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强国的根本。为培养高水平的学术型创新人才和应用型创新人才，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简称“拔尖计划”）和系列“卓越计划”，不断推进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创新。
　　
　　根据国家人才规划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部署，2009年，教育部会同中组部、财政部共同启动实施“拔尖计划”，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0所重点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建立了一批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探索高校拔尖学生重点培养体制机制。
　　
　　元培学院、致远学院，华罗庚数学班、严济慈物理班、唐敖庆班、钱学森班……20所试点高校大胆改革、努力创新，在选拔拔尖学生、开展因材施教、吸引学术大师参与以及加强国际化培养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机制。
　　
　　“拔尖计划”不仅吸引了一批有热情、有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更激发了高校教师培养创新人才的热情，带动了高校各学科专业全方位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教师聘任考评、招生选拔、人才培养模式、学生管理办法等，促进人才培养水平不断提高。
　　
　　10年来，“拔尖计划”共支持本科生9800人，已毕业5500余人。其中，98％的毕业生继续攻读研究生，在基础学科和相关领域继续深造的比例达97％；首批500名“拔尖计划”博士毕业生中已有2人入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40名学生获得世界一流大学教职。
　　
　　在此基础上，2010年教育部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12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系列“卓越计划”，着力创新高等工程、法学、新闻传播、农林、医学等领域人才培养机制，以提高实践能力为重点，探索与有关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模式。
　　
　　到目前为止，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已有210所高校的1257个本科专业点、514个研究生层次学科点参与实施，覆盖在校生约26万人；在66所高校建设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覆盖学生9.5万余人，1146名法律实务专家和1069名高校教师入选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计划覆盖全部299所开设新闻学专业的高校；卓越医生培养计划参与高校达129所，每年惠及7万余名学生；累计有99所高校参与了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每年惠及约4万名学生；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参与高校达64所，设立改革项目86个。
　　
　　2018年，教育部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奏响了全面振兴本科教育的时代强音。教育部等正式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将原先的单个计划变成系列计划的组合，由“单兵作战”转向“集体发力”。
　　
　　这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质量革命”，标志着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走向成型成熟，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由跟跑转向在部分领域并跑、领跑。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版在原有的基础上拓围、增量、提质、创新，扩大各计划实施范围和规模，增强改革力度，努力探索高校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这一计划将于2019年至2021年间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计划明确三项核心任务，即面向所有高校、所有专业，全面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建设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一流基地。
　　
　　教育部表示，希望通过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在全国高校掀起一场“质量革命”，形成覆盖高等教育全领域的“质量中国”品牌，全面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奠定坚实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卓越拔尖人才。

