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勋

　　严格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不走样、不跑偏，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公开办案信息，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多平台的监督体系，尤其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人大政协、上级法院的监督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在官网公布《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和《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院庭长办案意见》)，就全面推开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改革，完善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切实加强各级法院院庭长办案工作，提出具体要求。《院庭长办案意见》明确禁止各级院庭长入额后不办案、委托办案、挂名办案，不得代替办案，一经发现，严肃问责。

　　院庭长办案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可是改革措施的真正落地并非易事，有些院庭长长期从事行政事务，对执法办案业务生疏已久，不敢办案;有些院庭长是从法院系统外调入，缺乏一线办案经验，不会办案;还有些院庭长认为办案熬神耗力不愿办案。这些主客观因素导致院庭长办案制度要么无法执行，要么被变相执行。委托办案、挂名办案等假办案是最常见的变相执行院庭长办案制度的现象，诸如此类的变相执行不仅没有提升办案的质效，反而拖累办案质效，协助院庭长办案的法官，要花费比独自办案更多的精力来帮助院庭长结案，因为协助院庭长办案，常常要准备审理提纲、汇报材料、庭审提纲，还要时常请示汇报，甚至还要修补院庭长办理案件的各类瑕疵，这些工作耗费的精力远高于法官独自办理同类案件所费的精力。

　　院庭长办案制度被变相执行的另一表现就是专挑简单案件办理。多项司法改革文件都强调各级法院院庭长入额后应当办理案件，重点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可是仍然有院庭长挑选案件的现象发生，那些涉信访案件、矛盾尖锐的行政案件、债权人众多的执行案件、重大敏感案件却少有院庭长问津，甚至专挑简易程序案件、确定能够执行到位的执行案件等。

　　院庭长办案其实就是要强化法院领导干部的担当意识，让院庭长以实际行动做好执法办案的引领示范。院庭长办案制度的真正落实到位，能够极大地增强法院领导班子的权威性，既然执法办案是法院无可争辩的第一要务，业务能力不强的院庭长何以领导其他法官。无论是对推动法院整体工作还是提升院庭长业务能力，执行院庭长办案制度都必须保质保量，公开透明。最高法刚出台的院庭长办案意见对各级法院的院庭长办案比例做了明确，例如基层人民法院院长办案量应当达到本院法官平均办案量的5%至10%，其他入额院领导应当达到本院法官平均办案量的30%至40%。笔者认为，完成最低的办案数量是基本前提，关键是要看所办案件是否属于疑难复杂案件，院庭长办案意见明确要求院庭长办案任务完成情况公开接受监督，并由上级法院定期督察、逐月通报。院庭长办案完成情况的信息要重点公开案件类型，要充分说明案件疑难复杂的原因，不能简单公开案件数量等简单信息。

　　严格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不走样、不跑偏，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公开办案信息，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多平台的监督体系，尤其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人大政协、上级法院的监督作用。院庭长落实《院庭长办案意见》的效果直接关系着法院队伍的凝聚力，关系着法院领导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因此，务必严格要求、认真落实，坚决杜绝一切形式主义的做法。

　　法制网特约评论员 王春晖

　　2016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一年来的网信法治建设，可谓成绩斐然，不负习总书记的寄托和人民希望，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纵观“4·19”讲话一年来我国网信领域法治建设，成就重点集中在构筑网络空间安全、打击新型网络违法犯罪、严防互联网金融法律风险、治理互联网空间违法内容、规范网约出租车经营服务、强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启动电子商务“十三五规划”和电子商务立法、“公民个人信息权”首入民法总则等八大领域。

　　构筑网络空间安全

　　在网络空间安全处于极不平衡的新常态下，2016年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154票赞成、1票弃权，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这是我国网络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内容十分丰富，奠定了中国网络安全保护和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框架，是引导我国网信事业沿着健康安全轨道运行的指南针，其获表决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

　　继我国首部网络安全法颁布之后仅一个多月，2016年12月27日，经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批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我国首部《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作为我国网络空间安全的纲领性文件，其重点分析了目前我国网络安全面临的“七种机遇和六大挑战”，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五大目标”，建立了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的“四项原则”，制定了推动网络空间和平利用与共同治理的“九大任务”。

