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2016年第二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全面启动，分别对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在内的七省市开展环保督察工作。经过4个多月的入驻督察，近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分别向北京、上海、重庆反馈环保督察意见。
督察认为，京沪渝三地的环境保护工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无论是消除污染源还是完善环境法治方面，都值得肯定。但纵览“环保钦差”的反馈意见，对三地仍然存在的环境问题和堵点也不遮掩、不回避，环保责任落实不到位、执法监管不严、环保压力逐级衰减等“病灶”在反馈意见中被屡次提及。
京沪渝三地作为直辖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第一梯队，它们最早遭遇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孰先孰后、如何协调的治理命题，三地的治理逻辑和实践也因此具有风向标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环保督察组对京沪渝三地环保治理问题查摆的不客气，既是对当地治理现状不满的直陈，更是对当前全国环境治理存在困顿状态的警示。
当前，我国环境治理形势严峻，虽然原有发展方式的惯性依旧不小，但绿色发展已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行“靶向治疗”也成为治理者纾解公众焦虑的必然之选。尤其是，随着环保治理在发展及考核体系中的权重不断增加，一些环境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明显改观。但在长期的强力刺激下，也要谨防出现精神懈怠、思想麻木甚至“假装在前进”的虚幻感。
队伍在壮大、制度在完善，但环保治理在一些“硬骨头”面前却徘徊不前;老账不清，新账叠加，口号喊得是够响亮，但行动起来却是“挂空挡”;责任链条不是从传送带上整个脱落，就是在个别环节卡死动弹不得……环保督察组对京沪渝三地的反馈意见，背后都包含以上指向，相信这些问题在其他地区也极具普遍性。环保压力传导层层衰减，治理责任没有随着制度管道一路捅到底，可以归咎为技术层面上的执法疲软、统筹不力，管理层面上的责任分割不清，但稍微深究就不难明白，责任落实不到位，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生态保护在多种价值观的角力中没能占上风。
北京，列入计划的14座污泥无害化处理工程无一按期建成;上海，本应于2015年实现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目标未能达成;重庆，国家下达的三峡后续规划575个生态环保项目中，有131个尚未完成……反馈意见给出的问题清单，其实也是一份问责清单，既然责任压不实，那就应该严格责任追究，一层追着一层查，一级盯着一级改。拿成效说话、看落实打分，让真干假干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才能保证压力传导不流失不衰减。
环境治理是场攻坚战，也注定是场持久战。不断凝聚的社会共识和公众对治理的耐心，为环境治理营造了良好氛围，而消极懈怠正是对这份共识和耐心的辜负。环境治理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虽然任务繁重、千头万绪，但问题仍需正视和直面。克服倦怠情绪，硬化治理措施，压实治理责任，每一次与困难的对抗，都是环境善治的一次进步、公众获得感的一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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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 |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聚焦问题、精准发力，协调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才能让海南的困难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早日脱贫致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我们一定要如期兑现的庄严承诺。我们要时刻牢记总书记的要求，真正把扶贫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深入研究、加强部署、强力推进。
创新，就是要创新扶贫开发的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增强扶贫动力，拓宽扶贫渠道，提高整体效果。按照分类施策的要求，既要精准送种苗、物资，更要从技术、信息、流通等方面大力帮助支持贫困户;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的辐射带动作用，吸引贫困农民以土地、劳动力入社入股，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连接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
协调，就是要有全局观，统筹好扶贫开发与其它工作的关系。在海南，脱贫攻坚要与“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好，与全域旅游发展结合好，与“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结合好。扶持生态条件较好、特色文化鲜明的贫困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丰富全域旅游的内涵;按照宜居宜业宜游的目标，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通过不断完善镇村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实现更高标准的脱贫。