　　泰晤士高等教育日前发布了第14届年度世界大学排名，从全球范围来看，牛津大学依旧蝉联第一。剑桥大学上升了两位，跃居至第二位，赶超了并列第三的加州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虽然美国继续雄踞榜单，但中国的大学也在逐年快速赶超。中国有66所大学上榜，其中10所为首次上榜。北京大学为中国排名最高的大学，并列第27名。清华大学排第30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排名的编辑部主任表示：“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显示，中国在高等教育上的进步是确实存在且发展迅速的。13年来，中国首次有两所大学进入前30名，其领先的大学如今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全球精英的一部分，并超越了美国、英国和欧洲的多所名校。” 在今年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东亚地区表现很突出。北京大学与纽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齐名(并列第27名)。同时，清华大学赶超了墨尔本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慕尼黑大学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消费社会”，人们的一些消费需求不是来自真实的需求，而是被厂商、广告商所诱导出来的。生产者经常通过人为制造出一些消费需求，目的是销售人们可能并不实际需要的产品。比如一些厂家为了销售他们的老年营养品，便通过各种营销活动，让老年人相信他们的健康确实需要这些营养品，从而变成营养品的消费者。商家要使大多数老人相信，他们的确需要这种产品。在制造这些消费需求的过程中，老年人之间的互动必不可少，厂家会通过各种活动将老年人组织在一起，老年人互相分享经验，使得原本不相信营养品的老年人也会相信，甚至成为积极的消费者。
　　
　　在中小学校外培训领域，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为建构起来的消费市场。现代教育的本质，就在于通过规范的学校教育，使居民在就业前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实现社会化。社会现代化与学校教育的普及密不可分，学校教育承担着最主要的教育功能，学校之外的教育应该是学校教育的补充，提供一些个性化、差异化的教育，比如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辅导，对一些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比如在艺术、体育等方面具有一定天分或潜力的学生）提供专门的教育培训。然而，现在校外培训已经成为一个产业，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造成一种所有的学生都需要接受校外培训的氛围，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市场是这个产业所制造出来，学生的需求也是被诱导的。
　　
　　特殊教育的普遍化是制造需求的重要手段。校外培训本来是为孩子提供一些个性化教育，比如学校教育可能不能满足一些有特殊天分的孩子的个体化需求，包括音乐、体育或者数学等，但是校外培训正在把这些个性化教育普遍化，似乎所有的孩子都要学习钢琴，学习美术，学习冰球，如果没有给孩子在小的时候提供这些教育，似乎就是家长的失职，特别是对于望子成龙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家长来说。个性化的需求变成普遍的需求，于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就被制造出来了。
　　
　　让孩子能够出头是校外培训的另一个重要吸引力。学校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语文、数学等知识的系统教育，但是要想使自己的孩子能够超出同龄人，从而成为同龄人中最出色的，那么就要给他超出同龄人的教育，所以许多英语、数学和语文的课外班纷纷出现。参加了课外班的人获得了知识的强化，这反过来刺激那些没有参加课外班的学生也要参加课外班，这样才能重新回到同等水平的竞争上，于是所有孩子都要参加课外班，还要参加最好的课外班。别人的孩子参加课外班就成为自己孩子参加课外班的理由，如果孩子参加课外班以后成绩有所提高，那自然要坚持参加课外班；如果没有提高成绩，那就更需要参加课外班，而且要参加更好的课外班。
　　
　　校外培训更是通过考级来不断巩固这样一个消费市场。正像一些消费者需要名牌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一样，各种考级和证书也是一种校外培训的炫耀品。大部分的学生参加了许多课外班以后，考级和证书就成为最好的刺激和炫耀。对于孩子来说，获得一个证书是一种刺激；对于家长来说，一个级别证书也是一种炫耀。
　　
　　在制造这样一个巨大产业的过程中，学生的家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很多时候，家长通过相互暗示和自我暗示，不断产生一种校外培训的焦虑。如果一个孩子进入一个一般的学校，家长就会想，如果孩子进入的学校一般，要在未来的竞争中成功，就需要更强化的教育，所以需要去上课外辅导班；如果幸运地进入一个比较好的学校，也会自我暗示，周边的学生都那么出色，要想表现更好，就更需要上辅导班。在家长的互动中不断讨论要学习什么，要去上什么样的校外辅导班，从而形成相互的暗示——上课外辅导班成为普遍现象，不上反而成为异类。
　　
