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馆的清洁问题已经足够让人闹心，此番又曝出医用布草不洁问题，这让公众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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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京报记者卧底江西南昌市两家医疗布草洗涤企业发现，有洗涤厂为提高效率，使用工业洗涤剂清洗医疗布草，也无严格的高温消毒环节。此外，一些儿科医用布草被夹杂在成人医疗布草中混洗，带血的医用布草与其他患者衣物和床单进行混洗。有洗涤厂员工坦言，他们所谓的分类洗涤，只是把医院分开，不分科室，不分洗衣设备。(《新京报》12月17日)
如果不是记者卧底取证、实地采访，人们很难知道医院里那些床单、手术服，甚至是孩子用的布草等物，都是在作坊般的污浊环境中洗出来的。各种布草不仅混在一起，往往还委弃一地，被工人踩来踩去。而原本应该专门洗涤的婴儿用医疗布草，居然也和成人的混在一起大水漫灌。这样的洗法，能洗出什么样的洁净和卫生呢?
更有甚者，一些带血的纱布及用过的输液管等医疗废物，有时也被混进洗衣机，跟布草一起混洗。
记者呈现出来的洗涤真相，打碎了所有人关于医用布草的信赖和善意。原来，那些个飘散着消毒剂味道，一些医院让人肃然起敬的“软环境”，就是这样编织起来的。洁白的床单和墨绿的手术服背后，是污浊的操作和粗暴的利益计算。
按照国家卫健委制定的《医疗消毒供应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可穿戴、可折叠的医用布草是作为医疗器械来管理的，在洗涤时必须满足清洗、消毒、干燥、检查、折叠、包装、灭菌、储存等条件，才能投放到医院进行使用。这中间，分类洗涤只是最起码的要求，而消毒、灭菌等则是对这些可重复使用医用布草的基本要求。
企业为了图省事，稀里糊涂地将这些东西混在一起过水，非但没能满足消毒、灭菌等要求，甚至连合格清洗都没做到。就像工人所说的那样，“洗其实就是过了一遍热水”，这样的操作如何让人放心?对此，洗涤企业责无旁贷。必须明白，卫生和消毒乃是对医疗洗涤行业最起码的要求。
作为使用主体，医院也应该有细化、具体的要求。任何一家医院，医用布草的洗涤都是一个不小的单子，提出一些规范化要求并非难事。
此外，监管部门也不能失职。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将医疗消毒供应中心纳入当地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与控制体系。从记者暗访看，洗涤似乎只是医院与洗涤企业的事情，这也导致了这一行业的无序。
医用布草是不是卫生、有没有消毒、让不让人放心，不是小事，而是每天都在与病人发生关联的大事。一旦发生交叉感染，或者遗留下一些不洁的痕迹，都会对人产生负面影响。
此前，宾馆的清洁问题已经足够让人闹心，此番又曝出医用布草不洁问题，这让公众情何以堪?让人担忧的是，类似问题并非孤例，而有着某种行业普遍性。希望各方面迅速行动，延伸监管触角，把这些床单、手术服管起来。
黄羊滩 来源：中国青年报
并不是所有的摄影，都能叫做街拍，也不是所有的街拍，都能叫做艺术。
12月9日，广州一名大四女孩经朋友提醒发现，自己乘坐地铁时被人偷拍并上传至网络。令她气愤的是，对方拍摄的焦点始终集中于自己的胸部，还配以侮辱性点评。此后，她私信联系了视频发布者，要求对方删除视频，不料反而遭到辱骂。最后，她成功利用平台投诉机制，使对方暂时封号一个月。(《北京青年报》12月16日)
暂时封号一个月，这个处罚未免太轻了点。何况，利用平台投诉机制使对方封号，终究治标不治本，如果换一个地方，这名博主依旧是“一位好汉”，他的偷拍素材依旧会有市场。在各种网站、客户端上，打着街拍名义发布偷拍影像的人不在少数。
当然，并非所有的摄影爱好者都在打着街拍的名义搞偷拍。正规军还是有的，但恰恰是那么一部分“伪军”，在给摄影圈抹黑。比如，在一些人流量特别大的地方，所谓的“摄影师”们，可谓数不胜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摄影，都能叫做街拍，也不是所有的街拍，都能叫做艺术。
街拍和偷拍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多是带着摄影的目的，要么是为了提升摄影师自己的技术，要么是为了记录人和物的某个状态、某个时刻，但后者就不一样了，带着娱乐、戏谑的目的，无异于“耍流氓”。并且，令双方愉悦且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才叫街拍，如果仅仅是出于一厢情愿，或者为了满足一些人的窥私欲，那叫偷拍，既登不上“大雅之堂”，也很难说是君子所为。