绿色，就是要在扶贫开发中积极探索生态扶贫的新路子，让贫困人口从生态保护建设中受益。今年海南将对5个位于生态核心区的村庄进行整体搬迁，要着重从搬迁关键环节完善制度，提前谋划，确保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走好保护与发展双赢的扶贫之路。
开放，就是要坚持在扩大开放中抓扶贫，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撬动、引导大量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参与扶贫开发。发挥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带动作用，帮助贫困户脱贫;大力培育农村电子商务，解决农产品卖不出去、卖不好价钱的问题。
共享，就是要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让贫困群众最大限度分享各项公共资源。发挥和利用各地比较优势，培育好休闲农业、高效农业等新业态，让农产品变成旅游产品、农家院变成农家乐、绿水青山变成群众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在解决因学致贫返贫上下功夫，对贫困家庭学生“应助尽助、精准资助”，彻底拔掉“穷根”;实施好卫生健康脱贫措施，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病致贫返贫;制定符合实际、合法公平、可操作性强的危房改造措施，既防止加重贫困户债务负担，又防止引起非贫困村、非贫困户攀比等负面影响，真正做到因户施策。
只有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系统谋划、整体布局，聚焦问题、精准发力，早抓、常抓、长抓，协调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才能让海南的困难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早日脱贫致富。
——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日前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说
每逢地方领导班子换届，一大批领导干部都会走上新岗位。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任领导干部如何履新任职，群众的眼睛在看、内心在期盼。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向廖俊波同志学习，不忘初心、扎实工作、廉洁奉公，身体力行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和群众中去，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
廖俊波用其短短一生，向广大党员、干部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毫无疑问，廖俊波是广大党员、干部时刻看齐的榜样。
学一学廖俊波“向下跑”的调研能力。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廖俊波到政和县任县委书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政和的夏天炙烤难耐，手臂晒脱皮，身上起疹子……”领导干部应该像廖俊波那样，把调查研究作为做好工作的“敲门砖”，以满腔的热情，“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求知的渴望”“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为开展工作“充好电”，不能心中无数胆子大、情况不清点子多，关起门来瞎指挥、拍拍脑袋乱表态。
学一学廖俊波“团结人”的领导艺术。人心齐、泰山移。“把人心聚拢起来，把信心提振起来，政和才有可能发展。”廖俊波到政和县履新后，组织全县副科级以上单位负责人，开了3天的发展务虚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同时，注重以诚待人、以情动人、以心交人，让身边人变“要我干”为“我要干”。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懂团结是真聪明，会团结是真本领。团结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新的生产力，也出干部。” 带队伍是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领导干部要像廖俊波那样，多与干部谈心谈话，了解和熟悉干部，善于调动和激发身边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履好职、尽好责，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学一学廖俊波“加油干”的工作作风。无论当镇长还是当党委书记，无论是当县委书记还是副市长，廖俊波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大变样。他干工作有股子拼命精神，几十年如一日，舍小家、为大家，家人想和他吃顿年夜饭都不容易。为官一任，就应该造福一方。可以说，工作能否“大变样”，是衡量一名领导干部有没有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有没有务实精神和创新精神的“试金石”。领导干部要像廖俊波那样，始终牢记党的嘱托，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撸起袖子加油干，甩开膀子抓落实，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干好一行，确保工作年年有发展、岁岁上台阶，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领导干部怎么干?摆在面前的榜样就是廖俊波。干部干事，应该以“为民”为初心，以“自律”为内省，以“实干”为要求，把党和人民事业当做矢志不渝的追求，创造出无愧时代的业绩。