　　作为一个产业，校外培训的迅速发展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作为学生的家长，必须要成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这个市场给家长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消费品，对于那些有真实需求的学生来说，校外培训可以满足家庭的一些特殊需求；其次也要认识到，同所有其他消费品市场一样，这个市场上也存在故意夸大或虚假的宣传，并非所有孩子都需要校外培训补充，也并非所有的校外培训都是有效的；第三，要合理安排孩子的时间，把孩子放到课外辅导班也许可以学习和巩固一些知识，但同时也减少他们游戏、自我发展和自我选择的时间。

　　近日，一则“剑桥承认中国高考成绩”的消息迅速发酵。有声音称，这是剑桥要和清华、北大抢人了！真相是什么？3月28日，来到南京的剑桥大学副校长大卫·卡德威尔（David Cardwell）教授当面回应，这种说法并不太准确，剑桥并不唯高考“成绩论”，高考分数是参考的一个方面，剑桥大学的招生其实是综合评估。
　　
　　剑桥其实早在14年前就已接受中国高考成绩
　　
　　大卫·卡德威尔先生表示，其实剑桥早在2005年开始就已经接受中国高考成绩，是英国最早接受的大学之一。但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学生申请剑桥大学本科时，高考成绩只是剑桥考虑的其中一项，还需要雅思成绩、学术能力、课外活动等等项目进行辅助申请。因此，即使申请者高考成绩达到全省0.1%，剑桥也不一定会给他们发录取通知书，而是综合考量学生各方面能力。
　　
　　与美国大学申请不同，英国录取体系更看重的是学生的学术潜力。也许你只要在某一领域很有特长，或者参加很多课外活动，就会得到美国大学招生官的青睐，但是英国还是比较重视学术的，但不是唯分数论，你需要围绕着专业做一些深入研究性学习。
　　
　　大卫说，中国的教育体系与英国存在很大差异，比如中国学生要学得很广，在校要学习9门学科。而在英国，学生自主选择科目学习，他们会从很多课程中选择3-4门，学的面相对窄，但内容很专。
　　
　　剑桥来宁“抢人”，南京三名校有推荐权，学生也可自荐
　　
　　大卫·卡德威尔先生还透露，从 2019年开始，中国学生有机会在高中阶段进入“剑桥储英工程”，提前为通过剑桥大学的选拔找准方向，剑桥大学还会为优秀学生提供每年5万英镑的高额奖助金。
　　
　　什么是“剑桥储英工程”？记者了解到，“剑桥储英工程”项目教学培养基地由剑桥大学中国遴选中心（CEIS）设立，位于上海，2019年春季启动全国招生、9月1日正式开学。
　　
　　据悉，2019年“剑桥储英工程”项目班招生采取两种形式：学校推荐加学生自荐模式，目前南京的南京师大附中、金陵中学，南京一中在推荐高中之列。此外学生也可以通过自荐进行申请。
　　
　　大卫·卡德威尔先生表示，申请的高一学生要求成绩列于省或地级市重点中学的前15%，英语成绩优秀。初中毕业则是要求初中成绩优异，且英语成绩优秀。学生将学习剑桥独家定制课程，由剑桥、牛津、帝国理工的教授讲授和参与课程。培养剑桥、牛津面试需要评估的潜能和进入大学学习后必须具备的能力。
　　
　　剑桥大学中国遴选中心负责人张梧华则表示，从15年来剑桥录取大数据表明，大量高分学生面试时无法有效展示能力而痛失录取机会，而“剑桥储英工程”可以有效避免面试中出现的问题。

　　自2月15日起，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陆续放榜，一时间，考研成绩的话题持续占据着网络热搜榜。
　　
　　在逐年攀升的报考数据中，“考研热”是近年来舆论场上的老话题。或为躲避就业竞争，或为寻求学历镀金，亦或因为名校情结，大学生选择考研的理由各种各样，有的人走上考研路，甚至仅仅因为毕业焦虑中的“随大流”。
　　
　　当学历成了执念，还有多少人为学术深造而决定考研？
　　
　　某考研培训机构内景 中新社发 张勇 摄
　　
　　非985不读！求学路上的名校情结
　　
　　2月15日，熊晓珊拿到了自己的考研成绩。对比去年的分数线，她有望拿到山东大学传播学专业的复试资格。
　　
　　2019年研究生考试，已是熊晓珊第二次走进研究生考场。和她一同参考的，还有来自全国的290万考生。这一规模较上年激增52万，增幅达21.8%，成为近十余年增幅最大的一年。
　　
　　290万考生，考研的理由也不尽相同。在熊晓珊看来，借考研冲进名校，才能在毕业生中脱颖而出。
　　
　　熊晓珊的竞争压力有着现实支撑，据中国教育在线数据统计，全国高校毕业生数量近20年来一直增长。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834万人，较上一年增加14万人。
　　
　　一面是高校毕业生规模的扩大，一面是僧多粥少的就业机会，熊晓珊认为，获取985高校硕士文凭才能从就业大军里脱颖而出。
　　
　　连续两年，她都把目标定在山东大学。在她眼里，这所专业排名靠前的985高校，能让她在学历上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然而，考研升入985大学并非易事。整个大四毕业季，熊晓珊放弃了所有单位的实习和招聘机会，一心放在备考上。可第一年考试她还是名落孙山。
　　
　　“再考一次。”熊晓珊很快做出决定。即便今年已是“二战”考研，熊晓珊却不打算做出任何妥协，她表示，无论是专业还是大学，自己绝不接受调剂：“不是985大学，我明年再考第三次。”
　　
　　学子为考研紧张复习。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门槛焦虑”下，高学历成考研执念
　　
　　在持续升温的“考研热”里，往届生屡战考研早已不是新鲜事。
　　
　　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19年研究生招考试中，2018年往届生占比已达到45%，接近半数。
　　
　　23岁的李佳恒，就是“往届生”考研群体中的一员。2019年的研究生考试，是他第二次参加。在他看来，一份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文凭能换来更好的就业机会。
