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教育监管不能“离线”
一些教育类App暗藏网游内容涉黄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2019年，对于在线教育而言，或是大浪淘沙的一年。
1月17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对央视曝光的问题App及运营者已经开展核查。当前，学习类App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进行，将会同网信、公安、教育、文化执法等部门进一步加大力度，坚决遏制教育类App传播色情低俗信息行为，坚决净化中小学生网络文化环境。
用“顶风作案”来形容教育类App的行为，并不为过。就在不久前，各部门相继出台整治意见并实施处罚，仅在苹果应用商店中就有超过15000个教育类App被下架。
师资质量不过关，隐藏网络游戏，暗含色情低俗信息……被寄予消除教育鸿沟期望的在线教育，乱象丛生。
对此，一些专家近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针对在线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强化监管和行业自律，建议立法对相关准入资质、认证标准等予以明确，尽早对这一领域作出规范。
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千亿
对于家长而言，在线教育是一块可以改变孩子命运的屏幕。
两个月前，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高菲在某App上给儿子报了一个英语辅导课程，是由外教以在线的方式给儿子上课，但高菲在试用后发现效果并不好，外教水平也不像自己想得那样高。
“家里的教育与一线城市相比差距很大，想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多找一些教育资源。然而，一个好的线上辅导班并不好找，因为不像实体店那样可以去考察，只能通过网上搜索资料、朋友之间的交流获取信息，感觉质量参差不齐。”高菲说。
在高菲看来，在线教育给教育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弥补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带来的差距，使更多人可以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对于在线教育机构而言，庞大的教育市场是一块“唐僧肉”。
当下，在线教育有着庞大的用户规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1.72亿，其中，手机在线教育用户规模为1.42亿。
同时，在线教育还有着庞大的市场规模。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或超3000亿元大关。艾媒咨询发布的《2018中国在线教育行业白皮书》预测，2020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将达4330亿元。
对于学生而言，在线教育则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在线教育可以提供丰富的课程、题库等教学资源，弥补教育资源不均所带来的劣势，还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有助于其综合素质的提升。
而另一方面，在线教育仍然有师资力量不过关、暗含低俗色情信息、隐藏网络游戏等乱象，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在线教育质量良莠不齐
刘卉是北京某培训机构的美术老师，不久前，她曾经兼职在某App上在线给小学生上课。
“我是有教师资格证的，但他们找我兼职的时候，也没有提出看证件的要求。”刘卉说。
为详细了解教育类App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王家娟还专门下载过一些作业类App,发现不仅教师资质无法核实，连一些答案都是错的。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目前在线教育的师资良莠不齐，行业监管亟待加强，师资存疑是用户的最大痛点。艾媒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34.9%的用户遇到了教师真假难辨的问题，31.9%的用户遇到了师资宣传不符实际的问题。
除此之外，暗藏色情信息、网络游戏等内容的在线教育App,也多次将这一行业推向风口浪尖。
中国扫黄打非网在今年1月发布的《2018年“扫黄打非”工作述评》显示，“扫黄打非”部门在2018年对学习类移动应用开展专项整治，监测核查了“互动作业”“小猿搜题”“纳米盒”等20余个学习类App。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魏奇直言，有些在线App,已经不安心进行单纯的教学，而是陆续加入了类似通讯工具的加好友、加圈子、发动态和娱乐、动漫、鸡汤文等内容，甚至还有游戏专区、购物专区，诱导或强制消费。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助理研究员杨程分析，有多个原因导致在线教育质量良莠不齐：准入门槛相对较低，在成本、师资、场地等方面较线下教育有优势;政策法规体系不健全，教育领域相关政策法规对在线教育规范较少;利润空间较大，一旦占领某个领域的市场，发展成为“独角兽”的机会较大，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
尽快回归内容为王定位
问题的出现，既是利益的驱使，也说明了监管的必要。
魏奇指出，在线教育虽好，但监管不能“离线”。重点要做好在线教育行业认证和准入制度，克服虚假和夸大注册。建立权威认证机构，为在线教育发展提供优良的发展空间。
在魏奇看来，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一定会遏制线上教育的疯狂生长，让在线教育度过资本筹集、规模扩张这个阶段之后，尽快回归“内容为王”这一核心定位，做好培训定位、课程研发、师资管理、平台维护、品牌拓展等方面工作。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健认为，在线教育的种种乱象已经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必须加强监管，推动在线教育有序健康发展。
王健同时指出，在技术手段革新层出不穷的新时代，在线教育未来的长远发展，仅靠外部监控，是来不及堵漏的。归根到底，要让在线教育从以逐利为目的的“产业”走向行业、职业、专业。在线教育的未来长远发展，更需要的是行业的自律、职业的伦理、专业的精神。
“在现阶段，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必不可少。但是，监管部门自身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精神靠什么去保证?因此，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行业的问题，还是要靠行业自律。”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研究员高政说。
将线上教育纳入法治轨道
专家认为，解决在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除了要加强监管和推动行业自律，更关键的是将线上教育纳入法治轨道，让线上教育发展有法可依。
2018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应急管理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通知要求，按照线下培训机构管理政策，同步规范线上教育培训机构。线上培训机构所办学科类培训班的名称、培训内容、招生对象、进度安排、上课时间等必须在机构住所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必须将教师的姓名、照片、教师班次及教师资格证号在其网站显著位置予以公示。
魏奇认为，通知非常必要，但也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平台是否有效运行、更新是否及时、监管是否到位、出现纠纷怎么处理等，这些问题都对监管水平提出考验。
魏奇建议，尽快完善法治，严管在线教育。在线教育App公司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学习内容和宣传严重不同，涉嫌虚假宣传，家长可以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如果在线学习App有关内容涉嫌违法，公司将承担行政或者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将构成公司单位犯罪，主要责任人将承担刑事责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在线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内容，但是，专心做内容的机构市场行情并不好，很难维持生计，而一些“短线”的企业经常用一些不高级甚至非法的手段“捞快钱”，长期以往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此，一个规范的法治环境，对于在线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