如今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偷拍他人还理直气壮评头论足的例子，几乎比比皆是。其中，有几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方面，当这些偷拍他人的信息被放在网上时，很多时候并没有迎来网民的抵制和质疑，反而是一些低俗评论、无下限无节操的戏谑调侃占了上风。
另一方面，当被偷拍者觉得自己权益受损时，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维权渠道，甚至还会招来他人辱骂和非议，“长得漂亮的才能被拍，拍你是你的荣幸”“要不是你穿得少，怎么会拍你，穿得少，不就是为了让人看吗……”可见，“直男癌患者”在虚拟空间内大有人在。
这就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化解“被偷拍者”的维权困境。从道德层面，我很赞成当事女孩说的那句话，“放弃维权并不意味着自己认可了这种理论”。即我怎么穿是我的权利，我可以性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来拍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个女孩，穿漂亮的衣服、显示自己身材，是她个人的自由，如果欣赏，请保持远观，不要“亵玩”，而如果不懂尊重，请立刻放下你手中的相机。
而站在法律层面来理解，还是得说到取证难以及受害者不愿被曝光的问题。偷拍自然是涉嫌侵权的，但是要维权，对于被偷拍的女性来说，则面临举证难的情况。一是被拍的女性大多不知道自己被拍，就算知情，也很难当场反应;二是面对高成本维权、低成本违法的现状，能够锲而不舍地站出来较真的人，终究只是少数。
所以，看待偷拍乱象，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将其当做个例，也不能仅对视频发布者封号了事。如果网络平台并未尽到审查义务或未及时删除，也需承担连带责任，当然，前提是要让受害者敢于维权，有法可依、有理可循!
照片怎么拍，角度怎么调，是相机的事，但隐私权属于被拍摄者，没有同意拍摄和发布，就不能由所谓的摄影师说了算，必须经过被拍摄者同意。否则，随随便便一个人，拿着相机出来装模作样，都能自称摄影师在街拍，其荒诞程度可想而知。
宋潇 来源：中国青年报
让教育资源从“高地”流向“洼地”，缩小教育的地区差距，需要政府与社会各界不断地投入。为求学路上遇到经济困难的学生扫清障碍，需要有为者尽到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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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大学生，一些农村家庭举全家之力，甚至不惜砸锅卖铁，是否值得?最近几年，这个原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经常被拿到舆论场中讨论。
问题的背后是社会心态的变化。随着高等教育日益普及，大学生身上“天之骄子”的光芒确实不再像原来那么耀眼。考上大学，并不意味着从此衣食无忧、飞黄腾达。有人通过简单的比较得出结论：普通大学生毕业，月工资可能也就三五千元，还不如工地上的“搬砖”工人，因此农村家庭不如早早让孩子进入社会工作。
然而，这样的比较是片面的，由此推出的结论也是狭隘的。尽管，有没有上过大学已不再是影响收入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但教育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可能，却是过去、现在、将来，始终不变的法则。
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有一个桥段让人印象至深：留学国外的主人公在餐馆打工补贴生活，遭受老板娘的苛刻对待，一位好心的顾客悄悄给他小费，还说，“你还年轻，会走得很远，而她一辈子只能呆在这里”。很多人都有年轻时受人白眼、遭受挫折与磨难的经历，是教育让他们成就理想，抵达人生事业的远方。
治贫先重教，发展教育是减贫脱贫的根本之举。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必须让贫困家庭子女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呈多层次发展格局。推进教育减贫，不仅要让贫困子弟上大学，更要为优秀贫困子弟上一流大学创造条件。不管是通过远程直播教学等技术手段，还是开展师资交流、鼓励师范生到农村任教，要确保农村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享有公平的机会，不让他们在起跑线上落后。