　　
　　随着社会整体就业门槛提高，追求高学历的就业敲门砖，成了多数大学生的考研动力。中国教育在线的数据显示，考生在报考研究生时，首要动机为就业压力大，提高就业竞争力，占比36%。
　　
　　李佳恒萌发考研想法，同样来自就业的“门槛焦虑”。本科学习新闻专业的李佳恒，大四进入一家互联网企业实习，同事告诉他，入职必须是硕士学历。
　　
　　“没有学历，意味着被很多单位拒绝”。在投出其他几份简历后，李佳恒意识到学历已成了进入好单位的硬门槛。
　　
　　去年年初考研失利后，6月份，本科毕业的李佳恒留在北京租房准备专心“二战”。新一轮备考也让他压力倍增：同龄人或已走上工作岗位，或已升入心仪大学，唯独自己还没有着落。
　　
　　就业迷茫，升学成毕业“唯一选项”？
　　
　　冲刺在考研路上，有人为了踏入名校，有人为了一个更好的就业平台。但对于现年25岁何立峰来说，考研却变成了一种无奈：“没想好以后干什么，只好接着读书。”
　　
　　算起来，2019年研究生考试已是何立峰第三次走进考场。用他的话说，前两次考试失败，是因为自己没找到考研动力。
　　
　　2017年，何立峰从重庆某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大四找工作时他陷入迷茫：“和专业匹配的工作寥寥无几，也不知自己的兴趣所在。”一时间，何立峰不知未来路在何方。
　　
　　考研是何立峰多数同学的选择，不知所措的他也决定加入考研大军。自2016年起，何立峰走上了3年考研路。
　　
　　但这条路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放在何立峰眼前的，是逐年递增的报考人数：2016年报考研究生人数177万，到2017年升至201万。一年时间，人数激增24万。
　　
　　但何立峰却并没有花时间准备。在他的人生设想里，升学并非出于学历追求或名校梦想，只不过是自己就业迷茫之际，放在面前的救命稻草：“考上了研究生，可以推迟几年毕业。”
　　
　　在就业压力面前，考研成了何立峰逃避现实的“唯一选项”。错过了应届生就业机会，对何立峰而言，无论就业还是考研，都是两难的选择。
　　
　　前不久，何立峰拿到了第三次考研成绩，结果依然不理想。是坚持再战一年，还是就此走上工作岗位，这个两难的问题，又再度摆在他的面前。
　　
　　图为考研生坐在楼梯上专心背诵。孙宏瑗 摄
　　
　　考研热，怎么降温？
　　
　　如今，“考研热”已持续多年。统计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中国考研报名人数除在2014、2015年稍有下降，其余年份都呈增加态势，2017、2018年增幅更在10%以上。
　　
　　考研是否应该成为多数学生的选择？海天考研院校大学生职业规划师吴睿对记者表示：“考生切勿将考研当成执念或理想，选择考研与否，应从自身条件和社会的外部环境出发来考虑。”
　　
　　针对越来越多往届生坚持考研，在吴睿看来也有着现实的理由支撑：“工作单位学历要求提高，就业压力之下，学生不得不考取高学历。”
　　
　　“即便如此，考研也不可盲目跟风。”吴睿指出，对往届考研生来说，评判自己是否继续考研，应从自身学习能力和科研能力出发：“如果学习吃力，就应该适当调整目标院校，甚至进行新的职业规划。”
　　
　　除自身科研能力，外部社会环境也应成为考研与否的参考标准。
　　

　　“相比学历而言，用人单位更看重职业技能，考生应从所学专业出发，结合当下就业环境和专业实用性，充分考虑读研的必要性。”吴睿说。

       寒冰

　　人民网北京3月25日电 （记者 郝孟佳）近日，由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广东省留学服务协会联合主办的“首届筑梦杯中国留学规划师颁奖盛典”在北京举办。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桑澎表示，未来留学行业的潜在市场将延伸至三线城市，并随着留学服务市场的细分升级、留学服务生态链的不断完善，对于留学行业的主力人群留学咨询师的综合实力要求将会越来越高。
　　
　　桑澎说，中国留学行业发展40年来，留学生群体既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留学政策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负笈海外，中国留学生已成为世界舞台中央最亮丽的名片。当下，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消费水平及消费形式的不断变化，留学行业也将呈现平台化服务创新发展趋势。这些平台的出现，对于留学行业平台化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颠覆了传统留学行业，是我们理想的留学行业服务模式。
　　
　　小希教育运营总经理向晓华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高速发展，中国留学行业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随着出国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对于留学顾问的要求也变得更高。留学顾问只有通过不断完善自我、提高工作效率、塑造个人品牌、提升职业素养等才能跟上需求。
　　
       寒冰

　　高职“单招季”，恰逢“高职今年扩招100万”，让不少高职院校更忙碌了。
　　
　　3月15日，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紧急发布通知，单独考试招生录取人数将在已公布计划2700人的基础上大幅增加；次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2019高职单招新增计划出炉，新增计划总数超3万；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明生告诉记者，今年单招计划拟在3450人的基础上再增加近900人。
