性，进一步规范兼职教师的聘用制度，经研究决定重新审核兼职教师资格，收回聘书。这份盖有人大继续教育学院公章的“情况说明”还表示，今后该学院将严格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客座教授的聘任管理办法，做好相关工作。
大学撤销聘任或收回聘书的做法，过去也有。但像人大继续教育学院这般短短两天时间内就宣布收回，为数不多。究其原因，人大继续教育学院给出的答案只有“程序瑕疵”四字，未作具体说明，给人留下了不小的想象空间。不过，据说在公布这次聘用结果后，有人大校友对于被聘兼职教授是否符合资质，产生了质疑。这或是促成人大继续学院最终收回聘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学聘用兼职教授，近年来屡屡引发关注和争议。虽说从出发点看，大学在常任师资力量之外，聘用客座教授、特聘教授，无可厚非。可在现实中，一些高校的兼职教授成了一种随意相送的名誉和头衔，有名无实：一来是聘任的程序规范存在问题，二是兼职教授的资质无硬性标准。综观这些高校的兼职教授，娱乐明星、官员占了相当比例，就足以说明太多问题。一些官员成为诸多大学的座上宾，落马后便成为学校的污点，校方也不得不急于撇清与“官员教授”的关系，闹出不少笑话，真是斯文扫地。
一所大学，聘请谁做兼职教授，或者将学位授予哪些人，理当是极其严肃之事。这不仅表现在，它要符合校方制订的聘任程序，更是指，大学聘请哪些人担任兼职教授，也是大学价值追求的一种间接表现，与大学精神息息相关。在国际上，这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哈佛大学曾拒绝授予时任总统里根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也拒绝向英国女王颁发博士学位。虽说学位授予和聘请兼职教授是两回事，但性质是一致的，都要求大学应有爱惜羽毛的意识，慎重对待手中的学术权力，同时保持必要的独立性。
若完全无视所聘者的社会认同与业务能力，完全不考虑所聘者与大学自身的“气质”是否相符。那么，这样的聘任显然就堪称是不伦不类，也很难指望，通过这样的聘任能够给学校带去真正的学术资源与声誉的加持，相反，它很容易构成对大学精神的自我矮化。一些大学热衷于聘请明星、官员，本身就有追星、媚权之嫌，其醉翁之意本就不在于能否给学校带去实质性的学术增量，而更多只是跟风和谋求眼球效应，就更该有所反思了。
抛开大学精神不谈，仅从程序上看，聘请谁当教授，或者授予谁学位，也应该充分回到学术自治的框架内，而不是受行政权力的主导。然而现实中，一些大学的聘请行为，很大程度上仍是行政权力拍板的产物，成为一种互相迎合的利益交换。这导致聘任变得随意化，不仅加大了被聘者滥竽充数的概率，也割裂了大学的共同体意识。不少聘任往往是在公布结果后，学校师生、校友才知情，继而引发争议和质疑，也给学校的形象带来很大负面影响。好的外聘行动，是给学校的形象与教学加分，而不当的外聘，则只能是损耗学校的形象。
社会学者周孝正曾在评价学校聘明星当教授时指出，这对明星来说是不谦虚不慎重，对学校来说就是浮躁，背后更多的是追名逐利，目的就是为了好招生，尤其是那些自费生和那些只发给结业证不发给毕业证的各种培训班。人大继续教育学院这次不成功的特聘，或为此提供了新的注脚。知错能改是好事，但要真正改变“兼职教授”变成一个头衔，被随意相送或交换的局面，恐怕先还得从加强责任意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