上周末，一篇《谁是杀死一个书店的凶手》在朋友圈广为传播，一度刷屏。究其事因，是北京南锣鼓巷朴道草堂书店的一个店门，因涉及违建，被城管限期拆除并封门。店主以此为题，在该店微信公众号发文，很快博得10万多网友关注。
在世界阅读日的节点，结合当下部分实体书店的关停倒闭，店主这篇文章受到关注，情理之中。
但同时，有媒体第二天就对此事进行了“解密”：该书店原有的门，通向一个只有会员才能进入的阅读区，普通顾客要花100元才能进去体验。事实清楚：店主为招揽生意在原有墙体上开墙打洞，属于违规。而封门后，书店也可以继续经营。
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固然悲情，但却不应成为要挟正当城市治理的工具。
在临街的居民楼一层违规“开墙打洞”经商，这现象在北京十分普遍，20世纪70、80年代建成的沿街老旧小区住宅里，几乎随处可见，据统计竟然有1.6万处。
曾有人说，“开墙打洞”是双赢，老社区的沿街居户把房子租给商户，能收更高租金;做小生意的商户，能就近服务社区居民。这种论调，只是仅仅站在了当事双方的立场。
对商户来说，“开墙打洞”的店铺租金比同地段纯店铺租金低，店铺处于居民区，人多，有消费力，且同行竞争少，做生意比较容易。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饭店、小超市、服装店都是借助这一方式运行。
也要看到，底层变为商铺后，对于楼上住户的生活势必产生不良影响。擅自拆改墙体，不仅破坏房屋结构，影响建筑稳定性，降低房屋使用寿命。另外，也留下了秩序混乱、垃圾遍布、安全隐患等问题，陌生的人流和噪音等问题影响小区环境，导致业主安全感降低。而商铺经营项目的多样化也容易诱发日常纠纷，诸如共用楼道、共用排污、倾倒垃圾、夜间营业等现象，都在不断危害公共利益。
更重要的是，城市规划有统一布局，商业区、生活区、工业区都应有各自的界限。如果随意改变沿街建筑的使用属性，变居民楼为商铺，不仅会人为增加安全隐患，更易堵塞城市的“毛细血管”，提高了本不该增加的治理成本。
此外，此次整治“开墙打洞”是与整治无证无照经营相结合的。很多藏身住宅区的商铺，都是无照经营，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存在食品等安全隐患。
同时，更要看到，整治行动是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核心功能的重要抓手。北京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要求城区应是文明规范的城区，街巷应是文明规范的街巷，要扛起深化文明创建的旗帜。
近日，在南海西沙沉没的800年前的南宋商船“华光礁I号”模型及出水文物在海南省博物馆展出，南海丰富的水下文物遗产保护状况再度引发公众和舆论关注。
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埋藏着以沉船为主的大量历史文化遗产。据第三次文物普查显示，南海共有136处水下文物遗址，居全国之首。这些水下文物不仅具有重大的考古科研价值，更是我国民族世代在南海活动的重要见证，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海上丝路遗珍，却一直遭受许多不法分子的疯狂挖掘盗捞。尽管这些年来，大多数水下文物遗址的保护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据媒体报道，许多重点遗址“年年巡查都会发现新的破坏痕迹”，而地理位置偏远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更是实际上处于一种“真空状态”。
盗捞猖獗对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破坏令人痛心。“有的盗捞者在将一些遗址的瓷器盗捞一空后，连沉船上的碇石、铁炮等大体量的文物也不放过。”更多的盗捞者为了获得瓷器和珍宝，方式简单粗暴，在沉船区大肆扒拉耙筛，遗存中蕴藏的历史信息往往被毁坏殆尽。而在更早些年，一名国际打捞商在南海海域打捞出巨型清代沉船“泰兴”号，为了“物以稀为贵”，挑选完其中的30多万件精品之后，竟然将剩下的60多万件康熙年间福建德化窑青花瓷器统统砸碎扔入海中。
南海水下文物盗捞严重，危及的是南海文脉。从《山海经》到《海国图志》，从孔夫子“乘桴浮于海”到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华文明不仅仅是陆地文明，也包含着一代代国人面朝大海的开拓和梦想。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海洋文明的杰出代表，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中，其一礁一石、一舟一桨都理应得到更好的保护。近年来有些周边国家蓄意破坏中国南海水下文化遗存，以销毁中国关于南海主权的历史证据，而盗捞者尽管目的与那些蓄意破坏者迥异，造成的后果实则相同。
