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在福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四号线一期工程施工工地，水炮车喷出水雾给施工人员防暑降温。 新华社 图
入夏以来，热浪滚滚。
在高温天气下，不少人可以安坐在空调房里办公，但是户外劳动者，环卫工人、建筑工人、交警、公交车司机、铁路巡护工、电工、快递小哥……越是酷热，他们越是要坚守岗位，让一座座城市有序运转，不至于停摆。
为了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各地积极应对：气象部门提前发布高温预警;工会部门组织爱心人士，向清洁工等户外劳动者送西瓜、绿豆汤等解暑物品;企业及时发放高温津贴;还有一些地区引导企业，让户外员工轮休，利用早晚错时作业……
对普通劳动者的关爱，体现了一座城市人文精神的高度，也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高温保护，如何落细、落实到每一位户外劳动者身上，是一个关乎生命安全的大课题。
早在2012年，人社部等四部门就制定了《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各省区市也出台了一些条例法规，对劳动者高温下劳动、高温津贴、休息等方面做出了规定，从制度上织密了户外劳动者的保护网。
比如，这个办法规定，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等等。
但在具体执行中，一些地方落实得并不好。近日有媒体调查，一些户外劳动者在高温下工作超过8小时。
原因在于高温保护缺少刚性，执行起来弹性较大，且违法成本较低。比如，办法规定，违反保护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社部门责令改正。对于有些不自觉的用人单位来说，劳动监察部门要是查到了，就纠正;如果查不到，就省下一笔费用。
高温保护事关劳动者生命安全，我们还有更多工作去做。有关法律法规应该长出牙齿，不能温温吞吞、挠痒痒。高温天气时，地方劳动监察部门也应加大检查执法密度力度，加大对违法劳动单位的惩戒力度，倒逼用人单位主动关心、关怀劳动者，让这些为城市流汗的劳动者们获得应有的尊重。
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投案自首，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7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
本次发布不同往常，这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首次在对外发布的中管干部审查调查消息中使用“已投案自首”表述。消息发布后，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实际上，在不久前的7月12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了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受贿案，对被告人张越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一审宣判中写道：“鉴于其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归案后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问题，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大部分已退缴，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说明张越也属投案自首。
巧合的是艾文礼与张越为河北省副省级老同事。资料显示，艾文礼生于1955年3月，在老家唐山任职20多年，1998年调任河北省农垦局局长、党组书记，2003年起先后任承德市长、市委书记，石家庄市长。2011年11月，艾文礼升任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跻身副省部级。2015年转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至今年1月退休。
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中央第十五巡视组向河北省委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整治政治生态着力不够，组织肃清周本顺等人恶劣影响不彻底。在今年初，河北省委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周本顺、梁滨、景春华、张越、杨崇勇、张杰辉等人恶劣影响持续净化政治生态的通知》。这些持续反腐的高压措施，对艾文礼产生了十分强烈的震撼与威慑，也是他经过心理上痛苦挣扎后决定投案自首，并希望如张越一样得到减轻处罚的主要动因。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中央始终坚持既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又充分运用政策策略挽救干部的方针。2018年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主动认罪认罚，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的，经监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并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中，对自动投案规定了以下几种情形：被调查人犯罪以后，犯罪事实未被监察机关发现以前;或者犯罪事实虽被发现，但不知何人所为;或者犯罪事实和被调查人均已被发现，但是尚未受到监察机关的询问、讯问或者尚未采取留置措施之前，主动到监察机关或者所在单位、基层组织等投案，接受调查，属于投案自首。被调查人犯罪后逃到异地，又向异地的监察机关投案的，以及被调查人因患病、身受重伤，委托他人先行代为投案的，也属于自动投案。有的被调查人在投案的途中被捕获，只要查证属实的，也属于投案。有的被调查人投案并非完全出于自己主动，而是经亲友劝告，由亲友送去投案，也应认定为投案。
迷途知返，为时未晚。艾文礼的投案自首，再次证明党中央坚持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努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机制同步推进、同向发力已经取得卓著成效，反腐败高压态势对违纪违法者形成了强大震慑。我们奉劝违纪违法的腐败分子，不要心存侥幸，尽快投案自首，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自我救赎，争取党纪国法的从轻处罚。
北京8月6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办信息公开办)近期组织开展了2018年第二季度全国政府网站抽查。结果显示，随机人工抽查各地区和国务院部门政府网站441个，总体合格率96%。同时，继续加大对不合格政府网站责任单位和相关人员的问责力度，共有300人被问责。
截至2018年6月1日，全国正在运行的政府网站22206家(含中国政府网)。其中，国务院部门及其内设、垂直管理机构政府网站1839家，省级政府门户网站32家，省级政府部门网站2265家，市级政府门户网站518家，市级政府部门网站13614家，县级政府门户网站2754家，县级以下政府网站1183家。