　　
　　眼下，“还有更多的高职院校正等待关于扩招的具体通知。”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寿斌说，虽然各省级层面的扩招实施性文件尚未出台，但高职院校已经在思考扩招的后续问题，比如高职今年扩招100万人，生源怎么招进来？扩招后怎么教与学？高职院校需要进行哪些调整等。
　　
　　扩招第一题：怎么招？
　　
　　全国共1418所高职院校，今年共扩招100万。不少人担心生源不足，在王寿斌看来，一方面这样的担忧可以理解，”毕竟校均需增加约705个学生”。
　　
　　另一方面王寿斌认为，高职院校也需要改变招生意识。“长期以来很多高职院校更习惯于放出一定的招生计划，让考生报考，如果没人报考，就说生源不足，把问题归于外因，而不从自身去找原因。归根结底，是缺乏市场意识，满足于‘等、靠、要’。”
　　
　　“今年国家提出高职扩招100万，并非只给了招生数字，同时也已经给出了招生路径，即‘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王寿斌认为，学校应当主动与当地的“退下农”的“主管部门”取得联系，商讨具体招生政策和对策；同时，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立即会同人社、财政等政府部门起草“实施细则”，“很多招生办法需要与相关部门协商后才能更接地气，更有利于实施，有时候可能还需要另外的条线配套政策”。
　　
　　“把社会群体中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的人，特别是迫切需要接受职业教育的退伍军人、下岗工人、农民工，纳入到我们的生源中来，让他们接受职业教育，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缓解就业问题、推动转型发展的重大选择。”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校长刘林表示。
　　
　　不过这类考生很难跨过现在的招生考试门槛跨进高职的大门，刘林认为，可以对职业教育设置单独的教育考试制度，更注重职业潜在素质的考察，让非传统的学历教育群体能够继续学习，“职业教育培养的核心是技能，招生时可根据技能或特长去考核，比如说动手能力要求较高的专业可针对考生的动手能力进行考核”。
　　
　　“扩招并不意味着降低门槛，而是要进行分类的选拔制度。”刘明生举例，比如转岗工人想来高职深造，是否可以跟企业合作进行“订单式”招生和培养？再如，有些想进入高职的工人或退役军人，能否根据他曾经获得的技能证书来进行考察、选拔？
　　
　　当然除了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刘明生认为，中职生也是重要的生源。此次，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新增的900个单招计划中，其中有600多个名额便是针对中职生进行选拔的。
　　
　　扩招第二题：谁来教？
　　
　　随着生源多元化，学生综合素质差异较大、接受能力千差万别的现实，高职院校如何才能让起点各异、目标有别、出路不同的各类学生完成学业？这也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人，不仅缺人才，也缺人手、人头。”王寿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生源大幅度增长了，扩招100万，按教育部要求的平均师生比1∶18来计算，全国高职院校共缺5.5万名教师。“为了应对这种危机，不排除‘内部挖潜’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最终还是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此前，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从2019年起，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特殊高技能人才（含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人员）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2020年起基本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王寿斌认为，这一点能否尽快地、不打折扣地落到实处，直接关系到“扩招”的目标能否成功实现。
　　
　　“许多年来，企业编制一直不可能向学校事业编制转岗，现在国家的政策有了，完全可以抓紧实施。同时，允许优秀高职毕业生（尤其是各级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实破学历障碍入职高职院校，以改变高职院校教师的能力结构，这样更有利于对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培养，更加强调和突出技能。”在王寿斌看来，高职目前需要做的，首先是把师资准备充足，要有人承担人才培养的主体责任。
　　
　　在刘明生看来，学生数量的增加、生源多元化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特色鲜明、业务水平高的师资队伍，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稳定并不断扩大现有教师队伍。要落实好教师工资待遇，还要制定相关的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在职培训；二是在推动校企深度合作、深化校企协同育人中寻求办法，可以聘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能工巧匠来校任教。