因而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南海丝路遗珍的保护刻不容缓。当前，我们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在管理体制、人员构成、法治环境到人们对水下文化遗产的关注，都存在很多不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如何加大投入、加强宣传、理顺制度、健全法律，都值得相关部门大力改进。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区域大、领域多，千头万绪，关键是要有整体观的规划，尽快形成完备的水下遗产保护格局。近年来，我们在陆地文物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从文物普查到多层级的文保单位确定，从法律、制度的制定到文物保护宣传，从各种申遗到大遗址保护、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等实践，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也必须借鉴经验，统筹规划，多管齐下，做好顶层设计，积极推进南海大遗址保护、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等项目，提高南海乃至整个海上丝绸之路遗珍的保护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蕴含着种类多样、数量巨大的水下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唯有坚持统筹规划、保护为主，在保护中利用，在传承中发展，才能反本开新，继续前进，写好丝路新篇章。
随停随走的共享单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随意停放成为城市的“烂疮疤”，令人又爱又恨。
4月22日，Hellobike共享单车表示，他们将在杭州推出电子围栏技术，规范共享单车的停车问题。按规范在电子围栏内停车的骑车人将予以奖励，此举意在鼓励文明停车、养成好习惯。
这次的活动当还属于试行性质。在4月22日当天，骑Hellobike共享单车并停放至银泰四大门店附近1至2公里范围内，就能获得免费的骑行券一张。在杭州之前，上海静安区有关部门也已经在试行共享单车电子围栏技术了。
电子围栏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芯片发射信号覆盖技术，划定一个“无形围栏”，由蓝牙发射器发出信号，与共享单车连接。比如上海是这样设置的，单车只有来到了电子围栏圈定的范围，蓝牙连接上了，后台才允许使用者正常结束计费。而如果没有停到划定的电子围栏内，蓝牙没有连接上的话，车子将无法上锁，后台将会一直计费。电子围栏的大小可以调整，最长的辐射半径为100米。但目前尚未知杭州的电子围栏使用规则是怎样的。
听到共享单车推出电子围栏后，很多人都舒了一口气，认为困扰社会的乱停乱放问题将就此得到根治。的确，技术上的进步可以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很多人绞尽脑汁都想不出对策的棘手问题。比如，上海静安区推出电子围栏、单车不入栏就不能上锁停止计费后，很多平日不守规矩的人，就乖乖在电子围栏面前就范，相信他们以后在技术和管理双道锁面前将会慢慢养成守规矩的习惯。
但就此断定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可以一了百了，却未必。浙工大的一位交通专家此前就担心，单单推出电子围栏，在技术上可能很简单，但是如何达到让使用者规规矩矩停放圈中，却未必简单。首先要看各个公司的执行力度，是否能坚决执行不入圈还车就不停止计费的手段。其次还要看各个公司有没有惩戒手段，如果企业因为竞争原因、为了吸引客户，并不对那些乱停乱放者实施真正的惩戒，那即便推出电子围栏有什么意义?这些需要管理部门跟进，定个规章，立个规矩。
还有一些交通专家担忧，目前，一些共享单车企业都在研究电子围栏技术，如果允许企业各自为政，占山为王，势必会加剧一些人行道丧失其通行功能。因为目前的电子围栏，是圈在属于公共路权的人行道上，今天你圈一块地说这是我的三分地，明天另一个企业也圈一块公共场所说是我的停车后花园，那还不是和以往一样乱糟糟?这不是前门拒虎后门迎狼?一个问题刚解决，又迎来一个新麻烦?所以，即使电子围栏技术推出后，也不是万事大吉、一了百了地解决了问题，还需要管理部门的协调与跟进。光有技术推新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技术加管理，特别是管理的规则明了可行，才能真正消灭问题。
我们期待着随着电子围栏这一先进技术的推出，有关部门再跟进配以管理、完善规则，困扰人们一阵子的共享单车无序问题是可以很好解决的，是可以给新时代社会管理树立榜样的。
随着互联网和电子阅读设备的普及，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改变，阅报栏在很多地方不再受到重视，广告横飞、更新缓慢、被车堵占等问题较为普遍。不过，很多群众还是喜欢街头阅报的方式，阅报栏仍是他们赖以获得知识、交流信息的重要窗口。
满是牛皮癣，成了广告栏
湖北武汉中山公园附近某小区的阅报栏里，开锁维修、修下水道等小广告横七竖八地贴了好几层，严重妨碍人们的阅读。“今天刚清理了，明天又贴上了，根本防不住!”小区物业人员严松很无奈。
在隔壁小区，阅报栏还成了小区卫生的“疮疤”，贴上的小广告不用刀子清理不掉，用刀子就会有刮痕。“清理小广告留下的痕迹，既不美观，也遮挡了阅读的视线。”物业人员说。
“之前咱老百姓能从阅报栏上读到不少重要新闻和实用信息，便民惠民作用不可低估，可现在不是被车挡了就是被广告盖住了。”面对着有广告而无报纸的小区阅报栏，辽宁沈阳皇姑区某小区居民王先生感叹道。
类似情况在南京也不少见。南京报业传媒集团旗下某公司工作人员杨荣怀说，一些阅报栏周围是商业街，人流量较密集，有一些商贩打起歪主意，导致广告在阅报栏上贴得到处都是。前段时间，南京浦口区还出现了冒牌阅报栏，它们在外观上和正规设置的阅报栏一样，里面的内容却大相径庭：不是市民所需的报刊信息，而是商业广告。
更新不及时，成了月报栏
据南京市浦口区城管局执法大队队员介绍，日常巡视中发现比较多的问题是更新不及时，个别阅报栏达不到一周更新三次的要求。家住南京秦淮区的王大爷经常在小区阅报栏看报，有时遇到一起看报的人还会聊上几句。在他看来，阅报栏除了有学习和阅读功能之外，所在之处也是一个小型的社交场所，及时更新很有必要。