王家娟认为，在线教育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知识教育的鸿沟，但不规范的市场也很容易让学生和家长掉入“课财两失”的陷阱，建议立法对机构的准入资质、教师资格、教育内容等作出规范。
“2018年，教育部门重拳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据调研，2019年，治理在线教育将成为重点，目前正在探索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只有政策法规体系健全了，才能对线上培训作出更好地引导与规范，这也是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精神内涵。”杨程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高菲、刘卉为化名)
北京1月17日电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2018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2018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9万人，截至2018年9月底，实际招聘到岗8.52万人，计划完成率为94.7%。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6.31万人，占总数的74.1%。新招聘的特岗教师分布在22个省份的3.78万所农村学校，其中，乡镇中学占32.5%，乡镇小学占33.9%，村小占26.6%，教学点占7.0%。
通报指出，一些省份招聘计划完成率不高，个别省份已连续三年完成率较低。少数省份特岗教师稳定性较差，服务期间在岗率和服务期满留任率不高。一些紧缺学科如音乐、美术等岗位报名人数较少，特岗教师队伍中男女比例失衡现象比较突出。
基本情况
(一)招聘计划完成情况
2018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9万人，截至2018年9月底，实际招聘到岗8.52万人，计划完成率为94.7%。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6.31万人，占总数的74.1%。新招聘的特岗教师分布在22个省份的3.78万所农村学校，其中，乡镇中学占32.5%，乡镇小学占33.9%，村小占26.6%，教学点占7.0%。从分省情况看，17个省份计划完成率超过90%，其中，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云南、陕西、新疆7个省份达到98%以上。
(二)特岗教师留任情况
2015年，全国共招聘特岗教师6.73万人，截至2018年9月，有6.08万人经考核合格自愿留任，留任率为90.2%。其中，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西、海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12省份留任率超过90%。
2016年和2017年全国分别招聘特岗教师6.81万人和7.69万人，2018年分别在岗6.43万人和7.49万人，在岗率分别为94.4%和97.4%。
(三)特岗教师保障情况
多数地区能够按照政策规定，将特岗教师纳入乡镇工作补贴和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发放范围，保证特岗教师享受与当地公办教师同等待遇。对三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能够直接办理入编手续，落实工作岗位。坚持服务与管理相结合，深入一线了解特岗教师需求，帮助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通过采取集中培训、网络远程培训、跟岗实习和“一对一”指导等多种方式，开展以教师职业道德、岗位技能和教学技能等为主要内容的岗前培训。
主要问题
(一)部分省份招聘计划完成率较低。一些省份招聘计划完成率不高，个别省份已连续三年完成率较低。少数省份特岗教师稳定性较差，服务期间在岗率和服务期满留任率不高。一些紧缺学科如音乐、美术等岗位报名人数较少，特岗教师队伍中男女比例失衡现象比较突出。
(二)特岗教师保障政策有待进一步落实。个别地方仅按中央的工资性补助标准发放特岗教师工资，没有根据当地同等条件公办教师年收入水平予以补齐，没有为特岗教师缴纳住房公积金及社会保险。有的地方没能及时将特岗教师入编，在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等方面未与当地公办教师同等对待。多数地方对特岗教师的培训大多为岗前培训，在内容上以师德等通识教育为主，缺少对非师范专业特岗教师教育教学技能的指导。
(三)组织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自2017年启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特岗教师数据管理以来，各地不断完善和更新特岗教师数据信息，但仍有一些省份对信息报送工作重视不够，报送数据把关不严，“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相关数据不完整、更新不及时，数据偏差较大。个别省份存在在城区学校、高中、职业院校和幼儿园等非义务教育学校设岗的违规情况，有的地方存在一定程度特岗教师不在岗的情况。
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组织实施。各地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深入组织实施好“特岗计划”，充分用好“特岗计划”名额，真正发挥“特岗计划”对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作用。对需求较大、完成率和留任率较低、管理保障不到位的地方，将适当减少分配名额。
(二)认真落实保障政策。各地要严格落实政策要求，确保特岗教师在工资待遇、职称评聘、评优评先、年度考核等方面与当地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对待，确保符合条件的特岗教师正常入岗入编，未落实政策的地区要加强督查、尽快整改，确保政策落实到位。要完善特岗教师培训工作，把提升特岗教师特别是非师范专业特岗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作为培训工作的重点。
(三)切实加强规范管理。各地要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与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编制部门的沟通协调，做好招聘需求调查，合理确定招聘计划，切实做到按需设岗，精准招聘。要严格禁止突破“特岗计划”的实施阶段进行设岗，加强特岗教师管理，避免出现不在岗的情况。要高度重视工作总结和数据报送工作，务必严格审核把关，按时报送，通过“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进一步完善特岗教师信息数据，抓紧做好省级信息管理平台和全国信息系统的数据对接，下一步我部将适时把“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作为“特岗计划”实施情况的基础数据，并主要依此数据核定中央专项资金。
昨日，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进入第三天议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连日来受到多名代表委员关注。记者了解到，目前市教委已对线上培训机构进行摸排登记，预计今年上半年完成。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9年继续实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市教委介绍，北京市将引入第三方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信用等级评估。培训机构的行为、承诺都会计入信用积分，为家长选择培训机构提供参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也将于今年上半年上线，家长可通过平台查询全市所有培训机构情况。
培训机构信用分级评估为家长提供参考
在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务询问、咨询活动现场，北京市教委副巡视员冯洪荣表示，北京市将引入第三方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信用等级评估。培训机构的行为、承诺都会计入信用积分，为家长选择培训机构提供参考。据悉，信用分级评估机制已在朝阳区、海淀区进行试点。
