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吗在吗?快点起床薅羊毛!拼多多平台4角钱充值100元话费!”拼多多平台出现一个巨大漏洞，用户可以领取100元无门槛优惠券。对此，拼多多回应称，有黑灰产团伙通过一个过期的优惠券漏洞盗取数千万元平台优惠券，进行不正当牟利。目前，拼多多已经收回了用户领取且尚未使用的优惠券，并给予“5元无门槛优惠券”的补偿，同时向入驻商家发布紧急通知，百元券不能用来抵扣商品。(1月21日《北京青年报》)
把所谓针对电商平台的优惠活动进行不正当牟利的现象，归咎于恶意薅羊毛，多少都有言过其实的成分。客观而言，他们利用的大多不是平台管理漏洞，更不是平台安全漏洞，而是平台优惠活动规则设计的缺陷，如拼多多优惠券派送不对具体用户领取、使用等设限，出现反复领取、囤积是意料之中的事，即便这其中有道德恶意的成分，也都是平台营销所应考虑的风险，而不能靠消费者的道德自觉来弥合。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所谓“薅羊毛”现象，平台“悔诺”正在成为普遍选择，如2018年4月，小米旗下电商米家有品出现漏洞，有用户以0.01元的价格购买到了原价为599元的无线手持电动擦地机，有用户更是连续下单几十次，花费还不到1元。对此，小米表示，“原有价格无法发货，将取消订单，并赠送20元仅第三方可用的优惠券作为补偿”。此次拼多多同样祭出了“作废”的策略，用“5元无门槛优惠券”进行象征性的补偿。
如此“悔诺”就好比平台告诉消费者，你在活动中可以享受很大的优惠，然后再解释搞推销的讲错了，优惠收回，给点象征性的补偿。事实上，对于消费者来说，平台无论是规则设计出错，还是内控出了漏洞，都与自己无关，自己的热情是冲着营销来的。毫无疑问，无论是所谓黑灰产团伙的“薅羊毛党”是否存在，单方改变游戏规则，都是对消费者的一种戏耍。
应当看到的是，平台相对消费者有更强的规则主动权，各类互联平台的红包大战、优惠券大战之类的营销活动，具体的优惠并不只是消费合同那么简单，更是变相的广告，目的是增强用户的黏性，扩大平台的影响力，是市场竞争的一种手段。如此语境下，并不排除“薅羊毛”可能成为合理悔诺的外衣，一边用令人咋舌的优惠快速吸引流量，一边又利用规则主动权大幅度减少营销的成本，让应对“薅羊毛”沦为幌子，变成借力不正当竞争的手段。
无论如何平台都应当谨守诚信的底线，针对优惠活动可能出现的漏洞，不能靠悔诺来善后，牺牲诚信的消费信任，而应把更多的风险防控于前，减少漏洞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平台还应改变低价、优惠单一竞争方式的依赖，把更多的精力与资源都投向改进对商家的质量监督管理与运营上，提升服务品质与口碑，从根本上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近日，网友爆料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某课程的期末考卷上出现了多道与课程内容无关、甚至令考生感到被侮辱的试题：“你与异性有过性交往吗?艾滋病好在什么地方?”“你将来想要小孩子吗?你想断子绝孙吗?你要不要借一个好的种?”