第二季度，国办信息公开办随机人工抽查各地区和国务院部门政府网站441个，总体合格率96%。其中，北京等22个地区政府网站抽查合格率为100%;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山东、湖南、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连续四个季度抽查合格率达100%。各地区、各部门共抽查本地区、本部门政府网站12286个，占运行政府网站总数的55%，总体合格率97%。经抽样复核，地区和部门抽查情况整体真实准确，抽查情况和问题网站名单已在中国政府网公开。
第二季度，各地区、各部门继续加大对不合格政府网站责任单位和相关人员的问责力度，共有300人被问责，其中190名责任人被上级主管单位约谈，32人作出书面检查，68人被通报批评，7人被调离岗位，2人被党内警告，1人被停职。“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平台收到网民有效留言15885条，总体办结率99%。内蒙古、上海、江苏、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38个地区和部门留言按期办结率达100%，较一季度增加12家。
抽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网站管理不到位。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卫生局”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事考试网”等网站申请关停后，未按规定完成下线流程，仍在违规运行。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政府同时开设两个门户网站，其中一个网站信息长期不更新。黑龙江省“中国中小企业黑龙江网”于2017年第一季度被通报不合格后，整改工作未举一反三，仍存在空白栏目、链接不可用等问题。“国资委建材离退休干部局网站”首页长期不更新，且发稿日期造假。福建省“莆田市水利信息网”、河北省“张家口市交通运输局”网、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教育信息网”互动栏目长期不回应。
(二)一些网站办事服务水平不高。本次抽查的441家网站中，约10%存在办事指南信息不完整、不准确问题，如甘肃省定西市“通渭政务服务网”、重庆市“垫江县市政园林局”网等;约24%存在搜索不准确、不实用，甚至没有搜索功能的情况，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等。
(三)少数网站“我为政府网站找错”渠道不畅通。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山东省临沂市“蒙山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网、辽宁省“辽宁建设工程信息网”、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采购中心”网等未按规定添加“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平台入口，未注明网站标识码等内容，其中“蒙山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网未在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系统中填报。
(四)政务新媒体运行管理有待加强。媒体报道，近年来虽然政府网站“僵尸”、“睡眠”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类似问题在政务新媒体上时有发生。不少政务移动客户端内容长期不更新、功能不可用，公众评分和下载量较低;个别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发布信息不认真、不严肃，对群众的咨询回复敷衍了事，甚至出现“雷人雷语”，引发社会关注，给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
一到周末，看看各个商场儿童游乐园里面的小孩子，咿咿呀呀，蹦蹦跳跳，虽然吵闹，但是看着一张张稚嫩的面孔和散发的朝气，心里总是暖融融的。即使有再多的不快，也会暂时一扫而光。孩子是天使和开心果，是每个家庭的掌上明珠。但是如今生孩子却成了一件吸引全社会关注的事情。
上个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被列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少生了4亿人，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即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2017年新生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
为促进人们生育，最近，许多省份在其人口规划中透露要制定政策鼓励生育，社会上要求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网友似乎不是很买账。尤其是在城市，生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从出生到上学，经济成本、时间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孩子在上学之后，一个暑假的兴趣班就要花费数万元。因此，在城市生活的许多年轻人，并不愿意要孩子。
但低出生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开始不断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为保证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地，有些省份都表示要在鼓励生育上制定政策，这无可厚非;但更应该注意的是，要把政策落到实处，而不是画饼充饥。要让适育夫妇切实感受到政策福利，提高生育意愿。
为此，应健全社会保障，让“不敢生”变为“敢生”。很多年轻人不敢生孩子，是因为生不起，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有点超过年轻人所能承受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如果政府能够在这些方面建立品质优良、价格实惠的公共社会保障，那么对于消除年轻人生育顾虑将会产生正向影响。
生育孩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不想生育只是很多人面对巨大现实压力而被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依靠庞大的人口红利实现了大发展，而面对低生育率，政府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半月谈微信公众号8月3日报道，最近，题为《买100平方米的房子只得70平方米，这么坑的“公摊面积”到底怎么来的?》的文章在网络热传，激起了很多网民共鸣。在房价高企、调控不断加码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既然国际上基本都是按套内面积计算房价，为何我国计算房价、物业费等都要包括占比颇高的公摊面积?职能部门治理房地产行业乱象之时，能否回应公众关于公摊面积问题的关切?