2019年上半年，北京市教委将完成第三阶段的治理工作，下一步将发布《培训机构规范发展实施意见》，进一步支持和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目前，实施意见已在报审程序中，预计不久就会公布。”冯洪荣说。
寒假将至，为避免产生新一轮“培训热”，市教委将采取随机抽查、明察暗访等方式，对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试行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制度
记者了解到，2018年初，北京市启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行动分为排查摸底、集中整改和建立长效机制三个阶段。全市共排查出校外培训机构12681家，其中存在问题的有7705家，依法依规对303家培训机构实施行政处罚，责令停止办学，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整改。
北京市同时试行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制度，已经向社会公布白名单培训机构474家、黑名单机构72家。
冯洪荣介绍，北京市未来将公布第二批“黑白名单”。“对列入‘黑白名单’的机构，将根据其办学情况实行动态管理。”冯洪荣说，“黑白名单”并非固定不变，列入“黑名单”的机构，如整改良好，可以从“黑名单”中除名。
治理培训机构要指向缓解家长和学生焦虑
昨日下午，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第二场新闻发布会后，市教委副主任李奕告诉记者，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最终要指向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缓解家长和学生的焦虑。
李奕表示，市教委将加强综合施策，从更好地服务于孩子成长的角度，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减少课业负担，缓解择校矛盾。李奕说，中小学可以通过零起点教学、课后延时服务、为学生提供更丰富教育资源等方式，保障学生在校内有实际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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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机构规范适用于线上
目前，北京市教委已开始对线上培训机构进行摸排登记，并建立台账，预计今年上半年完成摸排工作。
记者从已经参与摸排工作的在线教育机构了解到，摸排内容包括平台运营主体、运营模式、具体培训内容、机构是否具备办学许可等。
除了建立台账外，市教委还将对线上机构作出初步规范。冯洪荣表示，线下机构的一些规范措施，如对教师资格证书的要求等，将同样用于线上机构规范治理，未来还将为线上培训机构出台新的规范措施。“由于监管相对复杂，需待教育部的相关要求出台之后再同步制定。”
冯洪荣透露，预计今年上半年将上线“全市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充分运用信息化、大数据手段，公布校外培训机构的信息变化情况。届时，家长可在平台上查询全市所有培训机构情况，包括培训机构“黑白名单”、开设课程情况、信用等级评价等。
建议1 要建立多元教育评价体系
市政协委员、西城区黄城根小学校长麦峰认为，在教育评价机制没有变的情况下，考试成绩决定学生的升学情况，治理补课热潮有难度。“应试教育，练得多了熟能生巧，分数就上去了。”麦峰说，教育机构对应试教育技巧研究得很透，孩子报了班以后分数提高了，家长就觉得有效果，培训机构就火起来了。
麦峰认为，中国传统思想观念是更深层的原因。中华传统文化鼓励读书要苦学，主张“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这一观念影响下，家长就会在课外时间给孩子额外补课，以提高考试成绩。
“补课热是教育领域的一场发烧，需要对症下药。”他建议，要建立多元的教育评价体系，宣扬正确的教育理念，不唯成绩论英雄。教育部门要不断完善教育评价机制，学校要多与家长沟通，引导学生多锻炼，多做实验活动，提升综合素质。
麦峰认为，治理校外培训机构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综合施策，注重从观念上转变家长的育儿理念。“光出台政策，效果不太理想。”
建议2 学校应帮助家长理性看待孩子成长
市政协委员、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校长刘畅认为，除了政府层面开展综合治理外，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还需要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教育共识，引导家长们放宽心态，减少教育焦虑感，不唯分数论英雄，多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和综合素质的提升。
刘畅建议，学校可以通过设立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等，帮助家长理性地看待孩子的成长。同时，政府通过指导街道、社区开办家长学校、家长培训讲座，分享子女教育经验，也可以减少家长的焦虑感。
建议3 课外时间应更多用于培养兴趣特长
“报校外补习班，实际上是大部分家长不得已的选择。”市人大代表赫长城认为，学生的课外时间应该更多用于培养兴趣特长，而非一味地报名学业辅导班。
作为五年级孩子的家长，赫长城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确实有部分学校的老师责任心不够强，当孩子的学习出现问题时，只告诉家长孩子哪科弱，而不告诉你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也让家长不得不寻求校外培训机构的帮助。”
他认为，学校应该承担起教学责任，帮助不同的学生成长。 同时，赫长城认为，家长需要摆正心态，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理性选择培训内容。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时间轴
●2018年4月
北京市教委印发《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治理标准和时间表。
●2018年4-6月底
全面部署和排查摸底。要求各区中小学校全面普查登记每名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情况。
●2018年7月
开始进行集中整改。
●2018年9月下旬
督查组开展专项督查，指导和督促各区加快整改。
●2018年11月9日
《北京市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标准(暂行)》印发。
●2018年11月14日
北京市教委公布首批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2018年12月底
第二阶段集中整改结束。
●2019年1月
治理迈入下一阶段。寒假期间，采取随机抽查等方式，对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新京报记者 黄哲程 方怡君 许雯 王俊
北京1月15日电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日，教育部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对河北、山西、河南、湖南、广西、贵州等6省(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检查反馈意见。意见表示，六省(区)的申报各县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标准，但部分地区仍存在大校额、大班额问题。
依据检查结果，六个省份所申报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达到了评估标准，小学、初中综合差异系数均达到了国家标准，县级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均达到了国家规定要求，公众对本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满意度与各省(自治区)调查的情况基本相符。
在检查过程中，对照国家和省定标准，根据报表审核和此次督导评估现场检查，发现各省(区)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
河北省申报的35个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存在依法及时足额拨付教育经费的长效机制不完善、部分学校办学条件不足、部分学校办学条件不足、教师结构性短缺矛盾依然突出、学校在建工程项目有待加快进程、学校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
湖南省申报的18个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存在大校额大班额问题突出、部分学校办学条件差距较大、学科专用教室配备存在缺口、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突出问题、学校管理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