在武汉某小区，阅报栏里远看贴着报纸，凑上去才发现报纸还是2016年12月的。“我们盯着这张报纸几个月了，人家阅报栏里是日报，我们这个是‘月报’‘年报’!”一位年过七十的居民说，他习惯于每天晨练时看看报纸，对这张贴了几个月的报纸，“标题都会背了”。
在沈阳市北三经街与中山路交叉口，一块面积不小的空地上有一排长长的阅报栏，细细数来有14块玻璃橱窗，但只有一半贴着报纸，而且报纸的日期还是2017年1月17日。“以前这个橱窗背面也贴报纸，还有人定期更换，现如今不仅背面啥也没有，正面也没有人及时更换了。”一位市民说。
车堵报栏前，成了停车点
除了玻璃被损坏外，沈阳交叉路口的这一阅报栏前还有十多辆汽车紧贴着停靠。“这地方饭店集中，车位紧张，就被人划成了停车位，我们看报纸都没有站的地方。”市民刘先生说。更让人意外的是，一块很大的停车收费标准指示牌被镶嵌在阅报栏中，十分醒目。
在武汉万松园附近小区内，每天都有人将电动车、自行车停放在阅报栏前的空地上。在靠近一所幼儿园大门的阅报栏前，有人甚至将车子直接锁在阅报栏的立柱上，人们想近距离看报都难。
“阅报栏作为一个城市的‘精神阵地’，民众通过它能掌握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阅报栏里面就应该放报纸，希望当地阅报栏的管理部门认真负责，及早将阅报栏恢复本来的功用，让阅报栏真正起到文化惠民的作用。”附近居民坦言。
2017年2月至3月，郑州人民公园内几位大叔大妈自创的“逆天摇摆抽筋舞”突然走红网络，“尬舞”视频短短几天时间内点击量破千万。2017年4月18日，火爆网络的郑州人民公园“尬舞”却被园方叫停。
几位大叔大妈自创的“尬舞”
公园内张贴出一张通告，上面写着“本园严禁各种团体、个人聚众网络直播行为”。园方人员表示，“尬舞”人群利用直播形式获取利益，叫停的主要原因是围观群众多，对公园植物踩踏严重。
据报道，被人民公园叫停后，有两拨人马转战金水河南岸和紫荆山公园中心广场，继续“尬舞”表演。
有的市民认为吵闹的“尬舞”和公园环境不协调，也有人觉得“不碍事儿”。园方是否有权禁止他人在公园里“尬舞”?公共场合直播“尬舞”是否合法呢?
园方应行使管理职责
公园是一个向不特定人群开放的公共场所，园方负有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据报道，“尬舞”音乐吵闹，动作激烈，极易引起人群围观，给公园带来安全隐患。公园的管理人应当及时行使职权，消除隐患。否则，一旦造成意外伤害事件，园方很可能要承担责任。
网络直播需遵守法律规定
与普通的广场舞不同，“尬舞”是网络直播，可以在网上获得经济利益。根据《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提供互联网直播服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坚持正确导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维护良好网络生态，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成长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尬舞”动作低俗，可能给社会风气带来不良影响，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和约束。
此外，如果不分场合地“尬舞”，会造成人群拥堵，破坏公共秩序。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扰乱公园等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原标题：时局关注| 从《人民的名义》，看官员级别的政治逻辑(图)
《人民的名义》火了，但想要理解《人民的名义》中的每个官员行为，首先要理解中国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
《人民的名义》中的官员级别：
中国官员级别的政治逻辑
要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首先要理解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要理解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首先要理解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
第一，在官场，行政级别决定了资源和权力的配置方式。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说明级别是官场的明规则。
第二，几乎所有官员都将级别的提拔和职位的重用当做职业奋斗目标。这对应于一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因此，理解官员级别才能理解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模式。
然而，中国官场的行政级别非常复杂，有时甚至没有明确的规定。不仅普通人难以明白，即便像我们这样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业学者，也往往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搞明白。尽管网上有不少资料，但是要么不够全面，要么不够准确。
在我们正式解析中国官场的行政级别之前，读者不妨回答以下几个关于级别的问题。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司长是什么级别?广州市白云区副区长是什么级别?白云区教育局局长是什么级别?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是什么级别?如果你认为他们属于不同级别的话，那么你错了。
正确答案是：他们都是正处级。正因为官场级别问题如此重要，又如此复杂，我们觉得有必要专门写一篇来介绍中国官场级别的规则。
一、中国的五级行政级别决定了官员级别的基准体系
通常情况下，中国官员的行政级别是由所在机构的行政级别决定的，这是识别官员级别的第一法则。