从1998年进入商品房时代开始，由购房者分摊购买的共有建筑面积，就因不符国际惯例、现有法律法规没有设定上限等问题一直为人诟病。近年来，随着商品房价格攀升，部分开发商更利用普通购房者对公摊面积缺乏深入了解与测算能力，不断推高公摊面积和公摊系数，使之快速上涨并超过了30%。2010年，山东高密某楼盘推出后的公摊系数甚至超过52%，使购房者很受伤。
诚然，公摊面积问题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长期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公摊面积缺少标准、管理混乱，不仅会让消费者在购房时需支付更多房款，更使之在未来要支出物业费、取暖费等更多成本。而随着房屋精装修政策乃至未来房地产税出台，购房者遭遇到的问题还将进一步加剧，产生的各类矛盾也将愈发尖锐。
有人辩称，降低或取消公摊面积，可能会让开发商忽视公用设施部位建设、降低环境配套等公共公用设施质量，甚至进一步推高房价。但国外成熟的经验表明，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开发商试图在压缩公摊面积后占购房者便宜，购房者肯定不会答应。为了生存和获利，开发商更理性的选择，是根据市场需要造出更好的房子。
至于降低或取消公摊面积会推高“房价”之谈，更是危言耸听。因为压缩公摊面积或改成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造成的价格上涨，本身只是一个数字问题，并不会真正提高购房者负担，相反会降低购房者的未来资金压力。
其实早在2002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就以地方法规的形式，首次对商品房的计价方式做出明确规定和要求：商品房现售和预售，以套内建筑面积作为计价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权证应当载明共用部位及设施。不按这一计价依据销售的开发商，将被行政主管部门重罚。过去十几年的实践表明，只要制度设计合理，像其他国家一样按套内面积计价，并非没有可能。
公摊面积问题积弊已久，越涨越多的公摊面积实质上已经侵占百姓的利益，也损伤了市场经济的公平与公正。近几年，为回应民众诉求，广州、北京等地也开始出现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的探索。人们期待着相关职能部门在研究房产调控政策之时，能正视公摊面积问题，探索更科学、合理的计价方式，切实保护百姓权益。
如果尽快推进改革，高校拥有更大的招生自主权，很多问题将迎刃而解。
又到了一年一度高考录取的时间，学校和考生们的博弈也掀开了帷幕。对拟录取的高校而言，如何才能录取到并录取满尽可能理想的学生是一个难题。不仅二本或专科高校会面临录满学生，却总有学生放弃不来报到的情况，即使是985名校，也可能有个别学生在录取后改主意放弃的。
客观地说，录取了又放弃去读不啻是对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如果把放弃的指标用来录取另一名梦寐以求却又失之交臂的学生，多好。
所以，近期河南省就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该政策规定，如果这类考生第二年继续参加高考，将限制其高考志愿填报数量，最多只能填两个。考生失信事实也将记入其个人诚信档案，在普通高招录取中向高校提供，高校作为对考生品德衡量的依据，可以拒绝录取失信考生。
且慢，考生录取了不去读真的是考生在浪费教育资源吗?高校完全可以根据历年数据，适当超额录取一定比例的学生来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航空公司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来避免浪费运力。
问题不在考生，在学校。学校没有权力来根据历年数据进行超额录取。中国高校的录取名额是少有的还在完全沿袭计划管理的领域。一所高校招多少学生，哪些专业招多少学生，以及在哪个省招多少学生完全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下放招生指标。例如，四川一名前十的考生想填报他梦想的北师大心理学，对不起，填报不上，因为今年度北师大心理学在四川没有投放招生名额。
换言之，一所高校招多少学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学校并没有权力决定是否要超额。考生也一样，无论他填报了多少所学校，最终只能有一所学校向他发出录取通知书。
相对地，那些申请国外高校的学生，却可能收到几所乃至十几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考生可以反复斟酌比较再做定夺。