广西壮族自治区申报的43个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存在义务教育学校大校额大班额问题依然较为严重、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依然存在短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存在不足、义务教育学校安全管理依然不规范等问题。
贵州省申报的32个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存在义务教育大校额大班额仍然严重、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仍然薄弱、义务教育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力度仍然不足、义务教育学校安全漏洞仍然较多等问题。
河南省申报的32个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存在部分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不及时不到位、部分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存在不足、部分地区大校额大班额问题依然突出、大部分地区教师结构性短缺矛盾依然突出、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
山西省申报的17个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存在部分县大校额大班额问题依然突出、学校办学条件依然存在缺口、教师队伍建设仍存在不足、学校管理仍存在不足等问题。
2018“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昨天在海南三亚举行，100名马云乡村教师奖获得者、20名马云乡村校长计划入选者接受颁奖。在颁奖典礼的首场活动“重回课堂”上，马云、单霁翔、惠若琪、宋小宝等人与获奖教师、校长重新返回课堂，体验乡村教师的坚守与付出。
“重回课堂”的价值，显然不在于组织一两次有名人明星参加的活动，让乡村教育重回课堂、回到乡村，对我国教育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教育扶贫被认为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从这个角度审视我国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一个突出问题是亟须改革基础教育的办学模式和内容。如果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采取升学教育模式，只关注能升学的群体，以升学为目标组织课堂教学，所起到的扶贫作用将十分有限，而且可能让乡村教育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窄。
关于发展乡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时下流行的观念是，通过教育让乡村孩子“改变命运”，而这往往被直接理解为考上好大学。我国一些乡村学校普遍采取升学教育模式，孩子们从小被灌输一个强烈的观念：只要好好学习，才能考上大学，只有考上好大学，才能成功离开乡村。这种教育模式，是通过培养农村大学生在城里求职发展，来改变农村家庭的贫困面貌，而不是培养人才，立足乡村建设，整体改变乡村面貌，让乡村都富起来。
在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升学教育模式对少数农村家庭是管用的，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家庭的日子就好起来，但对于没有培养出大学生的家庭，则没有多大作用。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即便是对培养出大学生的家庭来说，升学教育模式也不太管用了，因为家庭为培养大学生花了大笔钱甚至欠债，但大学生毕业后可能很难在城市找到好工作，并在经济上回报家里。
更主要的是，采取升学教育模式的基础教育，与乡村发展、建设没有多大关系，甚至会影响乡村发展建设。农村学生要考上大学离开家乡，才被认为是出人头地，学生学知识都以升学为目的，而不是学习建设乡村的技能，这让那些考大学无望的学生早早选择辍学，外出打工，乡村课堂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乡村学校的课堂，很多只是教给学生升学的知识，而没有给乡村孩子身正需要的好教育。
通过升学到城市学校读书，获得自身的发展，这只能是少数学生的选择和成才路径，而不能成为乡村教育的基本模式。发展乡村教育，需要考虑怎样发展教育扶贫——扶贫不是让学生都考上大学，或者选择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而是有少数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考进大学，更多学生学习掌握建设乡村的技能，从根本上改变乡村面貌。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云基金会实施的乡村教育计划(包括乡村校长计划、乡村教师计划、乡村免费师范生计划)，针对的正是乡村学校在升学竞争模式之下的薄弱环节，突出培养乡村教师、校长扎根乡村教育的目标，帮助乡村教师、校长给学生上好每一堂课，让乡村教育重回课堂、回到乡村。这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企业家、乡村校长、乡村教师的积极探索，另一方面，需要形成崇尚技能而非学历的社会氛围。
只有让乡村教育真正重回课堂、回到乡村，乡村地区、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才能做到重点扶贫、精准扶贫，才能推动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师队伍素质能力不断提高，让贫困地区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实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社会有用之才。企业家积极投身乡村教育精准扶贫，也必将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关注教育扶贫，投身教育扶贫，让每个乡村孩子都拥有接受好教育的机会。
开栏的话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我国持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一年，也是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成熟的一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扩大教育开放四点要求。
今天起，本版推出“解码·教育体制改革”系列报道，从总书记的要求出发，展示教育体制改革向高质量迈进的实践，探讨其间的瓶颈与不足。2019年，教育界深化改革的故事，将朝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方向继续书写。
“五唯”现象需破除，多元发展是方向
本报记者 赵婀娜 程远州
周五下午，武汉一所省级示范小学。于先生接三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同时接回了周末任务：“这两张练习题是老师留的，这5张卷子是家长委员会在微信群里发的……”
去年8月底，教育部明确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于先生说，学校布置的作业有所减少，但家长委员会迅速补位，“不按时交的就在微信群中通报，老师也认可这些做法”。
面临着类似“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窘境的孩子还有不少。记者在武汉市武昌区、江岸区7所小学调研发现，去年9月以来，一、二年级学生作业有明显减少的学校只有一所，有些甚至采用了让学生互相布置、批改作业，让家长有选择地认领作业等“创新”之举。一些老师坦言，布置作业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学生的成绩又是考核老师教学质量最为重要的指标。“孩子、家长、老师都累，但如果不布置，马上又会有家长来要作业。”武汉市武昌区一所小学教语文的李老师也很无奈。
这些做法并非孤例。一段时间以来，在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学校的教育质量观和家长的成才观中，唯分数、唯升学的倾向仍比较强烈。有的地方教育部门最关心的是升学率指标能否实现，而因为高考成绩下滑，教育局长和校长被撤职的消息时有出现;有的地方教育部门只用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来评价学校的好坏优劣;有的学校将一切活动都围着考试分数转;有的家长简单认为，孩子成才的标准就是能够考出高分、升入名校，否则就是家庭教育的失败……