有学者根据宏观数据和计量模型估算了主要投资的减贫回报。其中，教育投资的减贫力度较大，每万元投资平均减少9.62个贫困人口，超过基础设施建设对减贫的影响。当然，体现教育减贫的效果需要较长的时间，不像其他投资那样“立竿见影”。对于教育减贫不能急于求成，而要立足于精准，坚持科学性，追求实效。无论如何，只有教育水平真的搞上去了，才能深刻地改变一个民族，才能为国家的长远稳定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新的产业革命，需要更多有知识的人发挥才干。现在，高学历者在产业一线工作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那种认为打工就是到工地上“搬砖”的想法早已过时。哪怕是送快递，知识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延边大学一位博士生因为家境贫寒兼职送快递，自创快递编号法，工作效率达到普通快递员两倍以上。太多的例子证明，在现代社会要做好一名合格的“工匠”，离不开知识和教育。
其实，让寒门子弟向上流动，教育依然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环节。每年高考之所以举国关注，不光因为它寄托着人们对教育公平的期许，也因为它传承着教育改变命运的执着信念。一代又一代寒门子弟，因为获得了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跨越大江大河，迈向美好生活的彼岸。
让教育资源从“高地”流向“洼地”，缩小教育的地区差距，需要政府与社会各界不断地投入。为求学路上遇到经济困难的学生扫清障碍，需要有为者尽到担当。“家有大学生穷5年”的现象或客观存在，这固然只是一时的困难，但为贫困家庭撑一把腰、助一臂之力，为他们减轻后顾之忧，无疑能帮助他们作出正确的选择，让他们沿着理想的道路走下去，坚信接受教育的意义，确立正确的人生航标。
当前，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已经实现“三个全覆盖”，即各个教育阶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贫困学生无论在哪个地方，无论在哪所学校，都能得到相应的资助。农村学生在求学中遇到经济问题，已经可以通过政府、社会的多种途径来解决，而不是把家庭当作唯一的依靠。当下，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俭学等多元化的资助政策体系，也在为贫困学生自立自强打开一片蓝天。
抱怨和吐槽总是容易的，但改变只有依赖基于现实的努力。我们要始终认清，教育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底线，无数农村学子从课堂走出去，拥抱远大前程。在各方面的帮扶下，坚信知识改变命运，没有什么坎儿是迈不过去的。哪怕寒潮苦雨，哪怕狂风巨浪，只要教室里的那一盏灯还亮着，希望就在，人心就能笃定，梦想就不遥远。
王钟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一边是国内用户遭遇退押金难，一边是网友自曝假装外国人不但押金被秒退，还收到致歉信，这让本就处于风口浪尖的ofo，引起更多网友的关注。
据报道，有网友称，他假装自己是一个来自加州、在中国生活了两三年、中文不太好、做事喜欢上纲上线的外国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ofo写了封投诉邮件，没想到ofo很快给他退了押金，还回复了一封英文邮件道歉。
ofo小黄车创始人兼CEO戴威曾表示，ofo将始终坚持用户第一的原则，通过技术革新和高效运维继续引领共享单车行业发展。而反观现实，就是这样坚持用户第一的?善待用户，这是企业的生存之道。如果对用户不真诚，做不到一视同仁，只会被广大用户抛弃。
其实，以老外之名，讨回押金，只是ofo押金事件中的一个花絮而已。ofo陷入危机由来已久，最受人诟病的就是押金退还。不久前，中消协公布《2018电商行业消费数据报告》称，随着共享经济部分企业频繁曝出挪用押金、企业倒闭、退款难等问题，共享经济的投诉量在2018年呈现上升趋势。可印证的是，ofo的投诉量暴增。日前北京青年报报道称，北京市民组团前往ofo总部退押金。后续是，“在ofo公司总部，排队要求退押金的用户已经从5楼排到了1楼”。押金难退，相当于撕毁了契约，对用户造成了难以预估的伤害。如此一来，还能赢得用户信任吗?