　　为落实网络强国战略，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2016年8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国家网络安全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统一权威的国家标准工作机制。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国家标准委的领导下，在中央网信办的统筹协调和有关网络安全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对网络安全国家标准进行统一技术归口，统一组织申报、送审和报批。《关于加强国家网络安全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提出，将推动网络安全标准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衔接，促进网络安全标准与信息化应用标准同步规划、同步制定。

　　打击新型网络违法犯罪

　　近年来，利用通信网络和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实施诈骗犯罪活动呈高发态势，犯罪涉案链条长，团伙组织严密，诈骗手法逐步升级且更趋隐蔽，受害群体已覆盖各行各业、各个年龄阶段，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已经成为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公害。2016年8月21日，山东临沂的一位准大学生徐玉玉，因被诈骗电话骗走9900元上大学的费用，最终导致心脏骤停不幸离世，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电信网络诈骗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习总书记在“4·19讲话”中指出，“网络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作案手段花样翻新，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这也提醒我们，在发展新技术新业务时，必须警惕风险蔓延”。201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其提出了一系列从源头防范的举措并明确了打击目标，指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公害，必须坚决依法严惩。要求凡是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

　　2016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犯罪特点，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行业的意见的基础上，依照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提出了依法惩处电信网络诈骗的总体要求，明确了依法从重处罚的具体内容、进一步确定了诈骗“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坚持了全面惩处关联犯罪的原则、准确认定了共同犯罪与主观故意的区别、依法确定了案件管辖及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并提出了涉案财物的处理规则等内容。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必须既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又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真诚关爱，鼓励干部干事创业、大胆作为。”这就是说，对干部既要监督约束，也要鼓励激励。重视鼓励激励，有助于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破解“为官不为”问题。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人在起主导作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得如何，直接影响事业的成败。而人是具体的，都有自己正当的利益需求和精神追求。如果缺乏有效激励，人们的利益需求和精神追求得不到满足，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很难得到有效发挥。虽然说干部应比群众有更高的觉悟，但他们也有正当的利益需求和精神追求。忽视对干部的激励，很容易造成“不作为”，最终损害党的事业发展。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广大干部奋发有为。因此，在对少数干部违法违纪、贪污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现象进行严格监督、约束、问责和惩治的同时，还要加大对广大干部的激励力度，使他们迸发出干事创业的热情、贡献出成就事业的智慧。

　　对干部的激励不应只是个别的、偶然的行为，而应是全面的、经常的行为，要形成系统、管用的激励机制。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的激励机制已基本形成，主要方式有三。一是目标激励。即把党和政府工作的大目标分解为若干具体的小目标，分解到每个部门、每个干部身上，通过考核确认目标实现程度，进行相应的奖惩。绝大多数干部都有实现自身价值的强烈愿望，这正与目标激励相契合，所以会彰显巨大的激励作用。二是信任激励。我国一向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传统，信任是增强人的自信的催化剂。组织的信任、领导的信任，往往会极大激发干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三是晋升激励。在党政机关工作，职务晋升几乎是所有干部追求的目标，因为这是对干部能力、水平和价值的肯定。如果对德才兼备的干部压制、打击，那么，不仅当事人没了工作积极性，其他人看了也会心凉。如果形成了“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用人导向，就会激励更多有才干的干部积极进取、奋发向上，事业发展就有了不竭动力。除了这三种主要激励方式，还有薪酬激励，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及时给干部涨工资;荣誉激励，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干部及时进行表扬或授予荣誉称号;培训激励，通过组织培训使干部对前途充满信心、对工作充满热情;等等。

　　激励是一种方法，更是一门艺术。要在实践中有效发挥激励的作用，应把握好以下原则：目标性原则，始终着眼于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大目标，抓住大目标，激励才不会走偏;合理性原则，激励措施要公开、公平、公正，同时也要量力而行;实效性原则，善于把握激励的时机，做到“雪中送炭”，避免“雨后送伞”;按需激励原则，认真分析研究干部的实际需求，努力做到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争取最佳激励效果;激励与惩治相结合原则，做到奖惩分明。在监督约束工作做到位的情况下，进一步做好鼓励激励工作，就能使干部想干事、不出事。