在武汉市硚口区教育局党委书记郭军看来，重建校园绿色生态的关键，在于用多把尺子鼓励多元发展，追求“成长大于成绩”的教育价值观。“客观地讲，家长、学生关注分数，地方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关注升学率，本身似乎合乎情理。但仅仅满足于‘分数’和‘升学’甚至将其当作教育的唯一目标，则明显存在偏颇。”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汪明分析道。
唯分数、唯升学的“紧箍咒”困扰着孩子。而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现象在中小学和高校同样突出。
此前，清华大学叶肖鑫有11篇论文因内容重复等学术不端行为而遭撤稿，南京大学青年长江学者梁莹教授上百篇已发论文被撤，学术不端行为频繁上热搜。无独有偶，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近一半科技工作者认为科技评价导向不合理问题突出，62.1%的大学教师、44.9%的科学研究人员在各种形式的科研成果中最看重论文，科研人员仍然在与论文“搏斗”。
困扰高校教师的还有文凭。近些年来，没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才很难到高校应聘，“土著”教师受到“海归”教师挑战的现象屡见不鲜。尽管采访中，不少高校校长谈及吸纳海外人才以及限制本校学生留校时说，“并不是不信任本校学生的质量，而是考虑到学缘多样;并非不认可自己的教育水平，而是要营造和维护多元、开放、包容的学术生态”，但“土洋之争”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叩问着高校的人事制度和评价体系。
推行“绿色指标”，更新教育质量观
本报记者 姜泓冰
三门中学，是上海的一所普通公办初级中学，地处教育资源丰厚、名校扎堆的杨浦区，不能挑生源、实行就近对口招生，难跻身传统顶尖名校之列，学生也算不上“牛娃”。
校长秦娟说，数年前“我们也是一所只抓学习、除了提高成绩外就没什么可说的学校。”为探寻上海实施教育评价体系变革的案例，记者日前来到三门中学。
在曾英老师的一堂“平行四边形的判定”课上，上台讲解、批改作业以及整堂课的知识点总结都由学生“代劳”。40分钟的一节课，完全由学生“唱主角”。这群初二年级的学生在公开发言中表现出的冷静自信、师生对话中的平等理性、使用数学语言表达干净准确，让难得听课的记者叹为观止。
学校的教学楼一楼全都留给了活动室和实验室，劳技课专业教室足有上百平方米，四壁满满陈列着绳结、自缝拖鞋等学生作品。3D打印、制作漆画、跟着外教排演英语戏剧、跟着沪剧团的校外辅导员学唱沪剧，还有参加周末小组活动“百年大学人文行走”……都是孩子们喜欢的拓展课程和社团活动。
没有了填鸭式密集灌输，考纲上的知识点来不来得及装进学生脑袋?没有了大量重复刷题造就的考试机械反应，会不会导致成绩排名欠佳，引起家长学生不满、社会声誉下降?有17年教龄的曾英老师很肯定地说：不会。
秦娟校长提供的学生评价表上，考试成绩虽在，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表现也有明确的量化指标，经过自评、小组内评价和教师评价形成总评分，最终会成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一部分。代表学生最高荣誉的“阳光少年”，不一定成绩优异，也有可能品德优秀、才艺突出、组织和参加活动表现出色。而在杨浦区教育局用来考量学校及校长办学水平的表格里，记者发现，10类指标中不见升学率、考试排名，仅有初三毕业“合格率”目标，更有学生素养、创新发展、学校自主发展等内容。
2011年，上海市发布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随着改革深入，上海有11个区、44所学校还建起了自己的区本化、校本化的“绿色指标”。教育部门3年一轮公开的抽样测评，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长、社会对学校“优差”口口相传的主观评价，让全社会逐步树立起新的中小学教育质量观。
有一批被戏称为“菜场小学”的薄弱学校，用“绿色指标”测评却表现出色。更值得关注的是，“绿色指标”显示的公办民办学校学生学业成绩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且公办学校学生学业负担和压力相对较轻，学生对学校认同度较高。
对于一线教师和校长们，乐于实施课堂教学改革和绿色指标的深层动因，还在于新高考方案撬动了高中教育的根本变革。根据2018年春天上海公布的中考改革方案，今后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50%至65%的招生计划将采用名额分配的方式下达到有关区和初中学校。到2022年，将初步形成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为依据，结合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初中毕业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制度。
取消论文“硬杠杠”，人才评价分层次
本报记者 程远州 姚雪青
去年8月，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长岭教学点，在三尺讲台站了37年的教师宋豫竹临退休前终于有了中级职称。
17岁高中毕业便“承父业”在农村教学点任教的她，从民办教师“熬”到正式教师，虽教学成绩不输他人，却每每因为没有大专学历而被挡在中级职称评审的大门之外。自十堰职改办在竹溪试点以来，专项开展从教30年及以上中小学教师中级职称专项评审工作，包括宋豫竹在内的23名平均年龄55岁、平均教龄36年的乡村中小学教师获得中级职称，人均月工资增加了近千元。
长期以来，职称评审对学历、论文、科研不区分层级，统一要求的评审方式一直被诟病，多数基层一线的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有贡献，但没有“拿得出手的成果”，如何给他们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价，事关教师的积极性。
“我近3年没什么过硬的论文却评上了副教授，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以后我就能发挥所长、安心搞好教学了。”南京理工大学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41岁的老讲师蔡小玲，每周有10个学时的课，还要准备教材改版、教学课题、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等。她直言，“每天围着学生们转，总有忙不完的事，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考虑论文。”因为教学和课程建设等方面的表现优良，她一次通过副高评审。
得到好消息的还有该校从事国防项目试验研究的化工学院教师堵平。49岁的他有着丰富的科研经历，其所在的团队也先后获得三项国家科技一等奖。但是由于此前职称评定的硬性指标，他在副研究员的职称上一待就是8年。凭借在2016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中总排名第五、校内排名第四的成绩，堵平得到团队成果第一完成人王泽山院士的推荐后，直接晋升为研究员。
“我从事火炸药专业的研究，涉及武器工程应用项目比较多，一些高质量、高层次的论文因为涉密的缘故无法发表。”堵平介绍，在这所国防特色理工类院校中，这一情况并不特殊。好消息的背后是积极改革。南京理工大学人事处处长孔捷介绍说，南京理工大学启动职称评审改革，实行科研、教学、科研成果转化、实验等不同岗位的差异评审，重大项目、国家专项负责人直接自主选聘团队成员晋升教授职务。与此同时，更多的高校和地区都在探索推行将教师分为教学、科研、管理三个不同序列分类评价。
此前，中办、国办曾专门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岗位教师的职责特点，分类分层次分学科设置评价内容和评价方式。针对中小学教师，要求“建立充分体现中小学教师岗位特点的评价标准，重点评价其教育教学方法、教书育人工作业绩和一线实践经历。”针对职业院校教师，要求按照兼备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实践能力的要求，吸纳行业、企业作为评价参与主体，重点评价生产一线实践经验。
教育改革是门系统科学
江 晏
破解教育焦虑，不可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再用若干年，我们终将会构建一个更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中国教育体制
教育，是今天人人都有感知的民生热点，越来越成为全社会议论的焦点。然而，教育也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个牵涉复杂、体系庞大的系统科学。
改革开放40年间，教育体制改革一直未停步。比如，为了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引发的青少年学习负担过重等现象，10多年来，教育部门几乎每年都颁发文件，禁止学校组织有偿补课或提前教学、禁止招生看各种奥赛证书、禁止成绩排名、限制择校、限制作业时间……这些举措，收到了一定效果。