所以，考生被录取后选择放弃，从而导致高校教育资源浪费的问题，还真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大棒打在考生身上。问题的关键是高等教育录取的管理工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管理问题。从学校的层面上，特别是地方基层的高校，拟录取之前可以先与考生电话沟通，以确定考生的意愿，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录取后放弃的现象。
从教育管理部门的角度，下放一定额度的盈余指标给各所学校，而非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锁死，那么，根据历年数据，可以在大范围内减少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
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门就已经开始探索授权高校自主招生，当时划定了全国22所重点高校允许5%的名额用于自主招生。到2014年，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自主招生的高校扩大到90所，并开始酝酿探索向全体不同层次高校下放招生自主权。
如果这项改革能加快落实，高校拥有更大的招生自主权，很多问题将迎刃而解。
通过处罚录取后放弃的考生，或许能震慑一部分考生，却一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资源的效率问题。
(作者：唐映红)
日前，一段“安监支队长违停还叫板城管”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视频中一男子因为违停被城管劝阻时，不管不服，当街叫板“我是上级”，态度甚是嚣张。据媒体报道，涉事人海南省三亚市安全生产稽查支队支队长张世宏目前已被停职，三亚市纪委已介入调查。
常理而论，在与自身职责无关的公共场合，一般人都不会主动表露自己“上级”或“领导”的身份，这体现的不仅是谦虚内敛的个人修养，也是亲民敬民、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从政品德。但现实中，也不乏自认为“高人一等”、有点权力就作威作福之人。有的在交通肇事后，喝问对方司机“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局长”;有的在酒驾被查时，告诉交警“我是人大代表，你管不了我”;有的常把“我就是管××部门的”“我找你们单位领导”之类的话挂在嘴边，种种颐指气使的做派，令干部群众深恶痛绝。
违规违纪被抓现行时，第一反应不是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而是耍官威、扯“虎皮”去吓唬人，把“我是上级”当成“护身符”，表面看是急于摆脱困境才“口不择言”，言外之意却是“你不知道我是官吗”“敢为难我，你就别想干了”“这点小事都不通融，走着瞧”，不仅带着“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优越感，甚至还带有几分“得罪了我你就完蛋了”的威胁意味。口无遮拦、任性妄为甚至以权压法、挟私报复的“病征”背后，是特权思想、官僚主义等“病根”在作祟。
从政，为了什么?是为了鞍前马后有跑腿、众星捧月有派头、解决麻烦有门路，还是为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百姓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该常常扪心自问。近年来，因为耍特权、逞官威栽了大跟头的党员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还少吗?事实证明，屁股坐偏了，行为自然会跑偏，久而久之，就会离党和人民越来越远，甚至走到对立面，沦为“阶下囚”。
当今社会，随着科技进步和公众监督意识的提高，人人都是监督者、处处都有“电子眼”，越是不公平、不讲理的奇葩事件，传播速度越快，甚至会在短时间内发酵、升级为重大舆情事件。无论是在重大事故现场面露笑容而被一查到底的“表哥”杨达才，还是耍特权被曝光、“春风难再得意”的“严书记”，这些前车之鉴无不提醒党员干部，时刻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敬畏权力、谨言慎行、遵规守纪、恪守本分，切莫被“特权幻觉”迷了心窍、失了心智，干出“上头条”的蠢事。
日前，媒体调查发现，河北石家庄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在执行“幼升小”政策时要求：父母和孩子3个人的户口必须在一处才能上片内学校，否则只能接受调剂。为了孩子在片内入学，一些夫妻二人中有一方户口没在片内的，为此去办了离婚手续，由此出现了户口异地夫妻扎堆离婚的现象。
“子女与父母双方户口在一处”与“子女户口与父母一方在一处”，就是直接入学与接受调剂之别。如此规定，背后的公共政策伦理是什么?事实上，很难看出这其中有何价值层面的考量，其主要作用只是以家庭状况区分出层级，用以作为入学的依据。