与大多数国家的组织结构不同，中国的行政区划有五个行政层级中央(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自治州、盟)、县(区、旗、县级市)、乡(镇、街道)。
因此，按照上面五个行政层级政府官员分为五种主要层级，每个主要层级又可以分出正副两个级别，这十个级别就构成了我们识别官员身份的基准体系。具体如下。
1、国家级正职，简称“正国级”，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正国级职位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2、国家级副职，简称“副国级”，包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正国级除外)，正国级职务的副职等。它们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央纪委、中央政法委的书记则因情况而定。
按照职位“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这是识别官员级别的第二法则，如果这两个书记是政治局常委，那么他们就是正国级;如果是政治局委员，就是副国级。
3、省部级正职，也称“正部长级”，包括中央部委、省级党委和政府的正职领导(“一把手”)。它们包括：中共中央下属机构(如政研室、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的正职领导，国务院组成部门(部、委、办、总局、审计署、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的正职领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办事机构和专门委员会的正职领导，各省四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正职领导。
仍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王沪宁2002-2007年担任中央政研室主任时，是正部级;2007年之后，他先后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但仍兼任政研室主任，此时变成副国级。
4、省部级副职，包括省部级正职的副职，还有各省的党委常委，不再列举。
5、厅局级(或地厅级)正职，包括中央部委下属司局和省直机关(厅、局、部)的正职领导，各地级市(地区、直辖市所属区)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
6、厅局级副职，包括厅局级正职的副职和市委常委。
7、县处级正职，包括中央部委司局和省直机关的正职领导，各地级市下属委、办、局的正职领导，直辖市的街道(或乡镇)党政领导正职，以及各县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
8、县处级副职，包括县处级正职的副职和县委常委。
9、乡科级正职，包括各地级市下属机构的科室正职领导，各县下属委、办、局的正职领导，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人大主席，街道工委书记和办事处主任。
10、乡科级副职：包括乡镇级正职的副职，乡镇党委委员和街道工委委员。
凭借这个基准体系，我们可以识别大部分官员的级别。
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浙江省委书记以及北京市长都是正部级，北京市朝阳区区长、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和江西省抚州市政协主席是正厅级，北京市朝阳区各街道办事处主任(或乡镇长)、浙江省发改委综合处长和抚州市临川区区长为县处级。
按照机构级别决定职务级别的第一法则，江西省南昌市是地级市，因此南昌市委书记本来应该是正厅级。但因为现任南昌市委书记龚建华是江西省委常委，所以按照就高不就低的第二法则，他是副省级。
类似地，现任抚州市临川区区委书记李智富是抚州市委常委，因此不是正处级，而是副厅级。
二、五级行政体系外还有特别体系
虽然大部分官员的行政级别可以通过基准体系来识别，但是还有很多官员的身份不能套用上面的级别，因为他们所属单位不是五级行政体系中的任何一级，而是介于两级之间，即所属单位是副部(省)级、副厅级、副县级，因此这些单位的正职领导比所在行政区划的级别高半级。
第一种特别情况是，一些由国务院或部委代管的“国家局”属于副部级单位，而不是普通的正部级单位。
例如，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及由国务院部委代管的国家能源局、国家粮食局(均由国家发改委代管)、国家烟草专卖局(工信部代管)等。
一个简单的识别方法是，机构名字中有“总局”字样的是正部级单位，有“国家xx局”的是副部级单位，而没有“国家”字样的局为部委内设的正厅级单位。
例如，2001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成立时隶属国家经贸委，属于部委代管的副部级国家局，2003年成为国务院直属单位(仍属副部级)，2005年升级为国家安监总局(正部级)，而安监总局下属的离退休干部局就属于正厅级单位。这一机构变迁过程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安全生产的不断重视。
既然国家局是副部级，那么它的中高层干部级别都比部级单位相应低半级。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三个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3〕85号)，国家局的局长、副局长、司长、副司长分别对应于部委的副部长、司长、副司长和处长，但处长以下职务级别一样。
所以说，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副司长其实是正处级，而司下设的处长也是正处级。虽然国家局的副司长和处长行政级别一样，但是在业务上前者领导后者，在提升时前者优先于后者。