回头来看，感悟之一，是教育改革必须尊重当代中国的现实土壤;之二，是教育改革必须抓住根本——只有改变教育评价的“指挥棒”导向，才能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否则，不论是减负、素质教育还是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每一种教育领域的改革举措，最后都难以百分百落到实处。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是关键。近几年，在一些城市试行的“绿色指标”，吸收国际经验，结合本地实际，逐渐变成一整套可以替代单一分数排名、升学率的新体系。这些有益尝试为中、高考改革的制度设计提供了落脚点。
攻克教育顽疾、破解教育焦虑，不可能有切骨换身式的爽利，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修正评价导向，或是换上一根好用的新“指挥棒”，既要深入调研、科学筹谋，做好顶层制度设计，也要尊重实际、分步落子、精准施策。
行者不远，我们已经在路上，再用若干年的努力，一个更适应新世纪、新发展需要的中国教育体制，终将抵达。
本版制图：郭 祥
北京1月9日电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在各地的努力下，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
据悉，为确保工作数据真实、准确，教育部近期部署了全国26个省份交叉核对整改情况工作，同时派出工作组赴河北、山西、江西、山东、四川、贵州等6省份，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培训机构，详实了解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并以“双随机”(从名单中随机抽取、通过暗访随机抽取)抽查方式核对各省校外培训机构整改数据。
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数据动态更新不及时、备案和公示制度落实不到位、监督举报机制不健全、平台信息录入进度慢等问题，教育部强调，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数据核实工作至关重要，各地要强化督促检查，确保实事求是，严禁弄虚作假。要畅通群众和媒体监督渠道，根据线索严查相关问题，追究相关责任，举一反三，不断堵塞漏洞，不断完善相关工作制度体系。
教育部指出，寒假将至，各地要高度重视，结合本地实际，及早谋划部署寒假校外培训监管工作。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抓紧对辖区内的培训机构再次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做好学科类培训监控。重点巡查校外培训机构集中的热点区域，并畅通举报监督渠道，避免产生新一轮“培训热”。(李依环 罗天林)
中传艺考生均需参加文化测试
近5万人参加艺考 艺术类专业增至23个
参加中传2019年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考试初试的考生正在等候入场 摄影/张明佳
新年第一天，中国传媒大学率先启动了2019年艺考。据统计，各考点参加中国传媒大学艺考的考生接近50000人，创下历年之最。从今年起，凡参加该校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考试的学生，无论报考何种专业，均需在初试环节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文化素养基础测试。
据了解，中传艺术类招考专业及方向总数由2018年的19个增加到23个，共计划招生793人。新增专业和方向包括：新增加环境设计专业(光影空间艺术方向)和摄影专业;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分设“数字影像与网络视频”、“网络与智能媒体设计”两个专业方向;音乐学专业分设“音乐传播”、“音乐编辑”两个专业方向。所有考生均需要参加文化素养考试，初试科目增加文史哲类别，允许部分专业考生提交作品。
自2019年起，凡参加该校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考试的学生，无论报考何种专业，均需在初试环节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文化素养基础测试。学校还在原有文化笔试语数英考试类别的基础上新增设文史哲考试类别，考生可自主选择其中一种类别参加考试。此外，学校为专业能力突出的考生开设“绿色通道”，并且不同专业按照专业排名、综合排名、文化比值排名等不同方法录取。复试将于2月15日至2月22日统一在中传进行，考试内容将包括专业课笔试和面试，初试合格的考生可以参加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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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学院今年新增多个专业方向
本报讯(记者 雷嘉)戏剧影视导演的广告导演方向、录音艺术的音乐录音方向、广播电视编导、数字媒体艺术……这些都是北京电影学院2019年招生目录中新增的专业方向。该校艺术类本科今年计划招生520名，比去年增加30个计划，其中表演专业比去年增招10人。
北京电影学院各专业今年面向全国招生(含华侨、港澳台地区)，无分省计划，文理兼招，学制4年。除了戏剧影视文学、电影学两个专业学费8000元/年外，其他各专业学费都是10000元/年，与往年保持不变。网上报名时间为1月3日9点起至1月13日9点止，专业校考将在春节后进行。与去年相比，北京电影学院今年新增了多个专业方向，包括戏剧影视导演的广告导演方向、录音艺术的音乐录音方向、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等等。备受关注的表演专业比去年增招10人，计划招生60人。艺术类高职的招生计划与去年一样仍是50名。
按照教育部新规，北影今年的艺术类专业考试分为省级统考和校考。考生所报考专业属于艺术类省级统考涵盖范围内的，应按照省有关招生规定执行。考生报考的专业如在涵盖范围内，请考生务必参加且成绩合格，方可参加北影组织的专业校考。(记者 刘婧)
北京1月2日电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防止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
《通知》强调，要开展全面排查，凡发现包含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及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等内容的APP要立即停止使用，要将涉嫌违法违规的APP、微信公众号报告当地网络信息管理和公安部门查处。要采用多种方式提醒家长慎重安装使用面向中小学生的APP。
《通知》要求，各地要建立学习类APP进校园备案审查制度，按照“凡进必审”“谁选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双审查”责任制，学校首先要把好选用关，对APP的内容、链接、应用功能、信息安全等进行严格审查，并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审查同意。要确保进入校园的学习类APP内容在思想性、科学性和适宜性等方面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要求，体现素质教育导向。要以“有效服务教育教学、不增加教师工作和学生课业负担”为原则，合理选用APP，严格控制数量，防止影响正常教育教学。进入校园的学习类APP不得向学生收费或由学生支付相关费用。要保障学生信息和数据安全，防止泄露学生隐私。
《通知》指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建立健全日常监管制度，明确监管责任和办法，切实保障进入校园的APP安全健康、科学适宜。今后凡未经备案审查的学习类APP一律禁止在校园内使用，不得在课外统一组织或要求、推荐学生使用未经备案审查的学习类APP。要定期检查、掌握APP内容变动和更新情况，发现有害信息要及时处置。学校和教师不得利用APP发布学生成绩、排名等信息。对违规使用、疏于管理并造成不良影响的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教师要严肃问责。
《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研究，进一步完善学习类APP内容要求、审查标准和监管办法等，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逐步建立学习类APP使用管理的长效机制，推进“互联网+教育”，发挥好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有益作用。