“不堪入目的试题，龌龊无比的院长，难以想象的北艺”。堂堂高校的期末考试，竟然出现如此莫名其妙的试题，迅速引起了公愤，网友们纷纷斥责这种试题“反文化”、“毁三观”、误人子弟。
有报料称，出卷人为学院院长郑某，并且此前在一些课程考试中也出过类似题目的试卷。根据受访者提供的信息，目前校方已经开始要求在网上曝光试题的学生进行删帖处理，并要求所有学生保持沉默。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这样的“奇葩”试题，可以引发很多角度的思考。从专业角度审视，这无疑是对高校考试自主命题的极大亵渎。
众所周知，在不超过专业范畴的情况下，高校老师具有作业和考试的命题自主权，但其前提是考试的内容应该符合专业的基本要求。即便要搞些创新或“突破”，“花式”题型的权重也应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关照考核内容的平衡。而且，还应该事先就充分考虑到答案如何评判，制定明确公平的判卷标准，尽可能做到真实检验出学生对学业的掌握程度。
考试命题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试题可以多元创新，但必须符合专业的基本标准。以这样的要求审视，近年来一些高校层出不穷的“神考题”，很多都只是形式创新而已。但相比于北海艺术设计学院的魔幻试题，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无论是伪创新还是反文化的魔幻试题，都触及高校老师考试命题自主权这个问题。高校不同于中学，考试的命题不可能也没必要统一进行。给予高校老师命题自主权，有助于老师的自主发挥，有助于对标准单一刻板的考试评价制度的突破与尝试，有着积极的导向意义和育人价值。
但是，自主命题并非自由随性命题，更不能意味着不需要任何监管。任何考试都需要一定的流程，平常的期末考试虽然不需要像中高考之类的升学考试那般严谨，但也不能没有一定的规则与章法。中学的期中期末考试，基本上也是老师自己命题的，但除了命题老师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审题老师，试题中的明显疏漏基本上可以避免。这样的做法虽然简单，却很高效，大学不妨可以效仿。有一个基本的审题环节，固然不能确保试题就能做到高质量，但北海艺术设计学院这种绑架学生的反文化试题，理应不会出现。
我们乐于见到高校考试命题呈现多元化、新颖化趋势，但良好的初衷如果偏离了科学性和合理性，就会荒腔走板。尤其是北海艺术设计学院的魔幻试题，更是涉嫌绑架学生的思想，严重损害高等教育声誉。这样的魔幻试题，岂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如何让基本规范和自由发挥有机融合，建设符合时代特色的现代考评制度，可谓任重而道远。
据媒体报道，近日，江苏扬州一考古工地上发生人员肢体冲突，导致2名考古人员受伤。当地街道负责人称，此事系考古人员违章搭建引发。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将此事定性为“致使考古工作人员受伤、考古设施设备被毁、严重阻挠考古工作的恶性事件”。20日，中国考古学会也发布声明谴责该“考古工地暴力伤人事件”。21日上午，扬州市人民政府首次就该事件发布处理通报，涉事城管队员已被行政拘留，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瘦西湖街道党工委书记郭明勇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从媒体报道中，可以梳理出一些事件细节：事发地是商业住宅用地，去年年底刚被某地产公司摘牌。而早在几年前，这里就被发现有唐朝时期历史及文物古迹，国家文物局于去年上半年做出《关于扬州市桑树脚地块考古发掘项目的批复》。该所去年派出考古队员实施考古发掘作业，被打伤的正是2名年轻的专业考古队员。
据扬州市曾发布的官方说法，打人的原因是瘦西湖街道办事处综合管理大队发现所辖部分地块经常发生渣土垃圾偷倒事件。他们抓紧巡查，那天看到考古人员所在地块围墙破损、内有临时搭建设施，当场要求拆除，而考古人员未出示证照，所以双方起了冲突。
这样的说法有自我辩护的嫌疑。因为该地块被发现有文物古迹不是秘密，考古人员进驻也已经一年多，怎么可能突然被当成偷倒渣土垃圾者?何况，就算考古人员现场没带证照，城管只要向主管部门或者文物部门求证一下就能搞清。
事实上，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之间的冲突，是由来已久的普遍矛盾，一些城市都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比如2007年，在辽宁省某小区施工现场发现一处汉代墓葬，考古价值巨大，可是因为冬天天气非常寒冷，不适合进行野外考古作业，文物部门申请来年春天再勘探。可是到了春天文物部门发现，开发商已经对地基进行混凝土浇筑，考古工作就这样无奈被终止。
站在开发商立场，不愿意为考古工作让位也有可理解的地方。考古工作再重要，毕竟与自己的直接利益无关，如果为考古工作让位，一旦耗时过久耽误工期，那开发商自身的经济损失就可能很大。要开发商做这样的牺牲，确实也有些强人所难。关键是，地方政府本该起到更好的协调作用。