公共政策如果对家庭状况作出细致要求，并以此决定明显的利益划分，那么就是在与家庭伦理博弈，在这则新闻中看得很明显。很显然，将板子打在父母身上，恐怕有失客观。面对教育资源如此紧张的局面，政策又留下了一丝切口，如此选择不难理解。
石家庄“幼升小”致离婚扎堆并非孤例，近些年假离婚或假结婚并不少见，在拆迁补偿、买二套房、孩子上学等时候都会出现，以至于在舆论场上催生了“中国式假离婚”的说法。尽管户籍改革和人的自由是改革的整体语境，但把户籍和婚姻状况等拈出，在公共资源紧张时作为限制性依据，在很多时候构成了政策制定的路径依赖。这客观上就形成了对赌，究竟是选择利益还是坚持伦理，被抛诸众多群体面前，构成他们的现实张力与艰难选择。
正像新闻源中专家学者所说：“或许教育主管部门有不得已的苦衷，片区内孩子太多，容纳数量有限，不得不采取这样‘极端’的措施。”这种苦衷，确实也客观存在。但在政策制定时，往往会决定“苦衷”向哪个群体转嫁，这可以是公共资源难以分配的苦衷，也可以是夫妻离异的苦衷。原则上说，公共政策伦理应当与家庭伦理呈现同向的价值导向，前者理当呵护并巩固后者。
归根结底，出现假离婚景观的肇因依然是公共资源供给不足。古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当代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可谓是“公共资源实而知礼节”，公共资源是否充足，政策如何导向，同样能决定公民的诚实品质与社会的道德水准。具体到石家庄的个案来说，必然是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才能实质上解决问题，才不至于构成对正常家庭关系的挑战。
当前，我们很强调社会正向价值观的树立，很多时候影响价值观的并不只是文化产品，公共政策同样能具有重大的影响权重。不妨试想，这些“幼升小”的孩子，在接受小学教育之前，还得接受父母假离婚的“言传身教”。对于父母来说，即便被反复叮嘱婚姻的神圣，却又不得不挤进入学政策为婚姻状况留下的博弈空间。反过来，社会整体道德认识水平，又必然影响公共政策的人性化程度。
政策制定者必须重视政策的广泛影响，一些怪现象，恰恰是政策“引导”出来的。个体情况总是千差万别，一一都纳入考量，为政策层层加码，目的是增加政策的严密性，却总会留下缝隙，可供个体辗转腾挪。而当缝隙越逼仄，腾挪的次数越频繁，也必然加剧震荡社会的价值根基。因此，必须放弃“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思维，始终把公平作为贯穿一切政策制定的价值尺度，寻找根本的解决之道。
【编者按】
文风无小事。
近期“跪求体”“哭晕体”“吓尿体”等浮夸自大文风频现，消解媒体公信力，污染舆论生态，扭曲国民心态，不利于成风化人、凝聚人心、构建清朗网络空间。
为了匡正各媒体浮夸自大、华而不实的文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文风“短、实、新”的要求，倡导清新文风，崇尚风清气正，人民网观点频道推出“三评浮夸自大文风”系列评论。
文风不端照见心态不正，语言浮夸助长风气浮夸。靠贬低别人、吹嘘自己来耍威风、逞能耐，已成一些自媒体账号招徕关注的惯用手法。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浮夸文风都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只会是误国害民。
不可否认，每个人、每个网络账号都有各自的写作、创作风格，正因为这种差异性和多元性，才形成了汉语世界的洋洋大观，才有了舆论场里的百花齐放。但也要看到，为文有为文的格调，言论有言论的底线。“哭晕体”“跪求体”这些浮夸骄横的文体笔法，通过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来迎合一些读者傲娇自大的心态，不仅超出了平实自然的为文格调，也僭越了言论客观公允的价值底线。浮夸自大文风的确可以激起许多麻木赞许和廉价笑声，也极容易被更多人模仿，但这样以逞口舌之快的形式谋求“精神胜利”，只会制造浮夸风气、混淆是非黑白、颠覆公众认知、极化国民心态，毫无裨益可言。
文风不是小事，因为文风还连着党风民风。语言漂浮、文风浮夸，素来是为文者的大忌。从纸上谈兵的赵括到刚愎自用的马谡，历史里从不乏夸夸其谈而引致败局的案例。有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听国民党官员和共产党人讲话的差别：前者官声官气、空洞苍白，后者为民立言、充满希望，让人感慨“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一些自媒体散布“哭晕体”“跪求体”文章，必然会助长骄娇之气，激增民粹情绪，导致民众看不清事实真相，看不到真实差距，平添浮躁傲慢风气。浮躁和浮夸，于文于人、于国于民都可说是“瘟疫”，不可不慎，不可不防。