编者注：12月13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微信公众号发表的《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12月12日发表，原题为《教育的水平线》)一文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19日，冰点周刊再次刊发采访及观点，更全面、更深层次的还原探讨这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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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云霞
四川宜宾高县中学 2003年入学
读网络直播班应该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了，让我从一名尖子生变成了学渣。
我在我们当时的高中是第一批读网络直播班的。上高中之前，我听说学校花了30万元办这个班，听的是成都七中的课。成都七中是神话级的学校，很多人都想上，但也不是想上都能上的。
学校开了两个网络班，一个是重点班，一个是普通班，重点班是成绩很好的同学。我当时成绩还不错，但是重点班划线是529分，我考了519分，所以就进了普通班。进班的时候是全班第二。
网络班虽然分配到各科有老师，但老师不管我们，上课和自习经常不来。老师认为学生成绩好坏都与他无关，是远端老师的功劳，没有太多的责任感。
很多人自制力很差，这种上课方式也适应不了。上课是很无聊的事情，窗帘拉着，静悄悄的，同学们都盯着一个屏幕，很容易打瞌睡，而且也很难跟上成都七中的节奏。那边的老师可能花一节课的时间讲竞赛的数学和物理题目，这超出高考的范畴，对我们来说那节课就是白上。
我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课堂上睡倒一大片——不是我们想睡，而是根本没听懂。没睡的就自己做题看书。
有一次所有远端学校和成都七中一起考试排名，我们也没有兴趣看，反正都是很后面。最后我们都麻木了，怎么跨得过去呢?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和成都七中本部班的一个同学是初中同学，我们才知道即使他们成绩很好了，家里也是有请家教的。对于我们小县城来说，每家请一个家教是不现实的。我们班最后高考很差，就只有一个同学上了三本，分数下来后也没去上。
我经常做梦，梦中回到了刚进高中的时候，发现读了直播班，哭着到处找老师换班。当时是冲着好的资源才去读的，成绩也比较好，是抱着一点希望的，最后读了个专科。
这篇文章引起很大的轰动，很多人评论也认为这种模式好，我觉得很奇怪。现在我身边有亲戚和同事正想着让孩子进入直播班，我真的建议他们要慎重。
罗乾玉
四川宜宾高县中学 2003年入学
我当时是通过成绩筛选进入的重点网络班，但读了一年就放弃了。
我习惯传统教育的模式，以书本为基础，反复练习，属于记忆训练。而网络教学是优质资源的共享，有一定的门槛，很明显我起点略低，跟不上节奏。
当时课程是同步直播，没法录播和回放。成都七中的教学节奏要比我们的快，我们上了一半课程的时候，我们学校没上直播班的同学只学了三分之一。
我们是全程有老师守着的，同学没有懒惰和松懈，作业也是同期匹配。但有时候一堂课下来就懵了，不知道该问线下老师什么问题。线下老师答疑也是只能照顾到多数。老师问刚才5个知识点，哪个没听懂，他就挑多数人不明白的讲。
网络班确实打开了我的世界。当时我们电视都很少看，外界的信息是封闭的。成都七中的直播课间也是不关的，我们听那边的同学说宫崎骏、岩井俊二，根本听不懂，我们的记忆里只有大风车。
如果你的想象力贫乏，网络课程有很大优势。那时成都七中班主任讲一篇课文《我的空中楼阁》，做了一个粗糙的flash，模拟空中楼阁的样子，当时很酷炫。Flash是配着音乐的，所以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这篇文章。
后来我退出去了普通班，但是我的成绩下滑更厉害。因为在网络班有压力，普通班没有。现在想起来，那种压力是对的。如果在那个年纪，没有压力和紧张感，就容易落后。后来到了北京我才知道，一个人需要的是眼界，但是没有高考的分数，你够不着。
可以说，选择退出，是我人生的失误，终生的失误。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成都七中的班长的名字。有一次班长没写作业，老师说，你可以不写，你就去读隔壁。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隔壁就是川大。
但我们那一年只有两个人考上了川大。
吴男(化名)
川北某县中 2013年入学 2017年通过国家专项计划考入清华大学
我来自川北的一个小县城。跟着成都七中上了3年网课，有很多收获也有很多遗憾。
我印象最深的是米歇尔·奥巴马来成都七中交流，是全程直播的。成都七中的一位同学在主席台上脱稿用全英文作介绍，我们很震惊。有时候我们也会收到七中学生自己办的刊物，里面同学们参加各种竞赛，有很丰富的社团活动。
但看着那块屏幕，我们更多的是旁观者，没有太多参与感。
成都七中的老师上课是对着自己的同学，只偶尔提及远端的同学也要注意下。内容上也不会考虑到远端同学的差异，比如英语课全英文授课，我们老师就把直播掐了，自己上，因为觉得我们跟不上。那边老师提问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让我们自己理一理思路。
我以前是个挺自闭的人，但有一次晚上数学习题课，老师算错了，我突然举手，老师就让我去黑板上讲。这件事给了我很大自信，后来班上推我当数学课代表，我的数学成绩也越来越好。我觉着这种互动还是挺重要的。
我回想起我的求学路，觉得我能考上清华，不能只归功于直播课程，我自己和我们老师付出的努力也不能忽视。
网班课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视野上的开阔，直接面对现实。
直面现实的作用也是双重的。如果家庭背景和外部环境都不看，仅仅看分数，也有差距。即使能追赶到同一分数水平，综合素质还有很大差距。
成都七中的同学看起来确实轻松很多，知识储备很丰富，比如说在诗歌专题课上能直接写诗歌。课后明显那边会活跃一些，大家互相打闹。我们上课是拉着窗帘，关着灯，投影仪效果也不好，色彩模糊。看久了就很累，高三结束班上大部分同学都近视了。下课很多时候是趴着睡觉，要压抑一些。
我们直播班是单独的一栋楼，和其他班远一些，时间也都是跟着成都七中走。高一的时候校长特地到我们班来说，挑出一个清北的名额来，让大家努力争取。
但我能感受到班上努力的氛围在下降，有马太效应。我们高一进去最高分是520分，最低分是480分，相差不多。但3年后，最高分是600多分，最低分是480分。主动性自控力强的同学会显得突出，差一点的就会不断下滑，会有失落。
我觉得评估直播班的利弊，要看学生本身的水平。如果本地的高中本身就有考600分的水平，那直播班就很有用。如果差距太大，和原有的知识水平脱节，那可能迈不过那个槛。
最后高考我们班48个人，一半的人上了一本线，48个人全部上了本科。
假如我没有上这个网班课，我可能也会考一个不错的成绩。就是默默学习，在课堂上积极发问，局限在县城的小世界里。但上不上网络班不能单从成绩上衡量，如果没有，我不会听到屏幕那边的时事广播，不会接触到写诗歌和制度建设，也不会了解到本部老师提供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实习生 袁文幻采访整理)
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原帅 美国某私立高中老师
这篇报道没有说混合教育和墙中洞实验，从专业教育的角度来说是有失公允的。
(这个项目)背后是一个公司在运作。一个直播班收费7万元，建卫星设备要30万元。科技是把双刃剑。解决了一个教育不公平，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教育不公平。
不过我最担心的并不是网校收费问题，毕竟是商业社会。而是(担心)在“混合教育”里最关键的，起到监督、指导学生作用的线下老师，并不清楚自己有多重要。
混合教育(Blended learning)是什么?简单来说可以参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何克抗教授的解释：
“所谓Blended Learning就是要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e-Learning(即数字化或网络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只有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使二者优势互补，才能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如果教室里没有老师引导监督，整合学习资源，统计学生数据，调整学习进度的话，再牛的直播课也不会改变多少学生的命运。这个问题在在线教育刚起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而混合式学习又起源于在线教育。
这篇报道有失偏颇就是过于强调了科技的作用，过分渲染名校名师的光环，却忽视了课堂里普通老师重要的监督指导作用。
这些普通老师，才是最了解学生的人。学生成绩的提高和他们加班加点拼命工作有最直接的关系。但是这样长期下去，老师一直处于疲态，如果工资待遇没有相应提高的话，等他们变成“名师”以后一定会大量离校。
一个健康有爱的教育生态圈，应该给每一个教育者最基本的尊重和生活保障。美国的很多学校都在学习可汗学院(一家教育非营利组织，主旨在于利用网络免费授课——编者注)的课，比如KIPP(美国的特许学校集团，一般来说，KIPP学校的生源总体基础很差，但学习成绩提高幅度远远高于当地学区其他学校——编者注)。但是那些低收入学区之所以升学率高主要是靠家长老师学生没日没夜学习和良好的师生关系。名校公开课现在谁没看过呢?