　　
　　扩招第三题：怎么教？
　　
　　扩招100万，培养方式需要怎么进行调整？王寿斌认为，比较接地气的做法是“学分银行”制度，灵活学制。“这个提法并不新，以前许多学校都这样提，但大多是形式大于实质，没有落到实处，只是摆摆花架子，因为单一的生源不足以敦促学校去做改革。如今，生源多元是必然趋势，‘学分银行’制度需要真正落实。”
　　
　　“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从2019年开始，探索建立职业教育个人学习账号，实现学习成果可追溯、可查询、可转换。”此前已被写进《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
　　
　　在王寿斌看来，实施“学分银行”制度，学校可在现有的师资情况下动员教师利用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广泛开设各类选修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自主选课，这既可缓解师资压力，促使教师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同时又能满足不同学生素质提升的需求。
　　
　　刘明生的思路有所不同。他认为，面对多元化的生源需要将学历教育和技能教育有机地衔接、融合，“其实，1+X证书制度已经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其中‘1’即指学历证书，‘X’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也就是学历教育和技能教育相结合。其中的关键，是让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进行合理的认定、积累和转换。”
　　
　　正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所提到的，职业院校对取得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社会成员，支持其根据证书等级和类别免修部分课程，在完成规定内容学习后依法依规取得学历证书。对接受职业院校学历教育并取得毕业证书的学生，在参加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时，可免试部分内容。
　　
　　目前，刘明生所在的学校已经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方面进行了尝试，“我们有些专业或课程是主要针对学历教育的，有些主要针对技能培训和考试，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相关课程的学习”。
　　
　　刘林认为，职业教育在以后的人才培养中要更注重产教融合，一定不能办象牙塔式的教育，要面向市场和社会，比如可以和企业进行合作让学生“工学交替”，真正让学生学到本领，成为企业需要的人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孙庆玲 来源：中国青年报

       寒冰

　　徐州新沂时集镇，一个贫寒的农家培养出三个博士生。
　　
　　这家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家庭收入只靠几亩地以及父亲外出打零工收入。在上大学前，姐弟的学费除了父母举债外，就是靠家里每年养的几头猪。
　　
　　如今，三个孩子学有所成，家庭条件也大有改善，这家人想到的是要对社会有所贡献。有姐弟仨的参与，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一个颇具技术含量的生猪养殖场开了起来，他们要“用一颗公益之心去经营，用自己双手去回馈社会”。
　　
　　这对父母说
　　
　　“孩子多上点学，才会有出息”
　　
　　时集镇位于新沂东南侧，以盛产水蜜桃著称，眼下当地万亩桃园的桃花正在盛开。
　　
　　西洪村南的振荣生猪养殖社，刘万中正和妻子董振荣在猪舍里给饲料，群猪抢食场面甚是热闹。刘万中笑着说：“孩子们有出息，它们是有功劳的。”
　　
　　刘万中今年50岁，脸色黝黑，跟记者聊天时话不多，总是一脸羞涩。妻子比他大一岁，脸上总挂着笑容。他们说，很多人听到他们三个孩子都是博士时，嘴巴都会张成了“O”形。他们家有三个孩子，姐姐刘燕1992年出生，老二刘相1993年，老三刘杉1996年出生，三个人年龄相差不大，从小一起学习相互鼓励，都很懂事。
　　
　　“家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也没有别人总询问的‘教育基因’”，董振荣告诉记者，从孩子小时候开始，她和丈夫就是觉得“孩子多上点学，才会有出息”。刘万中初中毕业，董振荣则上到了高中。在那个时代的农村，董振荣算得上高学历，因此，在孩子上学事情上，她说自己比其他人有着更多一点的坚持，而丈夫则一直默默支持着她的决定。
　　
　　这份坚持并不容易。从女儿第一个上学开始，整个家庭就开始承受了一段长时间的痛苦考验……
　　
　　艰难过往
　　
　　夫妻俩避开孩子吃剩饭，饥一顿饱一顿
　　
　　夫妻俩原本的住房位于村里偏僻角落，这是刘万中父亲留下的30多年老宅。家里看不见一件像样的家具，更不要说各种家用电器，但家里有最好的风景——墙上贴满的奖状。
　　
　　家里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夫妻俩耕种的几亩地。从决定让三个孩子上学开始，夫妻俩最先想到的办法就是养猪，每到年关，卖出养了一年的猪，就是姐弟仨下一学年的学费。
　　
　　卖猪的钱连姐弟仨的学费都不够，夫妻俩只能不断跟亲戚朋友张口，直到借钱越来越难。当时，刘万中的父亲常年卧床，医药费也是很大的负担。为了让孩子上学，两人只能从生活开支中想办法。“小时候，我俩从没有跟孩子在一个桌上吃过饭”，董振荣说，她只能尽能力让孩子们吃饱，自己和丈夫避开孩子视线，吃着一些剩菜剩饭，饥一顿饱一顿对付。