例如，因腐败落马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就是正处级。不过有一点要注意，虽然在中央层面存在“国家局”，地方却无法设立国家级的局。
因此，国家局在地方的分支机构一般和地方的厅局一样，都是正厅级单位。
例如，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是副部级，但省烟草局局长和省财政局局长都是正厅级。类似的还有省统计局、省粮食局、省林业局、省旅游局等。
第二种特别情况是，中国目前有15个副省级市，包括哈尔滨市、长春市、沈阳市、大连市、青岛市、南京市、宁波市、厦门市、武汉市、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西安市等13个计划单列市和济南市、杭州市2个市(中编发[1995]5号文)，原来名单中的重庆市已升格为直辖市。根据中央编办的中编发[1995]5号文，副省级市直属机关的级别，可比照国家局确定，即市直工作部门为副厅级，内设机构为处级。
市辖区及其工作部门的级别，可比照市直机关相对应的关系确定;市辖县和代管的县级市的级别仍为处级，其工作部门为科级。这就是说，广州市市长是副部级，副市长是正厅级，市教育局局长和白云区区长都是副厅级，而白云区副区长和白云区教育局局长都是正处级。
与国家局的情形类似，白云区副区长和下属教育局长虽然行政级别一样，但前者领导后者，而且在广州市内前者的级别(本地称“副局级”)略高于后者。
第三种特别情况是，检察院和法院的行政级别比当地政府下属部门要高半级。
因为地方政府、检察院、法院都属于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即所谓“一府两院”。
举例来说，北京市市长是正部级，北京市朝阳区区长是正厅级，朝阳区财政局局长是正处级，那么朝阳区检察院检察长比区财政局长高半级，就是副厅级。以此类推，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就是正处级，而朝阳区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其实是副处级。可见，叫司长的未必都是司局级，叫处长的也未必是正处级。
三、党群机构：官员级别与机构行政级别相互影响
在中国，执政党领导国家，因此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委机构负责人的级别一般要高于同层次的政府部门负责人的级别。
这主要通过各级党委常委会来实现。正如基准体系所描述的，各级党委的常委，除了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其级别均比所属行政区域低半级，比所属部门高半级。例如，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是副厅级，比市文化局局长(正处级)高半级。
关键问题是，哪些人可以进入党委常委会?除了党委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县委书记)、政府正职(省长、市长或县长)、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府常务副职(常务副省长、副市长或副县长)、党委秘书长、当地军区司令员或政委是常委，统战部长、首府城市的党委书记一般也是常委，有一段时间省政协主席也进入省委常委(目前已退出)。常委会的组成表明，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党的下属机构负责人。
由于“一把手”的级别反过来会影响所在单位的级别，因此实际上党委机构比对应的政府机构高半级，这导致党委下属机构的副职领导也可能高半级。
例如，省委组织部部长肯定是省委常委，属于副部级干部，那么主持工作的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就是正厅级干部，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同级别。事实上，几乎所有省人社厅厅长都同时兼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但省委组织部的普通副部长则与人社厅副厅长行政级别一样。
党委机构高半级的另一个原因是机构性质。
根据党章，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党委全委会一样，都是当地党代会选举产生。因此，纪委又比党委的其它下属部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政府的下属部门要高半级。
例如，中纪委书记是副国级(政治局委员)或正国级(政治局常委)，中纪委副书记是正部级，中纪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副部级。继续推理，省纪委预防腐败室主任是副厅级，而一般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或省人社厅办公室主任是正处级。
除了党的机构，还有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等群团组织，它们都属于党领导的机构，因此统称党群机关。各级党群机关和对应的政府下属部门级别一样。
四、特殊职位、干部高配和其它单位
除了前面提到的省长、局长、处长等带“长”的领导职务序列，中国还有一个非领导职务序列，主要包括三个层级：巡视员(对应于厅级)、调研员(对应于处级)、主任科员(对应于科级)，这三个层级可以分为正职和副职。
非领导职务一般没有决策权和签字权，除非一把手授权。此外，还有一些中央部委的督察专员，例如国家总督学、土地督察等，他们一般是副部级。
第二类特殊职位是中央部委的部长助理，例如公安部和商务部都设立了若干部长助理，这些部长助理同时兼任党组成员。“助理”不是基准职务，其级别介于副部长和厅局长之间，在行政上一般是正厅级，但是享受副部级待遇，包括政治、医疗、住房待遇。各省、市、县的政府首长助理以此类推。
除了按部就班的等级体系，还有一些官员的级别高于所在单位的级别，这种情况称为“高配”。