应该说，没有哪家企业在发展征程中始终一帆风顺。有问题不可怕，怕的是回避问题，更怕的是推三阻四，毫无诚心解决问题。
ofo押金事件仍在发酵，透过这一事件我们也许应探讨如何正视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业态，共享经济有其价值，比如有人认为，共享经济不仅是在做加法，更是在做乘法，以此有效降低创业创新门槛，实现闲置资源充分利用，形成新的增长点，为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此外，共享经济的人人皆可参与、人人皆可受益特点，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肯定共享经济的同时，监管部门应该审思，如何让共享经济趋利避害，更好地发挥效用。
面对企业问题丛生，监管一旦滞后，受损的不只是共享经济，更包括广大用户。以ofo为例，谁来管理押金，如何管理押金，押金如何及时、便捷退还用户?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必要纳入监管部门的议事日程。最关键的是，通过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防范企业乱用乃至吞噬用户的押金。目前，ofo押金事件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公共事件，无论中消协还是其他相关的部门，都应该及时出手，依法帮助广大用户维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呼吁监管部门监管，并非唱衰共享经济，更不是一棍子打死共享经济。其实，针对新产业新业态，如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国务院早就提出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包容审慎，不是放任不管。在监管中稳步行进，在行进中遵纪守法，当共享经济发展壮大了，受益的是用户，也是企业。故此，认真剖析ofo押金事件，并通过制度设计减少损害，是时候了!
据媒体报道，教育部预计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834万人，将再创新高。同时，根据教育部报告显示，本届95后应届生的平均期望薪资达到了8431元/月。
如今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未就业人群供给的情况下，依然有很多高薪岗位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结构性低薪”。它指的是市场中存在着高薪岗位的供给，也有企业对这类人才有着强烈的需求，但是，劳动力市场却满足不了这个需求，达不到企业所提出的标准，结果导致空有高薪，但大多数人却无法获得。在这种情况下，提供高薪优厚待遇的公司的人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大学生的理想就业愿望也没有能够实现，从而出现了报告中所显示的大学生理想工资高于实际上所能获取的工资。
对于大学生的工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就业的大学生没有找到自己在工作中的“不可替代性”，从而在当前“结构性低薪”的现实下，无法达到自己的理想薪酬。大学本科期间能够学到很多的专业知识，但是仅仅有这些知识储备距离工作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以经济学专业为例，经济学本科主干学科是微观、宏观等理论经济学和投资学等应用经济学，但是，真正就业时他们所对口的证券公司、银行等工作或是撰写行业研报、或是进行风险分析，这些与本科期间的书本知识还是有很大的差别。那些在职场上摸爬滚打很多年，感受过资本市场刀山火海的老油条们以充足的工作和实践经验，比这些初入职场的大学生所能给公司带来的价值要多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大学生的工资没有有丰富经验的人工资高。
工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你工作的“不可替代性”，而正是这种不可替代性才让企业更愿意用更高的薪酬留住你。
企业愿意雇佣一个劳动力，看重的是其未来能够给公司创造的价值。如果一个职员能够给公司带来巨大的价值，同时其他人选还无法替代他在公司中的作用，那么公司会愿意用更高的薪酬留住他。
随着毕业大学生规模的增大，越来越多的同类型同专业近似水平的大学生不断涌现，每个人的“不可替代性”都被削弱，从而整体的收入水平降低。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关于水和钻石的比较，之所以水作为生命之源的售价并没有钻石高，有一部分原因是在于水的边际成本远远小于钻石的边际成本。同样，如果大学生自身的工作替代性如水一般，工作很努力但是公司多他一个或少他一个差别都并不大，那么即使他的工作能力很强，他被支付的薪酬也不会很高。
所以，大学生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职业规划、获得理想的收入，就需要提升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在大学期间，不仅要好好学习书本知识，更应当勤于将知识付诸实践，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实习过程中，以学习技能、提升经验为目的，而不以简单的薪酬待遇来评判工作的好坏。同时，要多思考，多从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并付诸实践，充分发挥“干中学”的作用，降低自己的边际成本，提高自身劳动力的生产率。