　　《人民的名义》火了，很多剧中情节，都在现实中得到再现，就连剧中光明区信访局故意为难人的窗口，也在郑州和株洲找到了典型。

　　据媒体报道，有市民称，株洲市火车站派出所上演了现实版的“半蹲式”咨询窗。(4月18日《株洲日报》)

　　这个窗口是由一扇铁门改造而成，铁门中间部分，有一个长约20厘米的正方形窗口，距离地面约80厘米左右。办证人坐下来办证时，必须扭转身体，或直接蹲在地上咨询。

　　就在媒体报道后的第二天，派出所对这个窗口进行了拆除。

　　现实中此类窗口还有多少?不得而知。若非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走红，引发舆论热议，进而有网友投诉将此类窗口曝光，还有多少人要蹲着办证?

　　窗口服务单位，是政府服务群众的第一线。服务水平如何，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某些政府部门的脸面，对来办事的群众，是高高在上、推脱敷衍，还是设身处地，嘘寒问暖?

　　电视剧火了，剧中的“半蹲式窗口”引发了舆论热议，有了广泛关注，这才将现实中的“半蹲式窗口”给揪了出来，涉事的两个部门当即表示要整改，但说到底，这仍是一种舆论倒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机关单位的服务意识问题。并且，舆论倒逼的作用总是有限的，那些没有被关注到的“半蹲式窗口”又如何能自觉地整改?

　　诚然，我们不能因为个别单位的不当做法，彻底否定广大窗口服务单位长期以来的默默奉献。很多地方单位的窗口服务，都开办得相当不错，不仅有现实中面对面的服务，还开设了网上预约、挂号、信息咨询等基础服务，借助互联网的普及，大大降低了群众办事的难度，提升了服务群众的效率。

　　但是，我们不妨想想，如果我们的窗口服务单位，能够根据自身工作性质和特点，自觉对照、清理、纠正服务过程中的冗余设置，少开“奇葩证明”，拆除“半蹲”窗口，是不是更好?

　　另一方面，为何这个情节会走红?因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里，个别窗口单位门难进、脸难看的现象屡禁不止，有的甚至人为设置种种阻碍，庸懒散的不良作风，长期未能根除。有些工作人员，态度很恶劣，办事骂骂咧咧，不耐烦。做事也不够动脑筋。发现人家资料拿少了后，有没有告诉人家完全的资料?办事大厅有没有悬挂办事流程索引?有没有引导人家先看索引再办事?

　　群众需求复杂多变，各时各地，都会出现新的诉求，解决好了，会提升政府形象，密切干群关系，牢固执政基础。解决不好，就留下伏笔，埋下隐患。对个别窗口服务单位来说，若是不多花点心思提升服务质量，仅仅依靠舆论的监督和倒逼，这也是“不作为”的表现。

　　日前经批准，湖南省撤销宁乡县、设立宁乡市，陕西省撤销神木县、设立神木市，浙江省撤销玉环县、设立玉环市，河北省撤销平泉县、设立平泉市，四川省撤销隆昌县、设立隆昌市，这五个进阶的动作便是公众熟知的“撤县设市”。当然这里的“市”并非地级市，而是与原来级别一致的县级市。上一波的类似动静，还是20年前的事。

　　据报道，上述五家获批的县级市，均由省直辖、市代管，特别要求“不新建政府性楼堂馆所，不增加财政供养人员，不增加‘三公’经费”。或许有人问：级别没变化，其他的好处表面也没有，那何苦这么费劲折腾呢?要看到，撤县设市本意在于实事求是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提升城市定位、增强城市功能。换句话说一字之差的关键在发展空间的拓展，那么治理者必须“远视”而不“近视”。

　　“县”作为行政区划，代表着农业社会的管理方式。这种行政区划，非常适合管理有大量农业人口的区域。“市”就不一样了。“市”的意思就是市场，有市场的地方，一定和城市联系在一起。