其实，《文物保护法》中本有明确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在现实中往往都很难落实。一方面，什么是大型基本建设工程，本身存在模糊的地方。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处罚规则，建设单位往往也不会严格执行这样吃力不讨好的规定，会尽可能早日开工避免被文物考古耽误。
这一次扬州城管围殴考古人员，本质上呈现的就是考古和城建之间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应有制度性的预防和协调方案，而不能变成考古人员和城管之间的矛盾。
要避免这样的冲突，最治本的办法是提前消化。比如出台规定，让政府在预挂牌出售土地前，提前让文物部门进行文物调查、勘探，确定做好这些工作之后，才能拍卖土地。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开发商利益和文物考古利益之间选边站。
此次扬州处理殴打考古人员的直接和间接责任人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要实现对文化的最大化保护，恐怕还有更多需要反思之处。即便《文物保护法》无法在一个城市单兵突进地修改，但是作为文化古城，完全可以通过地方立法等形式，强化对文物考古的前置保护，而不能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放任某些人展露出对文化的傲慢。
广东顺德某医院外科医生陈演志近日发的一条朋友圈信息，引来不少同行和朋友点赞。陈演志负责一名患者的手术，患者家属坚持向他塞了一个红包，为顾及病患家属的精神需求，陈演志先暂收保管。1000元攥在手中，陈演志会怎么做?他来到医院计财处，将这1000元存入该名病患的住院账户上。(1月21日《广州日报》)
“红包之谢”的本意并非出自贿赂，医生更无强索的成分，仅是病患家属表达朴素情感的方式流露。或许在患者家属看来，医生为了救治自己家人而辛苦付出，大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功德，区区一个红包都无以表达谢意，形而上的“谢谢”两字更无以承载“报答之诉”。就仅情理和常理来说，患者家属有此出于真心的行为方式，都值得理解和尊重。
但是，救死扶伤本是医者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属于正常履行职责的表现，功成之后收到一个“谢谢”足矣。而从廉政要求和职业操守来说，收受红包都是一种违法违纪行为，也是行业作风整治的重点所在。一度以来，医务工作者收受红包礼金业已成为行业顽疾，也是造成医患关系恶化的重要诱因。
一方面，若正常履行职责尚需红包加持，会变相增加患者负担，也会加剧医者的逐利冲动，并将手中的责任和义务变成赤裸裸的牟利工具，如此异化既是患者难以承受之重，也是正常医疗秩序的难以承受之重。另一方面，医疗行业作为与民生密切关联的基础性行业，从业者操守的高低和整个行业风气的好坏，不仅对本行业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外溢效应也会对整个社会风气带来灾难性影响。
不过，“红包之谢”作为一种正常的情感表达，方式固然不值得提倡，但承载的意义则需要正视并获得尊重，否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冷漠，医患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微妙。情与法的冲突下，“红包”已成为许多医务工作者面临的烦恼，收则为法律和制度所不容忍，红包之类的“糖衣炮弹”会让自己忘却初心，有变质的风险;不收又可能会伤害患者及其家人的一片好心，让他们展开更为丰富的联想，带来更大的误解和误会。尤其是一些患者在手术之前，把送红包作为求取心安的一种手段。若“红包”被送出去之后则心中有释然感，反之则会惴惴不安，认为医生不会尽心尽力地实施救助。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策略性的处理方式，尽量站在病人角度，去顾及病人的感受。
强拒可以表达鲜明的态度，却未必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因为这会伤害到患者及其家人真挚的情感。暂时收下“红包”，也就表明自己领受了对方的谢意;不直接回绝，而是充分顾及了对方的感受。之后通过转账的方式，将“红包”转给对方作为医疗费用，既可以让钱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又可以减少上缴所带来的损失，钱转了一圈后回到了起点，但其间所包含的内涵、情感和尊重，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这种在情与法之间的平衡处理方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达到了最好的效果。也正因如此，外科医生陈演志这个“机智”的决定，才会引来网友们的纷纷点赞，并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在“红包”成为横亘在医患关系之间的一道巨大鸿沟之时，填平则需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其间既需要双方基于红包危害性的认知下，具有远离式的行动自觉;又需要医务工作者在处理方式上，更加灵活而人性，在虑及患者和家人情感的基础上，做到利益保护的最大化，继而达到情感有表达、利益有保护和思想受教育的三重效果。如此，医患关系才会在互相理解、尊重与信赖中，得到持续不断的改善和优化。