学生的注意力基本只能集中20分钟，长时间看直播、视频肯定会走神。所以我们不能躺着教，要和学生产生互动。看视频的时候会有问题窗口跳出，回答了才能继续，不然学生肯定会睡着。还要有一个班的学生在视频下面一起讨论。这个也是以后直播课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这又增加了线下老师的工作量。
育人可能是这个世界最复杂的工作。不是一块屏幕就能改变所有人。这方面我们学校每年给学生买App在线资源，给老师报线上线下的斯坦福课程。人手一个屏幕，完全电子化。我们学生是不是应该被改变命运好到上天?其实并没有。我们每年考到斯坦福、哈佛的人数，和质量好却没钱的公立学校也差不多。
混合教育是我们已经在实践的，也可能是最接近未来的教学方式。但是永远不能忽视人的作用。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名校直播课可能像经典的墙中洞实验，给学生播下了一个种子。
这个实验是教育界的大牛苏伽特·米特拉(Sugata Mitra)1999年开始做的一个教育实验 。他在新德里贫民窟的墙上塞了一台电脑，在没有人会操作电脑的村庄里，孩子们自发地学会了上网和使用电脑。
但是真正长期持续稳定的影响学生的还是线下的老师。所以2013年苏伽特·米特拉办了一个奶奶云学校(granny in the cloud)让老奶奶们鼓励启发孩子们去互相学习。让组织式学习和远端教学相结合。
科技带给我们方便，让师生的凝聚力幸福感更强，让整个社区更有爱，更懂得奉献。却远没有上升到改变命运层面。教育的本质还是要回归到人。不能过分强调科技和名校，忽视线下老师的付出。每年六位数一个直播班的价钱，如果能拿出一部分培养当地老师，留住这些老师，让他们长期稳定地和学生在一起，才是良性健康的教育生态。毕竟，育人是家庭、学校、同伴、社区和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需要这样的报道去关注教育、投资教育。更需要在热点过去以后去监管教育，特别是监管在线教育。这块基本是空白。(原文首发于知乎)
一块屏幕不仅能改变学生的命运 也能改变教师的命运
张伟 合肥六中教师
我现在是卫星联校中的班主任，我们班所有课程同步直播，中间大概会有0.5秒延迟。我也刚刚去一个学校看了直播班级的学生，感触良多。
我们学校是老牌名校，2018年高考一本达线率大概在95%，本科达线率100%。文科最高分列全省第二，理科最新分为全省第三。这和成都七中当然没法比，(接入卫星联校的)学校和成都七中上百所学校的规模也没法比。一年前，我们学校开始接入卫星联校建设，那时候只有一个学校接入。到今年，接入的学校有5个。我们班级(一般称之为母班)和接入班级(子班)之间是六同(同教材、同课表、同备课、同考核、同作息、同教学管理)。
基本上每个学校的卫星班都是学校特殊的存在，因为作息时间不一致。当然了，也不是所有课程都要直播，目前直播的只有高考9科。除了班级所有课程同步直播之外，我们任课老师要每周提前上报下周教学进度，还需要和接入班级老师进行一节课的电子备课沟通交流，提前告之下周教学内容和教学注意事项。所有的考试也是同步的，他们的考试试卷和我们一样。
我最近走访交流的子班学校，是所在市最差的普高，学校只能选择让学生去学艺术。就这样，能够达一本线的学生还是只有三分之一不到，“985”“211”几乎全军覆没。
可能是刚接触，子班学校对卫星课堂的教学模式也是心存疑虑的，他们在听了两个月课后，期中考试没有再用我们的试卷，而是自己考了一次。结果是卫星班几乎每门课(的平均成绩)都领先学校其他班级10多分。子班并不是该校入学成绩最好的班，这种差距会越拉越大，到最后会有几百分之大。
和他们交流后，我发现卫星班成绩上不去是不可能的。子班的学生在一开始基本上听不懂理科，听得一脸懵。差距最大的是英语，几乎完全听不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子班学生加上了3节晚自习，周六补课一天。理科老师再讲一遍，学生听不懂的点慢慢也就搞懂了。也就是说，卫星班的学生投入的学习时长是远远多于普通班级的。
还有一点，卫星班孩子几乎不需要再在外面找老师补课，所有的直播课程都有录像，事后有不明白的，反复看回放，再问问老师基本上可以解决。
和一般意义上的网络课程资源不同，卫星班用的是完整的、没有任何剪辑的、最真实的课程内容录像，并且是成体系的。网络上很多资源都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教师的教学水平是有差距的。对新教师来说，完整地听一年其他老师的课，尤其是名校老师的课，真的成长很快。我们有个子班(学校)，老师在听了一年课之后，素养迅速提高，一年流失了8个，搞得校长很恼火，认为卫星课堂害人，扰乱教学秩序。
此前教师交流可能有蹲点学习，支教等形式，但直播课堂是完整地把名校老师所有的课程都原生态地展现了出来，是网上任何录像课都代替不了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块屏幕不仅能改变学生的命运，也能改变教师的命运。
(有人说)学生成绩能提高是因为当地老师肯干。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每一个老师都是肯干的，因为每一个老师都是有尊严的，都是要面子的。如果引导得好，每一个老师都是可以苦干、死干的。但你要让人看到希望，不能让人毫无希望。
来子班上了一节课，孩子们的精神面貌真的很好，虽然他们的考试成绩与理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在他们的眼里可以看到光。我去提问的时候，他们会去想，会去积极思考，虽然他们有时候还想不出来，但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从他们的身上看不到“混混儿”气，看不到痞气，看到的是读书好进之心。
报道中说，高一的孩子每次考试都会痛哭流涕，我也看过我们子班的成绩，我想也许他们也会痛哭流涕吧。但是他们已经有学生可以追上我们的学生，这样的人无疑越来越多。
离开(子班学校)的时候，我甚至不敢回头，因为我知道孩子们眼中都憋着泪水，成绩最好的班长已经哭得稀里哗啦。就像我看这篇报道，会冲动得想哭，真的感同身受。我不知道我的这块屏幕能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至少我曾在他们的生命中驻足。
我喜欢做有趣的事情。这件事情很有趣，还很酷，不是吗?
(原文首发于知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