　　
　　姐弟仨都是初中时就开始住校，伙食费是家庭最大的日常开销。董振荣说，一开始，他们制定的办法，是三人每个星期的生活费都是20元标准，再带上几斤小麦到学校。女儿每周都能剩下四五元，老三经常抱怨吃不饱。董振荣说，她觉得老二、老三正在长身体，饭量也会大一些，慢慢的，大姐的生活费只有15元，老三在20元基础上，有时会多增加几块钱。
　　
　　“孩子们从来没有抱怨，相反他们经常看我们的伙食”，董振荣说，老二心思很细，有一次周六回家，看到桌上的一盘咸菜，当时就反问，“这不是星期一你炒的菜吗？怎么吃到了今天”。董振荣含糊了几句，没想到当年寒假里，老二带着一串猪肝回家，让母亲给爷爷补身体，剩下的让父母炒一盘。董振荣当时就责问老二，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偷拿同学钱了。老二回答，他上次看过了母亲吃的菜后，每个星期从生活费里省下了一元钱。“我和丈夫那天都哭了”，董振荣说。
　　
　　苦尽甘来
　　
　　历经考验！姐弟仨都圆了博士梦
　　
　　董振荣说，她和丈夫为生活奔波，几乎从没过问过孩子们的学习，能够决定学业的，只能是他们自己。孩子也体谅父母的艰辛，每回孩子到家后，他们最先要做的就是帮家里干农活。一直忙到晚上，孩子们才有时间摊开课本复习。
　　
　　“我最心疼的是女儿，她给两个弟弟做了一个榜样”，董振荣说，女儿刘燕也是三人中对学业最为执着的。从小学开始，刘燕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中名列前茅，因为经济条件原因，女儿一直没能选择到教育条件更好的学校，她就自己制定目标，并默默地影响两个弟弟。高考那年，刘燕考上了扬州大学，这本是一个让她遗憾的结果，但是女儿很少表露出来，“她一直都是这样，将压力都藏在自己的心里。”
　　
　　刘燕报考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直到通知书下发了，她才告诉家人——她终于弥补了当年高考发挥失常的遗憾。
　　
　　老二刘相心思很细。高考时，刘相考上了淮海工学院。董振荣说，根据老二的能力，他应该跟姐姐一样，考取到自己心仪学校的硕士。没想到老二考研时选择了江南大学。他解释，无锡既离家近，经济条件也更好。他选择的硕士专业更加利于就业，毕业后，他想能够早一点参加工作，帮助家里缓解经济压力。不过，刘相的“算盘”被“打乱”了，考上江南大学硕士后，因为成绩出色，他被学校择优录取为硕博连读，去年11月份，被学校派到英国伯明翰大学深造。
　　
　　老三刘杉因为年龄最小，感受到的经济条件压力也相对较轻。在姐姐、哥哥的影响带动下，他在学业上也更加平顺。本科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他又顺利地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博士。孩子们陆续上大学后，家里的经济压力也渐渐得到缓解。老大刘燕入学后，马上办理了助学贷款，她甚至还将当地政府奖励的3000元助学金中，拿出了2500元给爷爷治病。和姐姐一样，老二、老三都是依靠助学贷款，开始了自己的大学学业。在校期间，姐弟仨各展所长，参加勤工助学、当家教、打零工，所有生活费全部自己动手挣。
　　
　　帮父母圆梦
　　
　　姐弟仨利用所学，帮父母开办生态养殖场
　　
　　“他们三个上大学，我就再没有为经济条件发过愁”，董振荣表示，孩子们还跟小时候一样，每年都带回来一大堆证书。从孩子们上小学开始，董振荣就养成了给姐弟仨搜集证书的习惯，一开始，各种奖状都是贴墙上，很快墙贴满了，她就准备了三个装内衣的盒子，如今，盒子也早已装满了。
　　
　　最让董振荣骄傲的是，姐弟仨学业越上越高，但是品性却一如小时候。姐弟仨都先后入了党，当上了各种学生干部，有的当上了学生会主席。“从小到大，他们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他们也懂得了感恩和回馈”，董振荣说，姐弟仨在校期间，都喜欢帮同学做一些事，学习上辅导别人，生活里帮助别人。
　　
　　最让董振荣开心的是，姐弟仨如今在用行动，帮助父母完成心愿。
　　
　　董振荣说，姐弟仨长时间的求学费用，来自于养猪，因此，她和丈夫对“猪”有特殊感情。在不用操心三人的学费问题后，她和丈夫想到了开办一个养殖场。“三个孩子能完成学业，新沂政府部门帮助了我们很多，特别是新沂妇联，不仅在学费上提供资助，还在我们创业上大力支持”，董振荣说，她想办一个养殖场，带动村里更多人就业，也利用创业积累更多回馈社会的资金。
　　
　　在新沂相关部门支持下，董振荣和丈夫盘下了村里一处废弃砖窑厂，建立起一个年养殖数千头的养殖社。姐弟仨帮着养殖社不断更改规划，把普通生猪养殖渐渐变成了拥有生态猪舍、污水处理系统、沼气发电、猪粪发酵还田、生态农田果园等项目的生态链。不仅如此，姐弟仨还根据所学知识，制定了今后养殖场产品注册商标、电商销售、生态观光农业等一系列发展计划。“每年过年回家，三个‘博士’一脱下衣服，拿起农具就进猪舍、下农田”，董振荣表示，姐弟仨表示这是父母的梦想，他们今后会尽能力帮他们圆梦。如今，董振荣的养殖社雇佣了6名村里的劳动力。董振荣说，她会用心将养殖社经营好，带给社会更多的绿色生态食品，在自己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她还要跟丈夫组织、参加更多的公益活动，“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政府、社会对我们的帮助，我们也应该用自己的能力去报答更多人”。（马志亚）
　　
　　(责编：闻佳琪(实习生)、熊旭)

　　人民网呼和浩特12月23日电 （记者贺迎春） 12月23日，在呼和浩特市举办的人民网第三届大学校长论坛发布了《2015-2016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分会理事长林金辉表示，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背景下，这份榜单的问世可以为寻找“双一流”建设突破口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双一流建设起到服务和引领的作用。