2019年春运即将开始，公众选择铁路列车往返将形成高峰。近日，中国控烟协会公益法律专委会在京召开“共创健康中国 推动无烟列车”专家座谈会，发布对普速列车无烟环境实地走访调查结果，呼吁取消普通列车吸烟区。(1月20日《工人日报》)
我国的动车早已经全面禁烟，但是在普通列车上并没有推行全面禁烟。对此，有关部门曾作出解释，称普通列车的行驶时间过长，经常会有20-30个小时的旅程，可能会出现个别烟瘾比较大的乘客忍不住在车厢吸烟情况，设置吸烟区也正是出于人性化考虑。不过这样的“人性化”，显然没有顾及到对其他乘客带来的健康威胁。
中国控烟协会公益法律专委会组织进行的普速列车无烟环境跟踪调查显示，禁止吸烟的普通客运列车，虽偶有乘客违规吸烟并被劝阻，车厢内PM2.5区间值最高时为156。而未禁止吸烟的普通客运列车，车厢内PM2.5值超过500，车厢连接处设置的吸烟区PM2.5值超过1000，车厢内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水平。可见，吸烟对列车环境的影响。
而且，从相关规定来看，取消普通列车吸烟区也是规定使然。比如，在列车上抽烟明显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中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规定;还如，《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也明确要求维护车厢的良好环境，禁止在列车各部位吸烟;再如，有的普通列车里就有相关提示，禁止乘客在列车各部位吸烟等等。
同时，从民意角度来看，大多数人对普通列车禁烟持支持态度。上述中国控烟协会公益法律专委会组织进行的普速列车无烟环境跟踪调查，同样也显示，参与调研的女性和不吸烟的乘客对普通客运列车禁烟的支持率为100%，参与调研的公众支持普通客运列车禁烟的综合支持率为86.52%。可见，普通列车取消吸烟区乃至实现全面禁烟，有着民意基础。
从相关案件来讲，健康权越来越引起公众的重视，而且一些人也善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比如，饱受关注的“普速列车无烟诉讼案”，遭遇二手烟，大学生起诉铁路局，最终法院判决K1301次取消吸烟区。正如专家建言，铁路运输管理部门应以此为契机，在高铁动车实行全程全车禁烟的同时，适时取消所有普速列车上的吸烟区。
同样，从铁路运营角度来看，普通客运列车的密闭性也已经达到了很好的标准，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标准，在客运列车的连接处设置吸烟区，会导致烟草烟雾排放到室外更加困难，对乘客和乘务员都是一种伤害。故此，取消普通列车吸烟区，乃至实施全面禁烟措施，铁路及相关部门应当引起重视，从而给公众创造更为健康舒适的乘车环境。
一夜之间，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的宣传片《啥是佩奇》成了刷屏爆款。
看似意料之外，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家庭是人们最深的寄托，亲情是人们最真的牵绊。每逢年关，诉诸父母子女浓烈情感的文艺作品——无论影像还是文字，都很容易触动人心，引发轰动效应。
啥是佩奇?这只其貌不扬的粉红小猪，本身就是家庭亲情的象征。一双父母、一对姐弟，简简单单、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这个“舶来品”故事，暗合了中国老百姓“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淳朴理想，也符合孩子们对童年、父母、家庭日常的真实体验。这是最基本的人伦感情，也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因此，小猪佩奇风靡全球。
当然，同是亲情，在不同的文化语境里有着千差万别的表现形式。讲好一个亲情故事，就要在共通的内核之上，用好本土化的独特表现形态和情感表达。笔者曾经跟一位美国友人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跟父母拥抱过，也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我爱你”。他对此简直惊掉下巴，觉得是天方夜谭。因为在他的家庭生活里，拥抱和“我爱你”都是家常便饭。
不说“我爱你”，就代表没有浓烈亲情吗?当然不是。在《啥是佩奇》里，亲人之间也没有拥抱，没有直白的言语表达。但他们行动里所蕴含的情感，却比大山深重，比大海宽广，比醇酒浓烈。留守爷爷手工打造的金属佩奇，承载着多少深切的情感?对此笔者可谓感同身受。在笔者刚参加工作时候，哥哥为笔者做了一台碗柜。用铁条焊好框架，柜底和柜顶嵌上木板，四面镶上玻璃。在柜门的地方，他细心地把玻璃磨圆滑了，以防割手。他还用玻璃胶贴上一个把手，以方便开启柜门。这样一台小小的碗柜，也许粗糙、笨重，不如花钱买来的精致、美观，但在笔者心目中，它却无比珍贵。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古往今来，多少诗篇都为亲情书写。它是我们民族文化最深层的基因，是我们心底最柔软、最珍贵的部分。以此为根脉，生发出美好的家庭伦常、道德观念和情感取向，最终构筑起我们须臾不离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