什么样的文风才是好文风，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他曾援引郑板桥的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强调写文章应当“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讲完即止，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风提倡短实新，反对假大空，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躬身垂范的。比如“之江新语”专栏文章，每篇不过寥寥三五百字，引经据典论述有力，讲道理浅显易懂，谈问题直击痛点，文章中的许多思想和提法，现在看来依然值得咀嚼回味。
今天的中国，已经逐渐跨越经济崛起的门槛，行进在文化崛起、文明再造的关键阶段。社会价值如何建构?国民心态如何涵养?文化自信如何建立?文风的价值形塑、导向引领作用，可以说愈发凸显。无论是增强“四个自信”还是讲好中国故事，无论是引领社会舆论还是凝聚社会共识，都呼唤自信平和、谦逊朴实的好文风，都需要通过“文以载道”来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各类自媒体，锤炼好文风都可以说是不可懈怠的责任。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文风是态度，文风是作风。要让健康向上、激励人心的文风充满网络空间。
6月25日，家住武汉的余先生凌晨突然浑身抽搐，他的妻子连忙叫来120，送往解放军武汉总医院，可小区道路两侧都停满了车，司机在路口调头时连打几次方向盘被困，最终救护车倒着开出了小区，可余先生却在被送医途中不幸去世(7月2日《楚天都市报》)。
因为救护车在出小区时，被乱停的车困住，延误了救治，病人最终在送医途中去世，这种结果实在令人遗憾，也值得反思，为何会出现这种结果，如何解决这种现状。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停车难题，尤其是对于很多小区而言，由于空间场地狭小，停车难问题就更加严重，很多业主为了停车甚至采取了很多妙招。比如用其他物品抢占车位或者花钱租车位等等，但是车位资源毕竟有限，并不是抢占就能解决问题的，一些没有抢到车位的车辆就会胡乱停车，这就导致了一些车辆的乱停乱放，不是没有在停车位上，就是占据着一些急救通道，新闻中这个小区的情况就是这样，由于一些车辆并没有停放在停车线内，而且正好又停在救护车出小区的必经路口，这就给急救病人带来巨大的影响。
病人死亡与车辆乱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目前并没有确切说法，但是因为车辆乱停导致救护车被困，耽误急救时间，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这件事还是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小区业主在停放车辆时，尽量停放在停车线内，即便没有停车线，也应该规则停放，停放整齐，不占据消防等急救通道，自觉为其他车辆预留通道，多一些文明和公德意识，或者可以在车辆上留下联系方式，方便别人联系挪车等。正如余先生凌晨突发疾病，救护车在小区响了半天，如果车主听到救护车声音，能够积极下楼移开车辆，也许可以为病人争取到一点时间。
当然，我们在谴责车主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小区停车难并不是一个小区存在的问题，而是有着很大的普遍性，这也暴露出小区规划设计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就需要相关方面在规划和建设小区时，能够多一些超前意识，尤其应该考虑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长的现实，考虑到业主的停车问题，科学的规划和设计车位，尽最大限度地满足业主停车需要，解决停车难题。
针对小区车辆停放制定和出台相关措施，有关部门可以考虑研究建立严格管理制度，甚至可以在小区道路上尝试参考公共交通的治理模式，加强对违章停车的教育和处置，强化停车的日常管理，这样也许就能够很大程度避免救护车被困、病人死亡的悲剧。
让道应成法定义务
为救护车让道，应成为一项法定义务。北京立法规定，拒不避让或阻碍执行急救任务的救护车通行，将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各地不妨借鉴北京做法，立法为救护车保驾护航。同时，制定具体的管理细则，提高拒让救护车的违法成本。当然，处罚仅是一种惩戒手段，关键还是市民要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不占生命通道，主动为救护车让道。对于抢救生命的救护车及工作人员，请大家多给一份理解，特别是在路上，尽量给急救车让出一条生命通道。要知道，你的一次避让之举，意味着也在参与抢救生命。(湖北 汪昌莲)