　　“远视”看待城镇化，就要跳出自身利益的一亩三分地来观察和思考。这次较为集中的“撤县设市”，绝不是一窝蜂的贪功、求大。正如有论者言，“就像孩子长大后还穿着小衣裳一样”，县的帽子不再适合当前发展的体量与职责的需要了，所以才要根据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市。这方面，谁也不用羡慕嫉妒爱“设市”，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分步骤有序申请。

　　对于已经获批的县级市来说，“远视”的要求是不仅看到“钱景”、更要关注“前景”。的确，随着撤县设市带来的形象改观，招商引资、城市建设方面投入一定会增加许多。但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城镇化的支撑力量中核心因素不是钱、而是人，人的城镇化才是最为持久的发展动能。把该花的钱花好，花到市场环境、民生服务的刀刃上，既避免贪多求大的“虚热”，又杜绝过度超前的“鬼城”，更要坚定防范土地财政的诱惑，方能展现出基层治理的“宏观范”。

　　撤县设市，改革当先。要“远视”不要“近视”，不止是一般性的思想认识要求，更对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标准。比如，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维护，适应城市管理的机构与编制安排，各级政府部门财权与事权的匹配，以及对外开放广度与深度的调整等，离不开“拔节”的后来者因地制宜，制定并实施好全面深化改革一揽子方案，尽快跟上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节拍，稳妥挑起区域振兴的“大梁”来。

　　“市，买卖之所也。”从传统的农业、农村治理，转型到现代的工商业发展，人们对撤县设市的期待很高，更优美的生态环境，更舒适的生产生活条件，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与“放管服”改革，都需要把握好撤县设市过程中的取与舍，一笔一划写好市场与政府关系这篇大文章。

　　抓改革落实，需要全时段推进、全方位协调、全过程监控，结合理论思考和发展实践进行综合把握，不断予以发展

　　“点面结合，多管齐下”“深入实际、深入基层”……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督察是抓落实的重要手段”。会上，还审议了6个专项小组开展改革督察工作情况的报告。以督察推动改革落地，检验着谋划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更启示着落实改革的智慧和方法。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经常被用来形容改革落实的重要性。改革的方法论中，抓落实是至关重要的内容。怎么推进、怎么评估，抓什么、怎么抓，矛盾怎么应对、活力如何激发，每个具体问题背后，都需要方法论的支撑。从“凡事都要有人去管、去盯、去促、去干”到“责任压实、要求提实、考核抓实”，从“一竿子抓到底”到“学会弹钢琴”，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落实问题念兹在兹，形成了领导改革、落实改革的深刻方法论。

　　抓落实绝非“等在终点看谁先撞线”那么轻松，而是需要全时段推进。尤其是要注意解决执行中统一思想的问题，时不时给大家拧拧螺丝、敲敲脑袋，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司法体制改革中推行员额制，会影响到部分人的切身利益，难免出现思想波动，通过召开改革推进会统一思想、交流经验、解决问题，体现了改革落实中抓推进的方法论。换句话说，抓改革落实，不是打完发令枪就冲刺，而是需要有跑马拉松的准备，调整呼吸、保持节奏、释放动力、修正策略，才能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蹄疾步稳地前进。

　　抓落实绝非“老牛拉车使蛮力”那么粗糙，而是需要全方位协调。改革进入深水区，也意味着改革的耦合性、复杂性增加，许多时候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学会弹钢琴”，注重统筹协调，可说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自己牵头或单独实施的改革，要注意消除其外部性;配合其他部门实施的改革，要保持节奏同步;即便是内部改革任务，也要考虑它和四梁八柱的关系。有人曾以“转盘子”说明这一点：十几个盘子，在竿头快速转动，交替起伏而又井然有序，要领就是统筹兼顾，哪个盘子失去转速了就要赶紧加力，不能让一个停下来。

　　抓落实也绝非“按下开始键后等结果”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全过程监控，做更精细的质量控制。习近平总书记曾要求对改革进行“三督三察”：督任务、督进度、督成效，察认识、察责任、察作风，此次会议再次提出“拓展督察工作广度和深度”，正是要将督察贯穿改革始终。在一些地方，改革督察力度也不断加大。2015年，湖北省市两级就改革不力问题点名通报或约谈400多批次，对省商务厅、省国土厅等13家单位分别下达了《改革督察意见书》。查铺查哨、查岗查效，才能确保对改革落实的质量控制，让改革不空转、不打滑。