如今，复合型人才越来越得到企业的青睐，经济、数学、统计、法律等等学科交叉领域越来越广泛，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能力，才能让自己成为公司中不可替代的一分子。
最后，大学生在初入职场时，有一个美好愿望和远大的目标是值得鼓励的，在遇到现实的打击时，不应自怨自艾，愤世嫉俗，而应当通过不断学习和锻炼提升自身的“不可替代性”，从而让理想真的变成现实。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女司机似乎更容易出事故，其实不然。 12月13日，无锡交警支队就2018年度交通事故情况进行了全面盘点，以数据为女司机“正名”：数据显示，今年截至12月10日，无锡发生各类交通事故(包括伤亡事故以及直接走保险理赔途径的轻微事故)30万起，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预计全年事故在31.5万起左右。从男女司机事故比例来看，所有伤亡事故中，女司机的事故比例占15%，死亡事故占比不到12%。
“所有伤亡事故中，女司机的事故比例占15%，死亡事故占比不到12%”——这个数据足以推翻过去的一个说法：女司机是第一号的马路杀手。
是不是无锡市的情况特殊，其实不然，这样的数据并非仅仅出自无锡一市。去年三八妇女节时，南京交管部门公布，截至当年2月底，南京共有312万名机动车驾驶员，其中202万为男性驾驶人，110万为女性驾驶人。2016年，南京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57481起，其中由女司机引发的轻微交通事故只占总数的18.4%，由男司机引发的事故则占到了81.5%。而女司机引发有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比例更低，2016年南京市三年以下驾龄驾驶人引发一般以上交通事故共282起，其中男性驾驶员引发253起，女性驾驶员引发35起，女性驾驶员只占13.8%。
但是提起女司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马路杀手。曾经听过这样一个笑话：马路上什么司机最让人害怕?答：女司机和新手女司机。
更有甚者，一些文章煞有介事地分析：女司机为什么容易出事故?一是穿高跟鞋不易刹车;二是没有养成“备刹车”的习惯;三是容易分神，注意力不集中。更有人从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差异来分析女性司机多出事故的理由。
但是从现实客观数据来看，所谓“女司机更容易出事故”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所谓女司机容易出事故只是一些人的感觉，并没有准确的宏观数据作为支撑。无锡和南京两地交警提供的数据给这些流言有力的回击。
其实，绝大多数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是不遵守交通法规造成的。女性较男性更为心细，驾驶准备也更加细致周密，加之生活规律、睡眠充足，驾车行驶时不易疲倦，且饮酒吸烟者较少。而且，女司机开车更注重不超速，大多数女性不会开“斗气车”，在驾驶过程中比较稳定，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也较强，超速行驶、闯红灯、酒后驾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也较少，在堵车时也不容易急躁，所以女性引发的有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比例要比男性少得多。
当然，如果我们从出事故的女司机身上总结教训，引起全体女司机注意，从而更加保证女司机的安全驾驶，这是必要的，也是善意的。但如果没有事实根据，编造女司机容易出事故的谎言，还是需要纠正和澄清的。如果再把这样的谎言作为歧视妇女的根据，就更加需要推倒了。
以推行“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及其取得的治理效果为基础，北京要继续推进城市治理和基层治理规范化、制度化、精细化，不断做大城市治理的效益和红利，不断提升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建设和谐宜居之都成为所有人参与并受益的民生工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40年来，中华民族行进在激越壮阔的复兴征程上，北京作为大国首都，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社会经济发展和各项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生动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史诗般进步。