　　
　　《2015-2016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榜》由人民网教育频道、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联合推出，力图为今后中国高等教育提高质量精准发力提供重要依据。排行榜结合教育部权威数据，通过大数据挖掘，围绕高校媒体影响力、新媒体影响力、网络舆论影响力、科研影响力、校友影响力等多个维度，对高校社会影响力进行评估。
　　
　　林金辉表示，排行榜旨在为“双一流”建设提供支撑和依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能够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和咨询意见；第二，能为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指导和建议；第三，为社会各界提供一个观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窗口。
　　
　　林金辉强调，当今的高等学校不再像以前是象牙之塔，它的发展与社会参与息息相关，社会参与大学的治理是“双一流”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当前用各种教学科研的指标这种大学排名早已司空见惯，而人民网结合教育部的权威数据，采用大数据挖掘的方法，通过公正、公开和公平的评价机制研制高校社会影响力的排行榜，无疑是为各界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具有创新和开拓意义的独特视角。
　　
　　“人民网的这个榜单把校友的指标作为六大指标之一，这个排行榜和泰晤士的排行榜有异曲同工之美。”林金辉表示，老百姓的心声代表了高校的社会影响力，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也有一个大学排行榜，它统计大学实力，以问卷形式考察校友声誉等因素也很受欢迎。

　　人民网北京3月7日电 （记者 林露）“近三年的3月6日或7日，都被我视为一个盛大的节日。因为，我可以在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享受一次精神大餐。今天，教育部的部领导都来政协听建议了。” 3月7日下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参加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
　　
　　去年，陈宝生参加联组会时定了一个“规矩”：听完建议不算完，还要再回来“报账”。“今天，我给大家‘报账’来了。”现场掌声响了起来。
　　
　　陈宝生一上来就主动给在场的委员报了“总账”：“去年教育部承担办理委员提案810件，占委员提案总数的17.5%，其中一部分已经转化为决策方案开始实施，一部分正在转化之中，还有一部分正在进行研究。”
　　
　　报完总帐，教育部部长又紧接着报具体的“账目”：“去年3月6日下午，有12位教育界别的委员对教育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我们不同程度地吸收到了2018年教育工作的政策、决策和改革方案当中。”
　　
　　3月7日下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参加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与委员们面对面交流。（林露 摄）
　　
　　陈宝生首先提及的是何延政委员的建议。“何延政委员提出加强贫困山区教师队伍建设。我们吸收代表委员们的意见建议进行研判，去年5月份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在教师待遇、教师培训、办学条件、周转房建设、师资补充等方面做了安排。”
　　
　　“吴智深委员提出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在课程设置、社会实践、校园活动等环节，我们加强了生态文明教育内容的融入。”
　　
　　“赵跃宇委员提出大学办学重点应回归人才培养。去年召开了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的基本遵循。”
　　
　　“为了保证素质教育落地，去年采取治本治标相结合的办法，对校外培训发出史上最严减负令，开展了专项整治，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多万所，已整改20多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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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现场“报账”，得到回复的委员有的用眼神回应，有的挥手示意，还有在对回复进行记录。
　　
　　学前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老年教育、军事职业教育、国防教育……今年的联组会议现场，12位委员积极为教育改革与发展建言献策，谈问题给建议。
　　
　　“今天各位委员的建议，有一部分我们已经开始做了，有的马上要做，还有个别新课题。我们都会带回去认真研究，明年再来向各位‘报账’。”陈宝生不间断地谈了46分钟，句句都饱含着他对教育的深思和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