这种情感没有远去。在一位留守山村的老年农民，以及一位以动漫为伴的城市孩童之间，通过佩奇为纽带，他们在情感世界里得以联结。这份朴素而浓烈的情感，也在祖孙三辈人之间得以传承。推而广之，这部短片令无数人热泪盈眶，激活了人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得以体验价值、文化和情感共同体的洗礼，这正是艺术作品的力量和价值所在。
当然，一则短短几分钟的商业广告，远远无法承载我们真实的日常和情感重量。《啥是佩奇》的爆红，也是对文艺工作者的一声追问：有没有意愿把创作的目光投向现实生活，有没有能力挖掘和诠释真实的故事，表现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情感张力?须知，乡与城、父与子、传统与现代，这些几乎是国人生活中面临的“元命题”，却只在年复一年的返乡期才成为短暂的话题焦点。这些“元命题”所蕴藏的内涵，远比《啥是佩奇》以及每年一度的“返乡爆文”所表现得复杂、厚重、充满张力。留守爷爷一片挚爱背后，有着更多辛酸苦涩。代际之间的情感指向，也不是那么平面和单向。甚至过年本身，对于不少人来说也并非快乐团圆那么简单。一顿团年饭，浓缩着更多的欢欣和悲苦，包含着人生和生活的百味杂陈。
这些重要的命题，呼唤着更深刻、更有力的艺术创作。直面它们的优秀作品，将可以触动情感、抚慰人心，赋予人们风雨兼程的精神力量。多年以来，《功夫熊猫》成了爆款，《花木兰》被反复演绎。这些我们无比熟悉的文化语境和故事，却被好莱坞电影反复言说。现在，《啥是佩奇》的一夜爆红，再次清晰无误地标出了人们的情感所依。而它，或许也正是文艺创作的方向所指、路径所在。
有了“恋爱假”，并不意味着所有员工的个人问题解决立竿见影，但至少反映出学校的一种细微的人文关怀、真诚的情感体贴。
在全校124名教师中，单身的教师约有49名。针对此情况，学校工会设立了“恋爱假”——每个月，在没有排课且不影响教学工作的前提下，符合条件的老师可以申请两次“恋爱假”。杭州市丁兰实验中学因此成为“网红”。
此消息确实给人一种温馨感，让人羡慕，体现出学校新颖灵活的管理方式。
由于工作纪律要求，除了那些确实需要频繁外出或不是坐班制的工种，一般单位均有严格的休假请假制度，并且不是万不得已，员工们也不可能屡屡请假。丁兰实验中学能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推出每个月两次(每次半天)“恋爱假”，这种创新值得鼓励，因为这两个半天的前提是不影响学校教学工作，因此其对员工的激励作用、给员工的获得感却是显而易见的。
有了“恋爱假”，并不意味着所有员工的个人问题的解决立竿见影，但至少反映出学校的一种细微的人文关怀、真诚的情感体贴。休假，休什么假，如何休假，不单是促进消费的问题，而且首先应该是一个人文关怀问题。或许，这两个半天假有的不一定用在恋爱方面，但给这些员工多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对于他们早日解决个人问题大有裨益;何况教师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在业余时间往往还在工作，所以，“恋爱假”也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额外补充，与教师平时付出相比，这两个半天仍显不足。
在此，笔者无意大力倡导“恋爱假”，倒是点赞该校的实事求是的管理创新思维，能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灵活调配员工们的自由活动时间、空间，如该校针对有小孩的老师设立“亲子假”，针对年龄较长的老师设立“幸福假”等等。不是很呆板的执行一种休假模式，能看得到员工业余时间的辛勤付出，能体恤员工的个人生活问题，如此操作既增强员工的幸福感、自豪感，又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归属感，可谓一举多得。
写到这里，自然想起日前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河北省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9-2020年)》，提出在有条件地区探索实施“2.5天小长假”一事。这项自2015年就曾被国务院鼓励的作息模式，至今仍没大面积推广，估计是许多地方政府觉得各单位工作确实需要更多的工作时间，况且最重要的现实是，在一些地方，现有的年休假执行均还不是非常到位，所以就觉得再增加半天真没必要。
搞“大师作”的虚假宣传是过度营销的手段之一，无非是再给自己产品的“壕”贴点金而已。
2018年有个商品成为最流行的网红，这就是小罐茶。它凭借着昂贵的价格一举打开市场，这个号称“八位制茶大师手工制作”的小罐茶，创造了年销量20个亿的神话。但是有好事者算了一下，20个亿算下来一个大师一年要炒2.5亿元的茶，再折合价格，一个大师每天要炒出220斤净茶、1466斤鲜茶叶，顶近40个顶尖的茶娘。因此大家纷纷嘲讽：小罐茶大师会不会因此劳累坏了?