40年来，北京坚定不移推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斐然。201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是1978年的41.2倍，年均增长10%。北京经济发展实现了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向减量集约转变，成为国内第一个提出减量发展的城市。2017年北京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406元和24240元，分别是1978年的170.8倍和107.8倍，年均分别增长8.1%和6.8%，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转变。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北京在新形势新时期的战略定位，提出了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奋斗目标。在建设宜居之都的征程中，北京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市委书记蔡奇指出，北京人口资源环境矛盾依然突出，“大城市病”还比较严重，影响了首都功能的发挥，影响了服务保障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高，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缓解交通拥堵等还需下更大气力;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领域问题较多，保障改善民生、扩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北京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深层次上是功能太多带来的，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要把一些功能转移出去。近年来，北京大力推动发展模式深刻转型，摒弃“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式粗放发展路径，构建“高精尖”做好“白菜心”，一般制造业企业、批发市场、物流中心有条不紊地疏解出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迈出了稳健坚实的步伐。
让北京的生态环境更加绿色宜居，是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必须交出的答卷。近年来，北京污染减排领跑全国，提前动态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三五”任务。绿色空间大规模增加，2017年与1980年相比，全市森林覆盖率由12.8%提高到43%，城市绿化覆盖率由20.08%提高到48.2%。北京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持续改善，不断朝着天蓝地绿水清、环境友好、和谐宜居的目标迈进。
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越是超大城市，管理越要精细”。北京作为超大型城市，在繁荣向上的背后存在着不断叠加的治理矛盾，如果仅对原有管理方式进行调整增补，是远远不够的。近几年来，从胡同整治、棚户区改造，到缓解交通拥堵、治理大气污染，北京拿出“绣花”功夫大力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效果显著提升。
时间进入2018年，随着“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的实施，北京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是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的重大举措，一系列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在“哨声”中迎刃而解。以推行“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及其取得的治理效果为基础，北京要继续推进城市治理和基层治理规范化、制度化、精细化，不断做大城市治理的效益和红利，不断提升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建设和谐宜居之都成为所有人参与并受益的民生工程。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时刻，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北京故事”翻开了新的序章。回首往昔，取得的成绩已经载入史册，展望未来，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推进深化改革开放，奋力开创首都发展更美好的明天。
本报评论员 樊大彧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2017年7月，中央财政紧急安排专项资金4000万元，并特别标注“特急”，用于支持甘肃省贫困革命老区扶贫开发。7月11日甘肃省财政厅收到通知，直到12月6日才完成专项资金分配工作，致使中央财政下拨的专项扶贫资金在省级财政滞留了146天。目前，相关责任人员受到了免职、降级等查处。
中央紧急下拨的扶贫资金躺在省级财政账上“睡大觉”，贻误扶贫工作，中央再急下面不急，具体工作无人落实，如此局面让人遗憾又愤怒。贫困群众眼巴巴盼着雪中送炭，中央下拨的特急扶贫资金却被卡在省级财政，一拖就是半年，不但暴露了有关部门作风慵懒、官僚作风严重，也暴露了扶贫资金拨付中监管缺失问题严重。这样的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此事再次警示我们，扶贫资金不能简单地“一拨了之”，后续的动态跟踪监督必须跟上，缺少了跟踪和监督，扶贫资金难免“睡大觉”，耽搁扶贫进度。