这包括三种类型。
第一，重要部委的领导。例如国家发改委有六个正部长级的副主任，公安部有两个正部长级的副部长，可见其强势。在地方，一般公安局长都是党委常委和/或政府副职，比政府下属部门正职领导高半级。
第二，一些部门内设的重要机构。例如，法院的执行局、检察院的反贪局，以及一些准军事机构(公检法、司法)的政治部，这些机构的正职领导属于所在单位领导副职序列，比其它内设机构领导高半级。
第三，经济开发区、一些省直管县以及县级市的领导，一般比基准情形下的级别高半级。例如，省直管的经济开发区或高新区的管委会主任一般是副省级，浙江省金华市下属的义乌市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是副厅级。
除了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中国还有庞大的事业单位，例如大学、医院、报社、图书馆等，它们在管理上有些沿用了党政机关体系，这类机构的行政级别由其隶属关系决定。
例如，大部分985大学(30多所)属于中央直管的大学，为副部级大学，其校长和书记为副部级，常务副校长和常务副书记为正厅级，其余副校级领导为副厅级，学校的部长、处长、学院院长均为正处级。而正规本科大学一般是省教育厅管理，为正厅级，副校级领导和部处、学院领导的级别与中管大学相应职位一样。
报社的行政级别与政府下属部门类似。比如，中央直管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为正部级，那么这两个机构的正职领导就是正部级。
中国的国有企业其实也有级别，因为国企的领导人都有级别。人事关系由中央组织部管理的中央国企有50多家，其一把手级别一般为副部级，极少数为正部级(如中国铁路总公司);人事关系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为正厅级。
类似地，人事关系由地方党委组织部管理的国企，其领导人一般为副厅级或者正厅级，由地方国资委管理的国企级别为副厅级。(来源：中国社会学;聂辉华、顾严;聂辉华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顾严系中国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微信和苹果杠上了。微信通过其官方公众号发出通知，称因为苹果对iOS应用的新规定，将关闭微信公众号在iOS上的打赏功能，安卓等其他版本微信打赏功能不受影响。
苹果做的是手机，微信做的是软件，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苹果为啥要管微信打赏这件事?这涉及到苹果制定的规则。作为以封闭性著称的科技公司，苹果设计了Apple Store作为唯一的流量入口，并制定了平台和开发者之间的规则，凡是下载软件、购买付费软件等虚拟支付环节等，都需要走苹果的内购渠道，而且还要让苹果抽成30%。根据相关协议，使用虚拟支付的目的为“APP内解锁特性或功能”，像淘宝买东西、买机票等涉及实体或其他线下服务的产品，就排除在外，但微信打赏恰恰就在这个规则之内。看起来挺霸道，但如果一定要较真，苹果还是能够逻辑自洽的。
关键问题在于，微信打赏已经运行良久，和苹果也相安无事，为何这个时候关闭它?一种观点认为，苹果不肯放弃30%的抽成，有趣的是，腾讯(尤其是游戏)本身就是苹果的“纳税大户”，苹果不大可能计较这部分打赏抽成;另一种观点认为，打赏之争实际上是支付场景之争，然而苹果要求的内购渠道其实是IAP机制(In-AppPurchase，应用内购买)，和苹果的移动支付是两回事，也不构成和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的竞争。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应该在于双方的战略意图。从定位就看出来了，苹果把自己作为平台方，把微信视为开发者，而微信作为拥有8亿用户的超级应用，也正有意向平台方进化。
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就是小程序。我们手机上有很多软件，有的使用不频繁，还占用内存，小程序就是想把软件集合在微信上，实现不下载就可使用的目的。但这个举动，正无意中绕过Apple Store这个唯一的流量入口，对于苹果的软硬件一体化战略构成了挑战。Apple Store是苹果极为成功的开放作品，任何第三方开发者都需要通过它来提供应用服务，截至2016年，Apple Store里已经有220万款应用、1300万开发者、1400亿次的历史下载量，仅在2016年，它就为第三方开发者分账超过200亿美元，几乎两倍于百度公司的全年营收。可见，如果微信试图在小程序上绕过Apple Store，是苹果不能容忍的，而加上传闻已久的付费阅读等，微信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生态圈，苹果怎么可能坐视不理?
站在商业的角度上，这类规则设计虽然蛮不讲理但也无可厚非。在此次竞争中落下风的腾讯，虽然是弱者，但面对其他开发者，它同样可以扮演规则制定者的角色。以腾讯开放平台的游戏业务分成来说，合作伙伴并没有任何资格与腾讯谈分成比例，同样，微信可以禁止淘宝的链接识别，而阿里也能反过来干扰腾讯系产品。在国外，这类商业竞争情况也并不罕见，由于购买电子书也被认定为“APP内解锁特性或功能”，亚马逊这种巨头都被苹果要求走内购渠道。因此在商业竞争中，面对更强势的规则制定者，遵从和妥协并不鲜见。
但站在用户的角度上，这类规则还是具有一定的伤害性。因为具体到用户这里，平台如何制定规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产品好用不好用。让微信打赏变成内购渠道，对大多用户来说是体验感的倒退，因为苹果提供的支付方式，在便利性上远不及微信支付。目前知识付费领域方兴未艾，像在线课堂、付费阅读等都有可能遭遇类似问题，还有直播也算得上虚拟付费，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苹果的开发者协议还会一视同仁吗?它真的还有底气将傲慢态度坚持下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