事发之后小罐茶茶业有限公司回应表示，小罐茶致力于为消费者打造标准化的好茶，从未发布产品是大师“手工炒制”的信息。“大师作”中的“作”指的是大师的作品，并非大师亲手炒制。一些网友反驳道，在小罐茶官网，一些产品宣传上，都标注是哪个大师作品，“王顺明大师作”、“谢四十大师作”、“戚国伟大师作”等等。按其解释，这个“小罐茶大师作”的“作”，原来不是代表炒制，难道是“炒作”的意思?不禁赞叹祖国文学真是涵义丰富!也佩服小罐茶反应敏捷改口之快。
根据小罐茶官网的数据显示，小罐茶的销售价格平均为每罐48元，而每一罐茶叶仅有4克也就是正常人一次喝茶，不得不说这样的茶叶大部分人实在是消费不起。近些年茶叶价格飙升，最高纪录曾经达到一克陈年普洱茶的拍卖价超过了一克黄金的价格，价比黄金成为了茶叶市场一个让人吃惊的现象，让人吃惊中国传承千年的茶叶为啥会成暴利行业?
个中原因，除了茶叶种类众多定价困难、收藏热潮所带来的价格飙升之外，资本的炒作是价格飙升的推波助澜之手，此次小罐茶事件的出现更是体现了一种过度营销。的确小罐茶的口感优于一般的茶叶，但是以48元以上一罐，平均12.5元一克的价格售卖是有些过了头。
说起小罐茶，说过了它的“大师作”的虚假宣传，还得说说其身后的小罐茶业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杜国楹。杜国楹被称作“营销大师”，曾一手打造背背佳、好记星、8848钛金手机，所以看这些广告都是一个尿性。在“大师监制、设计先锋，4克一罐，每罐48元”广告的持续轰炸下，如今提起小罐茶，不少年轻人也能随口说出一溜段子：“喝着小罐茶，用着8848钛金手机，这可是成功人士的样子。”此中原因，就是小罐茶被操作成为了一种奢侈品，喝小罐茶被标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一旦一种消费品被这样定价的话，那么它的对标价格就不再是同类的其他产品，非得摆出一副不同凡人的架势，以超高售价销售。比如小罐茶的线下门店无一例地外强调奢侈感，在北京国贸门店，小罐茶与一众奢侈品品牌比邻，店面却比部分奢侈品品牌的店面都大很多，“壕”是它带给消费者的最大直观印象，搞“大师作”的虚假宣传也是过度营销的手段之一，无非是再给自己再贴点金而已。
其实，茶叶是一种平民饮品，我们并不排斥该饮品有高中低档，但是小罐茶这种虚假宣传的方式，甚为不妥。你走奢侈高端路线，让一般人买不起，让买你产品的人喝上后有成功人士的感觉，那是你的本事，虽然不符合社会的总体导向，但毕竟是你的商业自由，但如果你得寸进尺，还要搞个虚假宣传，那就是错上加错，让茶叶都变了味了。
近日，24岁的广西姑娘梁钰娟被“结婚”这件大事扎扎实实地愚弄了一次。去年10月底，梁钰娟收到了一张来自河南安阳的法院传票，有人竟跟她“离婚”。而让她哭笑不得的是，她从来都没去过河南，而且至今还没有结婚。据梁钰娟称，其2016年曾丢失身份证、户口簿，已报警并进行登报声明。起诉梁钰娟的男子则称自己被骗婚，“梁钰娟”持身份证与其结婚后携7万元彩礼失踪。
梳理报道可知，这应该是一起典型的因身份证丢失被他人冒用而产生的“被结婚”事件。该事件的始作俑者理当承担冒用他人身份证件乃至诈骗的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民政部门的审核不严自然也有一定责任，但在简政放权背景下，恐怕不宜过度苛责一线工作人员。问题的关键在于，理当尽快打破存在于各个部门间的信息孤岛，以智能身份证和信息共享终结“被结婚”“被开户”等各类奇葩现象。
梁钰娟的“被结婚”与民政部门的审核不严不无关系。但一定程度上，民政部门也是受害者。在简政放权和登记结婚背景下，婚姻登记人员履行的是书面审查职责，即只要有人持身份证、户口簿等证件，达到结婚年龄，即应为其办理登记，不宜通过盘问“祖宗十八代”等方式来杜绝冒名现象。人的相貌会在数年间发生较大变化，身份证上照片与本人相差较大实属正常，加之正常情况下应推定持身份证者为其本人，登记人员更不宜以人证不一为由“卡着”不办。
出现此类现象的关键原因在于，部门间的信息壁垒以及身份证的不智能让不法分子有了冒用他人身份的空间。据报道，梁钰娟在身份证丢失后立即登报声明作废并补办新证，但该挂失补办程序似乎毫无作用，根本无法阻挡他人的冒用，这不能不说身份证联网核查机制和信息共享体系存在重大缺陷且严重落伍。
身份证的重要作用无需强调，相关部门对身份证件的管理水平事关公众切身利益及社会治理水平。无法真正注销丢失的身份证，导致银行、电信、工商、民政等需要实名登记或查验身份证的单位不能及时获取相关身份证件是否被挂失这一动态信息。身份证并未因挂失而失效，而依然被当作有效证件被不法分子收集、贩卖、冒用。