　　改革落实不是瞎折腾，而是在顶层设计之下探索现实路径，体现着改革的“实践理性”。这也决定了，落实改革的方法论不是死的、教条的，而是需要结合理论思考和发展实践进行综合把握，不断予以发展。比如调研，不仅是改革启动前的工作，改革落实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找到堵点、抓住节点，改得好的及时总结，改得不好的及时调整。拿混合所有制改革来说，一些地方存在“定股比”“下进度”的情况，相关主要负责人在广泛调研后，明确了“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的思路，更好地保障了政策效果。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方法论无疑也需要进一步精细化、体系化，这不仅是提升改革执行力的需要，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的需要。

　　“你期待改变吗?”奥巴马曾以此为口号，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然而，期待与结果毕竟是两码事，改变很重要，但如何去改变更重要。对于永远处于改革进行时的中国，改革的方法与改革的结果息息相关。只有以科学的方法指导积极的行动，才能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让改革始终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频共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乐章水乳交融。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组织找谈话。”近年来，随着党组织约谈次数不断增多，多数干部能正确对待，但在个别干部口中却也出现了这样的调侃，虽是一句玩笑，却也透出对组织约谈的抵触情绪。

　　现实中，一些干部习惯于把组织的任前谈话当成是机会，说优点、讲特长，侃侃而谈，而对以“问题导向”的组织约谈却唯恐避之不及，甚至把约谈看成是找茬，只要被约谈，心里头就觉得别扭，有的狭隘地认为被约谈很“憋屈”，自己是不是被“诬陷”了。不能说每一个被约谈对象都存在问题，这其中有一些是因为线索不明确，证据不足，有事实需要澄清。但确实存在一些有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的干部，不把组织的约谈当回事。他们有的心存侥幸，认为“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有的怕老实交代问题被处分，谈问题时避重就轻;更有甚者，有的弄虚作假，认为通过“交小瞒大”就能逃过组织的火眼金睛。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宽严相济”，历来是我们党对待干部的态度。组织上约谈一个干部，不是随随便便的，有的是为了解情况，有的是为提醒警示，有的是为澄清谬误，还有的是为了最后的挽救。不论哪种情况，都充分体现了组织对干部的关爱和保护，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如果不把约谈当回事，不珍惜组织给的机会，后果会很严重。

　　领导干部对待约谈的态度不同，后果也迥异。此前，江西两名拟提拔干部，就因曾在被组织函询时矢口否认存在的问题，而被取消提拔资格，并被调整岗位。虽然这两名干部的问题本身并不大，但“矢口否认”却反映出他们对组织不老实、不忠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最近，教育部也有8名局级领导干部因未在函询时如实向党组织说明情况和问题，受到了严肃处理。

　　当然，态度端正的案例也有。农业部一名违规兼职取酬的局级干部，处分就由原来拟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改为诫勉谈话，原因是他主动认错、真心悔错、积极改错，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更早前，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水库生态移民局一副局长在被组织约谈时，实事求是回答问题，还主动交代组织未掌握的一些违纪问题，州纪委根据其违纪情节、性质和认错态度，依纪依规从轻处理。

　　两相对比，高下立现。干部对待组织约谈的态度，体现其思想觉悟水平，也反映出其党性意识强弱。身为党的人，干部应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深刻领会组织约谈的关心爱护意图。若确实存在违纪违法问题，应珍惜机会，主动交代问题，真心悔过，寻求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以期回归正轨，断不可耍小聪明、跟组织“躲猫猫”、搞对抗。若本人确无问题，则正可通过谈话这一契机，及时澄清是非;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工作中既然存在误解、非议，就应更加严格地依纪依法办事，讲究方式方法，把组织约谈当作一种警钟和鞭策。

　　可以预见，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谈话、函询的频次和力度会持续走强，干部需适应在“探照灯”下工作，让权力行得正，使自己走得稳。

　　作者：钟超

　　4月21日起，我国东南沿海高铁将迎来跨省调价，涉及沿线的上海、杭州、福州、深圳等城市。调整后的票价有升有降，如深圳北至潮汕区间二等座票价，D3108次列车涨幅19.6%，D7406次则下调18.4%。总体而言，繁忙车次、高档席位、短途票价上调居多，早班车次有所下调。

　　虽说票价有升有降，但铁路部门通过调价增加收入提高效益的意图却不难看出，这也正是老百姓的担忧——今后铁路会不会乱涨价?铁路的公益性会不会被铁路企业追求效益的动机吞噬?