人们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扶贫资金趴在有关部门账上“睡大觉”，并非“巧妇”无米，而是“巧妇”严重不作为所致。与被套取或违规使用相比，扶贫资金被闲置，看似钱还在那里，但扶贫资金的闲置，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相关工作的停滞。扶贫资金不仅寄托着贫困地区人民改善生活的希望，依法依规全面充分使用扶贫资金，更承载着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
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扶贫资金“睡大觉”，老百姓急需要的“救命钱”不能到位，他们想做的事和想发展的产业，都可能因为缺少资金而胎死腹中。这对打好脱贫攻坚战，帮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都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大量资金趴在账上“睡大觉”，不仅增加了资金的占用成本，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更影响了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耽误了扶贫战略的推进和发展改革的机遇，可谓弊莫大焉。
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老百姓相互之间要转一笔账，通过网络，可以在分分钟钟之间完成。虽然政府的扶贫资金下拨，需要经过一些必要的程序，需要一个过程，但无论怎么说，扶贫资金在省级财政滞留了146天都是说不过去的。《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建立健全扶贫资金的检查、监督制度，尤其是管理部门，应当对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扶贫资金不能按时到位、配套资金达不到规定比例、投向不符合规定的，及时纠正。同时，地方各级政府应当组织社会有关方面加强监督，把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由此看来，扶贫资金“睡大觉”，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有一点不能排除，那就是缺少跟踪监督，扶贫资金就有可能“睡大觉”。
为整治扶贫资金“睡大觉”懒病，让每一分扶贫资金都切实发挥效益，各级领导干部需要提高政治意识，多些接地气的调研，多精准发力，严格监督，层层压实责任。扶贫资金应实行专户储存、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和程序，形成政府和社会合力，尽可能采取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加强资金监督。
同时，要加大审计和查处责任落实，完善机制，对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等问题及时查处，对无故长期大量闲置扶贫资金的项目和有关责任人必须进行问责。要加大问责的力度，提高扶贫资金闲置违规成本，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让扶贫资金真正雪中送炭。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梁莹被指涉嫌抄袭多篇学术论文一事，现在有了新的进展。南京大学日前召开警示教育大会，会上通报了学校对梁莹学术不端等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理情况。学校认定梁莹存在学术道德等师德问题，且情节严重，决定给予梁莹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过处分，取消梁莹研究生导师资格，将其调离教学科研岗位，终止“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聘任合同，报请上级有关部门撤销其相关人才计划称号和教师资格。(相关报道见06版)
南京大学对梁莹涉嫌学术不端进行严肃调查处理，体现了对学术不端“零容忍”的态度。此举也向该校所有教师和学者表明，只要发生了学术不端行为，涉嫌抄袭的论文不可能“一撤了之”(梁莹把自己涉嫌抄袭的论文撤回，被称为“404教授”)，也不可能通过“主动辞职”来止损，只有坚决做到对学术不端的零容忍，才能对当事者进行应有的教育惩戒，并对其他学者起到警戒作用。
相对其他学术不端事件，梁莹事件有一定的特殊性，她主动撤回自己早年发表的论文，对此要不要追究学术不端的责任?从严肃规范学术治理角度看，只要论文涉嫌学术不端，即便主动撤销，也必须追究责任，原因是这涉及学术道德问题，而且当事人也因为论文发表获得了学术利益。
梁莹事件的另一个特点，在深陷学术不端舆论旋涡之后，梁莹告诉媒体，因为无法忍受部分同事、学生及媒体的“恶毒攻击”，同时鉴于身体原因，自己已向学校提出辞职。梁莹这样做，被舆论解读为及时“止损”，也让人们担心，南大会不会因为其已提出辞职而淡化处理。辞职和学术不端处理是两码事，如果提出辞职之后，学校就不启动调查并做出处理，那当事人就算全身而退，离开南京大学后还可以到其他大学谋职，这岂非对学术不端的放任与纵容?