因而，至关重要的身份证，理当融入更多科技含量，如借鉴银行卡模式，做到挂失、注销立即生效。如银行卡一旦被挂失、注销后，立即失效，在任何一家银行、ATM机、POS机、电商平台上均无法使用。具体而言，相关部门可依托全国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将身份证制成类似银行卡的芯片卡，融合个人基本信息，实现全国联网及与民政、金融等部门间的联网。且严格管控可读取身份证的部门和器械，非经特殊程序、特殊器械无法读取。
当对身份证挂失、注销、补办后，就应通过管理系统让原身份证失去效力，信息无法读取。还可设置“报警”程序，一旦他人使用被挂失的身份证，读卡器械就发出警示，让窃用、冒用者现形。并有必要将刷脸、指纹等先进技术手段融入其中，打造“一卡通”式智能身份证。让人们真正地掌控身份证及承载的个人信息，不再出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等“被结婚”“被贷款”“被犯罪”等闹剧。
做好党的政法工作，必须加强队伍建设。
“政法队伍是和平年代奉献最多、牺牲最大的队伍。”在15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法工作成果，深情赞扬政法队伍忠诚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锐意改革创新，对加快推进政法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擘画了宏伟蓝图，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能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政法干警的智慧和汗水。这其中，有人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有人长期默默无闻、甘当无名英雄，有人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像老黄牛一样辛勤耕耘、当好“螺丝钉”……广大政法干警用辛勤的汗水乃至宝贵的鲜血和生命，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实践充分证明，政法队伍是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忠于职守、正气浩荡的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
新形势下，政法机关任务更重，人民群众要求更高。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就要旗帜鲜明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教育引导广大干警学深悟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要把专业化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突出实战、实用、实效导向，全面提升政法干警的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
政法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是和平年代牺牲付出最多的一支队伍，也是需要给予关爱的人。对这支特殊的队伍，要给予特殊的关爱，做到政治上激励、工作上鼓劲、待遇上保障、人文上关怀，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各种实际困难，让干警安身、安心、安业。各级党委要关心和支持政法工作，加强和改进对政法工作的领导，选好配强政法机关领导班子，及时研究解决政法队伍建设重大问题。要真情关心和爱护政法干警，建立健全职业保障制度，加大综合保障力度，落实从优各项措施，不断增强政法队伍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让他们感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和全社会的温暖。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意义重大。以政治建设确保忠诚本色，以专业化建设提高工作能力，以人文关怀消除后顾之忧，我们就能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政法队伍，不断谱写政法事业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