　　这种担忧其实恰恰凸显了人民铁路的公益性。机票、汽油、手机资费甚至电价都早已实行浮动的价格策略，火车票价却几十年如一日，维持着相对固定的政府定价基准。这种机制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一刀切的票价体系弊端逐渐显露。它既不利于促进旅客运输市场竞争，提升铁路客运服务水平;同时也不利于铁路企业改善效益，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铁路建设。

　　近年来，中国高铁发展日新月异。从2008年内地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开通算起，短短十年间我国高铁里程已突破2.2万公里，乘客享受到了方便快捷的交通服务，高铁经济也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高铁建设让铁路企业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包袱，高铁的持续发展还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本投入，这种情况倒逼铁路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

　　客观地看，当前我国高铁票价无论是从国际视角，还是从历史视角，抑或是从行业竞争视角，都明显偏低。考虑购买力因素，我国高铁票价低于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等国;从历史来看，高铁基准票价基本稳定，而同期物价成本上升;从运输行业看，高铁相对汽车时间短、价格低，2015年底成渝高铁开通后，成都至重庆区间的长途汽车客流大幅减少，这不利于各种交通方式合理分工和充分竞争。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革完善高铁动车组旅客票价政策的通知》发布，铁路部门由此获得了高铁“自主定价权”。允许高铁调价，既能通过有升有降的差异化价格，调节客流高峰，让对票价敏感、时间不敏感的社会低收入群体享受到优惠票价;又能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倒逼铁路企业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提升行业竞争力，从而更好地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

　　调价不意味着涨价，涨价也不意味着放弃公益属性，其实此次高铁调价舆论相对平稳，除了理性因素之外，恐怕还免不了很多老百姓的“感情分”。飞速发展的中国高铁，让曾经春运的世像百态定格成永远的回忆，中国又多了一张在世界上拿得出手的“金名片”。当然，我们尊重铁路企业追求效益的合理动机，也应监督铁路部门调价不可任性。期待铁路部门以市场手段做公益事业，将更多的利好惠及广大民众。

　　作者：王钟的

　　“中山大学是一所公立大学，是用纳税人的钱建起来的，应该开放给公众。”近日，中山大学校友陈伟祥向校方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与“限外令”相关的行政文件内容，以及发布这些内容的法律法规依据。中山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证实，校园的确已限制市民进入，会制定更多细则规范人员进出校门。

　　在一些旅游团特别青睐的大学，常有学子自嘲，每到旅游旺季，校园就成了“动物园”“人民公园”，自己成了“被参观”的对象。众多游客进入，既有可能干扰教学秩序，也会增加校园内部人群密度、交通拥堵度，给校园安全造成隐患。

　　反对大学出台“限外令”、倡导校园完全对外开放的人一般认为，公立大学依赖纳税人维持运转，应服务于最广大的公众。大学要欢迎游客、旁听生等各类人群，向社会分享教学、校园资源。这是大学的责任和义务所在，也是大学开放精神的体现。大学该不该对外开放，该不该修建限制外人的“围墙”，常跟“大学精神”这样的宏大命题联系在一起。

　　双方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校方多选择服从于师生利益，所以近年来维持全面开放的高校逐渐减少，出台程度不一的限制措施的高校越来越多。

　　没错，公立大学服务于公共利益，然而并非所有公共利益都要平均分配。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有的公共机构侧重公平，比如治安机构、医院、义务教育学校，有的公共机构则偏重效率，比如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于后者，只要为它们分配资源提供的机会是公平的，就可以认为满足了公平底线。高考等面向最广大公众的考试就是公平分配教育资源的机会。