南大公布的调查处理结果，回应了公众的质疑，学校没有因为当事人主动撤回论文，对其学术不端的处理也“一撤了之”，也没有让当事人如愿“止损”，而是做出了将其调离教学科研岗位等7项处罚。如此处理对当事人的惩处是比较严重的，体现了对学术不端等师德问题高度重视的态度，值得肯定。
从严肃规范处理学术不端出发，南京大学还可以进一步向全校师生、社会公众公布详细的调查内容。南大的通报提到，“经调查并经南大学术委员会、教师职业道德与纪律委员会研究，认定梁莹存在学术道德等师德问题且情节严重”，那么，做出认定的事实依据是什么?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些信息不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机密，应当依法依规通过适当形式予以公开。
对梁莹的处罚，包括学术处理、教育处理和行政处理，涉及学术不端的应该按学术原则处理，涉及教育教学的问题应按教育原则进行处理，而涉及行政违规的应当按行政规定处理，因此，有必要交代梁莹具体的违反学术规范、师德规定和行政规定的事实。这样的处理能够让当事人心服口服，也是满足师生和公众知情权的需要，有利于师生和公众根据事实，判断对当事人的处罚是否恰当，并从中记取教训。
学术不端的处理要尊重学校的自主权，但是公众也有权监督大学用好自主权。比如，按照通报做出的处罚，梁莹将被调离教学科研岗位，她接下来是不是会转到行政管理岗位，学校对此应有必要的交代，使这次对学术不端的处理更完备。
此事应当促进大学深刻反思管理和评价中的“唯论文论”“唯职称论”“唯帽子论”问题。一些年轻教师把所有精力用于快速炮制论文，想方设法发表论文获得头衔。不科学的教育和人才评价体系，是滋生学术不端问题的重要原因。必须破除“唯论文论”“唯职称论”“唯帽子论”，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去功利化，让教育管理和评价体系回归教育和学术本位。此事也应当教育所有的青年教师和学者，必须踏踏实实走好学术研究的每一步，避免因急功近利涉及学术不端，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留下无法“撤销”的污点。
法律本要惩罚不守规矩的“恶人”。而当守规矩的好人受辱、受欺，管理者、执法者还是仅仅停留在“好言相劝”层面上，那么人们想要的秩序与公平显然将遥遥无期
□ 舒锐
今年12月8日，在武昌至上海南的Z25次列车上，出现了霸铺大叔罗某，购买短途卧铺到站后拒绝下车，列车工作人员要求其补票遭拒，不仅被罗某大声辱骂，反称“你们让我上了车，我就要坐”，态度恶劣且抢夺值乘列车长的巡视记录仪。面对乘警的劝说，罗某依然嚣张，拒不配合。因为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到前方车站后，铁路民警遂将其强制带离下车，依法实施行政拘留处罚。
近期，霸座男、霸座女、霸座大妈，各种霸座事件不断刷屏，屡屡引发众怒。虽说霸座者可恶，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但何以引来人们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在浅层面上，人们看待新闻事件时往往有代入感。我们担忧自己沦为局内人，辛苦抢购的座位被人霸占，却得不到任何说法与保障。
深层次上，随着法治社会建设不断深化，公平正义已经如同空气和水一般成为人们的必需品，而身边所发生的不公事，虽然微小，但最让我们有着切肤之痛，也最让我们所不能容忍。花钱购买的座位，我有权利凭票入座。愿意让座，是情分;不让座，是本分。没有任何人有权对我提出强制要求，更何况强行霸占我的座位。这是人们对火车上的公平正义最朴素、最底线的要求。
其实，在火车上霸座，已经超出了道德范畴。法律对火车这一公共场所的安全与秩序有着特殊保护。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扰乱火车秩序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坐火车需要买票，只买坐票不能跑去睡卧铺，未经允许或默许不能抢他人座位，上车时候得有序排队，这些是火车上最基本的秩序。
在见诸报端的执法实践中，如同本次武汉霸座事件这般对霸座者进行拘留确实少见。期待对于情节恶劣的霸座者进行处罚能够成为常态，让法律不再只是一纸空文。而更重要的是，除了事后处罚外，面对霸座，应急性执法也须适时跟上。列车运营者在发现霸座劝说无果后，有义务及时报警，由乘警先对违法者再行劝说，若其坚持违法，则应当依法对其采取临时性强制措施，强制带离并作出进一步处罚。
法治社会中，面对霸座，作为文明者的我们为了避免冲突升级，放弃了自行将其赶走的自力救济。法律则成为了我们维护权利、实现正义的唯一依仗。法律本要惩罚不守规矩的“恶人”。而当守规矩的好人受辱、受欺，管理者、执法者还是仅仅停留在“好言相劝”层面上，那么人们想要的秩序与公平显然将遥遥无期。在类似事件中，管理者和执法者都必须强硬起来，莫因小恶而纵之。执法不是请客吃饭，只要法律硬起来，恶人就会软下去，公平终将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