　　进一步说，大学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应当时刻以保证教学和科研质量为前提。向社会开放、提供网络公开课、允许旁听生进课堂、展示校园美景，固然是分享公共资源的方式。然而，大学最重要的责任是让学生安心读书，让科研人员高质量地完成工作。如果游客参观等开放措施影响了秩序和安全，就有必要加强管理。毕竟，公众对一所大学是否满足公共利益需求的评判标准，首先是它有没有好好办学。熙熙攘攘的游客看上去人很多、声势很大，也只是公众中的一部分甚至极少一部分。

　　其实，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跟宏大的“精神”等词汇连在一起。大学该不该开放、能不能开放，首先是一个管理决策问题。只要管理方法足够精细，足以平衡利益、化解矛盾，就能给各方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拒绝一切外来人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会影响校内师生生活，比如有的学校以加强管理为名，不让外卖、快递人员进校园，就是过于生硬的管理手段，公众、师生都不满意。同样，限制游客进入校园不是全面禁止，区分教学区和校园游览区，区分教学日和节假日，区分商业性的旅游团和自发的参观者，视不同情况分别管理，有助于得到师生和公众的共同理解。

　　公共利益不应泛泛而论，也不必唱高调、举大旗。公共机构首先要尽到基本责任，在此前提下，向更多公众合理地分享资源。大学如此，其他公共机构亦然。

　　今天的干部队伍，可谓新风扑面，正气充盈。但偶尔也会听闻这样的慨叹：“如今当个干部，真没多大意思!”

　　当干部咋就“没多大意思”了呢?仔细推究，无非是因为现在的“官帽”被戴上了“金箍”：收入没有外快了，办事不太方便了，出门不能抖派了，用权不许任性了。一些党员干部习惯了曾经的“宽松软”，对现在的“严实硬”反而有些水土不服。

　　从古至今，总有人为了当官而当官，倾力追求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但对共产党人而言，更多人是为了做事而为官。官位是为民服务的岗位，权力是为民服务的工具，选择当干部就是选择俯首甘为孺子牛。少数干部“官”念不正，因此觉得“没多大意思”。在他们眼里，“有意思”就在于图清闲、得好处、抖威风、耍特权;那些没有人财物实权的“虚官”，不能拍板说了算的“副官”，敲边鼓坐后排的“参谋官”，搞服务保障的“勤务官”，还有单位偏、矛盾多的“辛苦官”等等，统统当得“没多大意思”。有人甚至认为管钱掌印的所谓“热门官位”，也因“看得紧”“管得死”，已风光不再。

　　“没多大意思”看似只是一种观念，却能腐蚀人心。尽管今天的政治生态已然为之清新，但光做和尚不撞钟的“混事者”有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推事者”有之，马虎应付、得过且过的“糊事者”有之，守旧怠惰、踟蹰不前的“拖事者”有之，这也不能那也不行的“堵事者”亦有之。庸懒散的为官不为，假大空的表面文章，跑找要的圈子思维……凡此种种，都与少数干部价值观扭曲密切相关。

　　其实，为一己私利当干部，那才真叫“没多大意思”。私心重的干部，损公肥私形象不会好，欲壑难填心情不会好，毁纲乱纪下场不会好。古人云，“财去人安乐”“身安抵万金”。金山银山再多，买不来心安理得，何用?本想光宗耀祖，到头身败名裂，何必?天底下闪光的东西，不只有金子这一样。“当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得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回望历史，先辈们为了人民站起来、国家富起来，作出了巨大牺牲、奉献了毕生心血;如今，改革发展势头正劲，当干部的，还有什么比让老百姓增添获得感更有意思?

　　为民干事，并非要求每个干部都一贫如洗，一定程度的物质保障也是必要的。然而比照普通群众，干部中有几家存在柴米之忧，需要为最基本的生计奔波?有人认为，要求干部大公无私是调门过高。但当干部就是做公仆，为民服务、先人后己，本就是为官正道。如果把当官视为满足贪欲、获得私利的捷径，就是把公私关系彻底搞颠倒了，其结果必然害人害己。

　　有没有意思，说到底是党员干部如何树立正确价值观、政绩观的问题。当干部，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